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凯歌:磨短时光,拍成电影

王诤2024-10-06 08:47

2023年,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由陈凯歌导演执导的《志愿军》三部曲横空出世。围绕决策出兵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打响的第一、二次战役展开的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上映后,取得了档期口碑冠军。时隔一年,又是恰逢国庆,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再度相约而至。

《志愿军:存亡之战》的故事,围绕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展开。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军一个月内连续作战,部队疲劳的同时粮弹紧缺,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命令下,各兵团主力开始向北转移休整。然而,在转移初期“联合国军”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第63军临危受命,2.5万名将士在铁原与近5万“联合国军”展开激烈战斗,历经12个昼夜抵挡住敌军步坦炮协同的数次冲锋。这场战斗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志愿军后方基地、消灭志愿军主力的阴谋,为稳定朝鲜战场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志愿军:存亡之战》的首映礼上,导演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的同学傅亮起身发言:“我俩都是1952年生人。我们出生的时候,这场战争还在进行。刚刚长大了一点,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身边的不少大人都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归来的。可以说从小就见到过真实的志愿军战士,接触过这些英雄。没有想到在一个甲子之后,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演员在凯歌导演的调度下,真实地再现了抗美援朝的故事。这么多年,悲欢离合我们都经历了不少,觉得自己已经很坚硬了,但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确实也掉了眼泪。”

同学老友的发言,让陈凯歌也很是感慨,“在四中念书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么多年之后,你坐在这,看一部我拍的电影。”而这番老同学间的对话,如忆海泛起的浪花,亦可以视作一个标注:那场战争虽经过岁月淘洗,却不应被国人遗忘。

“我最害怕就是这些人被遗忘,这是我去拍《志愿军》三部曲最大的动力。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一切荣誉归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陈凯歌说道。“我计算了下,三部曲拍摄的镜头总数是一万两千多个——通常来说,一部动作片顶多也就两千以下(个镜头)。什么叫磨?就是和时间磨,和自己的耐心磨,和我们想拍一部好电影的愿望来磨。最后,我们把时光磨短了,电影拍成了。”

而如何去再现那场70年前的战争?在《志愿军:存亡之战》中,战士李想刚回到北京不久,就接到了归队赴朝参战的命令。他娴熟地扎好绑腿,打起背包,从窗口射入的阳光均匀地铺撒在他的身上,利落的动作震落起周遭的尘埃。那“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英姿,瞬间便在大银幕上活画了出来。

此情此景,不知道会不会让陈凯歌联想到自己的19岁?那一年,少年凯歌在云南参军入伍,当听到紧急集合的军号声,想必也会如此这般周身上下,把自己收拾得紧衬利落。

【对话】

战争片到了要升级换代的时候

澎湃新闻: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你的电影。特别是2019年,在筹拍《我和我的祖国》期间,你提出了“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短短十二个字可以说为新时期主旋律商业片的拍摄,开辟了新路,更提升了认知境界。此次执导《志愿军》三部曲,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伟大历程的大银幕制作,我想先听听你的总体性思考和拍摄缘起?

陈凯歌:对接手《志愿军》三部曲的导演工作我是有考虑的,对于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拍抗美援朝三部曲,我是有创作上的野心的。正是因为几十年以来,前面有若干影片在那,我反而觉得其实应该能够拍得更好,战争片也应该到了要升级换代的时候了。

首先我就觉得战场能不能给拍真了?战争场面很容易被拍得很假,你如果没要求,肯定就是假了。第二就是人和战争能不能裹在一块写?没有人的战争算什么战争呢?没有对人的情感、人的关系的具体表现,你怎么能够让观众喜欢这部电影,怎么能共情?在规划上头,我基本上是这样想的。

澎湃新闻:在《志愿军:存亡之战》(以下简称《存亡之战》)的首映礼上,你提出“文戏武拍,武戏爆拍”的八字诀,是不是三部曲每一部都有这样提纲挈领的归纳?

陈凯歌:我们是这样规划的,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是缘起,这仗是怎么打起来、怎么发生,怎么决定的?新中国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把这些交代清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部《存亡之战》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写战争中的人,而且是战争中的普通人。这一部中,高层领导出现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了。其实不论是抗美援朝战争也好,甚至包括抗日战争也好,都是中国的农家子弟拿起枪来保家卫国,主体是他们,是他们一刀一枪打下来的,这是最大的历史真实,是我们的电影必须去还原的历史真实。

坦白讲,拍戏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存亡之战》中的铁原阻击战是2.5万志愿军对阵5万“联合国军”,激战了12个昼夜。实际情况肯定比电影展现的还要惨烈,有场戏是下着大雨,我军战士坐在战壕里面说起自己的家乡事——中国人为什么讲家国?这两个字和我们整个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人有自己的氏族、家庭,在此之上是我们的国,这种串联起来的关系对这部电影来说特别重要。

第三部写的是我们要准备迎来和平,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冲突矛盾造成的流血仍然存在。有人说你花4年时间拍摄完成《志愿军》三部曲,等第三部上映的时候,可能就是第5个年头了,值吗?其实正是因为我有创作上特别求真的想法,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的。如果是应付差事,说我把这个戏拍了,拍成什么样算什么样,那才真正是不值得的。

澎湃新闻:在抗美援朝期间,大小战役、战斗很多,为什么第二部《存亡之战》着重选取了铁原阻击战?我在观影中看到志愿军将士因简就陋、因地制宜,引入了汽油火攻、泄洪水攻。这些战法很接地气,让我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水淹七军”、“火烧赤壁”。

