朱学东

我很幸运。我的人生路上，遇到的大多是好老师。

在我成长的关键阶段，我们的社会刚好也步入正常轨道，我的师长们正释放着自己过去被压抑的活力和才华。他们大多是江南一带的翘楚，因为历史的残酷，才蜗守在乡村，我也才有机会受教于他们，这是我“晚生的恩典”。（注：“晚生的恩典”概念，语出赫尔穆特·科尔，他曾任联邦德国前总理和统一后的德国总理。）

我读书的年代，极度自私的功利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我的师长们朴实无华，兢兢业业，真正地“学为我师，行为我范”。他们与我的父祖辈一起，形塑了我的道德底色和知识基础，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杨琦芳、卞炳南、倪觉、王琦仁、倪国清、徐德先、管岳林、李培森、杨金达、管元龙、蒋兆生……

我尤其要感谢李培森老师，没有他，我大概率不会读人民大学哲学系；没有读人民大学哲学系，我的人生或许也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一

1982年秋季，我进入武进县前黄中学高中部读书。这一年，前黄中学调来一位新教师李培森，还担任了政治教研室主任。

与学校大部分老师不同，新来的戴眼镜的李老师眼睛大、块头大、嗓门也大，还讲普通话！当年的前黄中学，绝大部分老师都讲常州方言，年长一点的老师，普通话都“讲不连纤”（方言，意为讲不好），讲普通话的多为新毕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

李老师讲普通话，其实口音也蛮重的，是苏州口音。我后来知道，李老师1937年出生在安徽宿县一个大家族，父亲在上海工作，后来全家移居苏州，大哥曾任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室主任，二哥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务长。李老师是从苏州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的，1960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南京的高校工作，后来一直在常州各地中学任教，最初就在前黄中学，后来又先后到厚余、泰村和雪堰中学任教，1982年又调回前黄中学，我的命运开始与李老师发生交集。

李培森给我们这届学生上政治课，课程名称叫科学社会主义。

李老师讲课，永远瞪着一双大眼睛，声如洪钟，讲得很投入，极有激情，极富感染力。我上李老师的课，不会打瞌睡，不会走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我中学时代的政治老师》，回忆的就是李培森老师何以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写道：

从李老师的讲课中，我们不仅学习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常识——虽然李老师讲课常常让年轻的我们热血沸腾——但更主要的是，激情之外，李老师以其丰富的知识，向我们打开了课本之外的世界。

比如，因为李培森老师，我知道了李秀林先生和高清海先生，知道了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概念。作为高中生的我并不知道，我们同时在接触的竟然是那个年代中国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后来我上了人大哲学系，才知道1980年代中后期李秀林和高清海都是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学术研究水平代表着当时中国哲学界的高度。

多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第一次看彼得·威尔执导、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时，突然间觉得，基廷老师对于威尔顿学校那些中学生的影响——他关于诗歌之于人生的意义的说法——与李培森老师之于我的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基廷老师让一群被刻板教条捆绑的年轻人理解了生活的多姿多彩，有诗和远方，而李老师则让我知道了教科书之外的世界，让我从课本上抬头远望，不只是借小说远望。

　　也就是看了《死亡诗社》，我突然明白了李老师政治课之于我的意义——尽管晚了10年。

其实，我今天都很难理解和相信，一个乡村中学的政治老师，竟然会在课堂上，将那个时代最高学术水平的理论——哪怕是皮毛，介绍给我们。把当代的流行学术成果介绍给中学生，似乎只有五四运动前后新学兴起时（那也只是个新名词新概念），以及1980年代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学校举办的各种讲座上。

高中毕业后我见过几次李老师，每次也有交流，大多有些仓促。我后来觉得，李老师当年的教学，某种意义上带着五四新学初起的启蒙传统，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我：

一是，激发了我对哲学的最初的兴致，我虽无哲学研究的能力，哲学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二是，大学毕业后我在相当长时间内关注着高清海教授；三是，对历史和党史产生了兴趣。

二

高中文理分科后，我因为物理实在太差，选了文科班，李培森老师又担任了我们班的历史老师。这应该也是李老师第一次在前黄中学任职历史教员。

李老师的历史课，一如他的政治课般充满激情，不仅有教学大纲的内容，还有一些课外知识。我记得他讲武王伐纣，西岐军队誓师出征时，天降大雨，众皆视为不祥之兆，武王在军前告知西岐儿郎，此乃“天洗兵也”——上天替你们将兵器冲洗干净，更利杀敌，兆大吉。一句话，原来的不祥之兆成了吉兆，军情振奋，局势顿转。“天洗兵”这个故事，就是李老师讲的。听过这个故事后，我常常用“天洗兵”来自我鼓励，至今犹是。后来读书多了，知道闻一多先生在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纪念五四大游行时，就讲过这个故事，当时天突然下雨，有些学生准备散开，闻先生登台以武王伐纣天洗兵的故事鼓励学生，于是游行照常进行。早些年，我也查到了这个典故的出处，《太平御览》载洗兵出自姜尚：

武王问散宜生：“卜伐纣，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蓍交加而折；将行之日，雨韬车至轸；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韬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

李老师的历史课对我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有一种历史观。

1985年7月我参加高考，那年的历史科目有一道20分的论述题，记得是分析评价洋务运动。我对洋务运动给予了充分评价，而这个评价即来自李培森老师。我提前交卷出来，抱着书包，坐在食堂前梧桐树下的水泥乒乓桌上晃着脚跟人聊天，李老师看到我，很惊讶我提前交卷，他说今年历史试卷很难啊，我说我能考个将近90分。

我很幸运，当年我的历史阅卷老师认同这样的价值立场。那年高考，满分百分的历史课，我得了97分！后来李老师告诉我，我历史单科成绩是当年江苏省第一。

我后来读奥威尔的小说《牧师的女儿》，奥威尔在书里写道：

历史是最难教的科目。多萝西直到现在才意识到那些孩子来自穷苦家庭，对历史根本没有什么概念。每一个上层社会的人，无论多么没见识，都对历史有一定的认识。他可以想象出古罗马的百夫长，中世纪的骑士或十八世纪的贵族。远古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等词汇都能在他的脑袋里唤醒意义，即使概念很模糊。

这段话，非常好地诠释了读历史的意义，以及历朝历代为什么把编撰历史、掌控历史教育看得如此之重。这是奥威尔借多萝西，对学好历史的正面解读。奥威尔在《1984》里，则从另一面解释了掌控历史的意义：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我今天仍然喜欢读与历史相关的著作，但不是《资治通鉴》一类。我家里拥有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书籍，可能是我个人藏书中单品率最高的。我把阅读历史不仅当作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钥匙，更视作理解通向今天和未来的一把钥匙，如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引述的尤金·韦伯的这句话：

所有艰难度过的坏年头，都是给予你经验和教训的好年头。

同样写过《论知识分子》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说过：“对历史的研究，是一种针对当代傲慢的强烈的解毒剂。”

“像历史学家一样看待这个世界是我所知道的拒绝投降的最好方式。”不久前读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斯蒂芬·坎特罗威茨说的这句话，我心有戚戚。尽管我非历史学研究者，但学历史之于我的意义，也许起源可以追溯到李培森老师担任我的历史老师。

三

恢复高考后，我就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很有名的大学。我拿到人大录取通知书后，附近认识我父母、祖父母的乡邻，见到我家长辈，都是羡慕地说：“人民大学，听说出来就是县长哦。”

虽然我是为了摆脱修地球的命运才发奋读书考大学的，也是想当个吃皇粮的新范进，但人民大学毕业出来就是县长，显然只是乡民的想象，一如范进中举后发疯癫，老丈人胡屠户为让他清醒，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手掌隐隐作痛，觉得“文曲星果然是打不得的”一样。至少，在我面前就有两个人大毕业生，没有能当县长的活生生的案例。

其实，我在前黄中学读了6年书，遇到了两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我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与现代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胡秋原同名同姓，就毕业于人大。胡老师给我的印象，仅止于一个小个子。他早早退休了，关于他的细节，我没有太多了解。

但李培森老师不一样，他以毕业于人大为豪。调来前黄中学之前，他在雪堰中学任教，有一个得意门生吴光远，1982年考进了人大哲学系。李老师总是跟我们讲起人大和吴光远，以此鼓励我们。后来和吴光远师兄成了系友，他告诉我，李老师对他影响很大，是“他让我报考的人大”。

到1985年较早时，作为我的历史老师的李老师，觉得我应该可以报考人大。大概在三四月份的某一个早上，早自习时，同学们都在紧张复习，我却埋首在一堆书后面，透过书桌上的窟窿，读着放在桌子里的军队作家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读到感人处，正有点抽噎起来。适逢李老师巡察，看我状态不对，拍了拍我，发现我原来是在读小说。他没有收缴我的小说，只是提醒道：快高考了，该收心复习应考了，考上大学，什么小说都有得读。

李老师还问我对高考有什么想法，知道我可能想报考人大时，便问我是否班干部、是否共青团员，得知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提醒我抓紧申请入团——人大对学生的政治要求比其他学校高。我大概是在那年的四五月份被接纳入团的。

1985年6月，学校举行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4个班的学生挤在一堂。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找到我，说南京大学招生办给我们文科班两个推荐名额，一个推荐名额可以加20分，高考成绩出来后，只要达到南大录取分数线，则可以加20分优先录取。要知道，当年1分就可以刷掉多少人，20分的加分，其实是一种稳上大学的保险。当时南京大学提供的专业，包括哲学、中文、法律、历史。管老师说学校要将其中一个名额给我，让我认真考虑一下，会议结束后告诉他。

动员大会一结束，我即告诉管老师，我放弃推荐上南京大学的机会，自己考。周围的同学都大吃一惊，大概觉得我发痴发疯了：“朱学东你也太牛了吧，南京大学都不要。”

管老师也有点吃惊我的选择，在跟我确认后，只是用惯常的细声慢语问我：“你真放弃？真想好了？”我再次点头确认。

当天开完会，试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写上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我当时对吉林和东北的认知，除了地理课本，其余来自小说《林海雪原》《今夜有暴风雪》以及几本已经记不起书名的歌颂上山下乡的知青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写的是黑龙江）。而对吉林大学的印象和兴趣，源于李培森老师对吉林大学哲学系高清海老师的推许。

当天晚上，父亲默认了我放弃南京大学的名额，但反对我报考吉林大学，见说服不了我，连夜骑车去了学校，找管元龙老师，希望管老师说服我改志愿。第二天的早自习，管老师告诉我，希望我能够理解父母的想法。管老师随后建议，既然我喜欢哲学，那就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他觉得我的成绩考北大哲学系也没问题，而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朱德生正是我们一个村的，我要考上了北大，也可以多个同乡关照。

我重新填报了志愿，但是也没有填报北大哲学系，而是人大哲学系。这并非我对哲学有真切而深刻的认识，而是李老师对人大的推许，也因为我在1984年读到了程乃珊的小说《蓝屋》，开始相信个人奋斗的价值，希望摆脱传统的熟人社会，为自己留一片天地。

我如愿了，后来跟吴光远师兄成了系友，住在了同一层楼道，也成了李老师的校友，而我也是李老师的骄傲。

我后来的人生选择，李培森老师当年可能也是没有想到的。后来几次返校，每次李老师见到我，总跟我聊起我们之间忍俊不禁的往事，他仍记得我在学校时的各种“聪明”“愚笨”的做法。

大概是2015年10月6日，高中毕业30周年，我们又回到前黄老校区的老教室，座谈会其他人发言时，李老师将我拉到一边，特别跟我提到读我文章的感受，他说我想表达而没有直接表达的，他都明白。他以自己的经历提醒我，还是要尽力自我保护。

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1950年代后期，李老师在人大参加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生社团。当时，他们几个年轻的学生觉得，“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峰”的提法，并不符合辩证法，他们认为应该是“一个高峰”，而不是“最高峰”。这被认为是思想错误和异端，李老师因此受到影响，后来被“放逐”至武进乡下，从此在那里娶妻生子，教书育人。

而我，正好在成长的关键时刻，遇到了正值盛年、充满激情的李老师，也因此改变了我的命运。今天的我，在精神上能走得如此之远，李培森老师就是早期我非常重要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