陈凯歌:在军事上,我并不能算是一个专家。但不管是查阅哪一方的战史资料都很清楚,铁原阻击战难打,对方是步坦协同,300辆坦克集群开道打我们的轻步兵,我方则是因为补给线被敌人的空军限制,大炮的炮弹运不到阵地上来,而且也没有一辆坦克可以阻敌。这种情况下,铁原又不能有失,63军188师的战士们只能挖战壕,靠手中的步枪,顶多还有波波沙冲锋枪这样的苏制武器,加上反坦克手榴弹,以及缴获和仿制的巴祖卡火箭筒去和敌军对抗。这个仗要怎么打?就像是片中战前动员里,战士们喊出的那样: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这句话出典是毛主席当年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讲法。

所以这次对铁原阻击战的展现,我最重视的戏份就是两方的肉搏,在一些奇袭的桥段中,我们也加大了冷兵器刺刀参与作战的比例。近身肉搏就是刺刀见红,拿起手边一切可用的东西消灭敌人,我不捅死你,你就打死我,战场就是这么残酷。当然了,像你刚才做类比的古代战法,可以说也有化用。因为战斗不仅是拼勇敢、拼精神,它还需要很多精准有效、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火力和兵力悬殊于敌军的情况下,我军在一防和二防之间设置了“汽油阵”,包括把阵地上的弹坑注满水限制敌坦克通行等等,靠比较巧妙的方法制胜,这也是我们对铁原战场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澎湃新闻:近些年来,随着一批国产战争片的推出,我们对于拍摄战争场面也已经逐步同国际接轨。在你看来这部《存亡之战》中最难拍摄的战争场面是什么?

陈凯歌:谈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很多数字,整部影片涉及到的服装加起来大约有25000套,仅志愿军的军服如果上秤去称就得有5万斤。铁原阻击战是《志愿军》三部曲中最大的拍摄场地,我们在河北天漠辟出20万平米的地方再造战场,拍摄时长长达3个月,不啻为也是一场“硬仗”。这需要我们全体摄制组投入极大的耐心,就像做衣服一样,一针一线地“缝”。前景中的演员表演过关了,但后景中的群众演员表情不到位,那就得重拍一遍。再比如说涉及到肉搏战的戏份,一招一式都是经过设计的,被打倒后怎样解围?都需要具体的调度,不能随便来。

“旗如人,人如旗”互为表里

澎湃新闻:《志愿军》三部曲作为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立国之战的系列电影,肯定会在“司令部真实”和“战壕真实”两个方面着墨。有了第一部的铺陈,第二部就我个人观感更偏重于“战壕真实”,更偏于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关系。我们以李默尹(辛柏青饰)和一双儿女李想(朱一龙饰)、李晓(张子枫饰)这个家庭为例,他们贯穿了三部曲,谈谈你的想法。

陈凯歌:在剧本创作阶段,我们打磨了很多稿,开了上千小时的会反复修正,终稿剧本是13万字。我们想的就是不仅要展现气势恢弘的战争历史,更要在细节处融入人物的个体命运,从“大”到“小”不放过任何细节。我记得在创作初期我和编剧花了10天时间座谈,就聊人物设定,拆解每一个人物的经历、诉求和人物弧光,以此表达抗美援朝不只是军人的战场,更是全民族的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

李默尹一家其实是个伤心的家庭。李默尹和妻子都是职业革命者,敌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们分别被捕。在刑场上,他侥幸死中得活,她牺牲了。等于说李想、李晓从小就没了妈妈,而父亲还要继续革命,只能把一双儿女送给别人寄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角色是缺失的,说是有血缘关系,实际上却好似陌生人。这样去处理和描写,对后来他们各自的结局特别有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这家人刚在北京团聚,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与其说是团聚,不如说是为了分别而来。李想面对父亲是有些叛逆的,他还一直想从父亲口中探寻母亲当年的死因。李晓虽然在父亲面前是个乖乖女,但她也不知道怎么与这个“从天而降”的哥哥相处,而哥哥又是个直男,不善于表达情感。兄妹临别时,妹妹给哥哥的水壶上别上了一朵小花,就是这么一个平凡又普通的东西,最后在战场上变得那么珍贵,不仅是李想,所有战士们传递着这朵小花,他们对未来所有的憧憬和希望都是通过这朵小花来表现。

澎湃新闻:提到中国军人的精气神,片中的李想、孙醒(陈飞宇饰)、杨三弟(张宥浩饰)三位战士想请你分别点评下。李想是营教导员,除了政工干部该有鼓动士气的一面,他的作战风格是怎样的?

陈凯歌:李想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基层指挥员。营教导员在部队里已经是个干部了,那时的部队讲宣传,讲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人的因素第一从哪来?主要就是讲的思想工作第一。在军队中,从连一级的指导员、营一级的教导员再到团级和团级以上的政委都是非常重要的职位。

我们把李想设定为是一个营的教导员,实际上全营的士气人心都是由他来凝聚,凝聚在他身上的。同时他又是一名作战高手,片头他从西安坐火车回北京,一路上山川河流的地形全都记得清清楚楚。片中他在父亲李默尹面前舞动红旗,再到最后把红旗插在营指挥部上方,这其实是一种呼应。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面红旗,红旗就是李想本人。一面旗帜的存在不是为了被卷起来的,而是为了飘扬,旗帜上的弹洞就是战士身上的伤口啊。旗如人、人如旗,他站在旗子下头,他们就是合体的。

澎湃新闻:孙醒身上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情形,这在过往国产历史战争片中是较少展现的。杨三弟在这一部的角色是战损记录员,这样的身份就我个人记忆,之前也没有出现过。

陈凯歌:没错,在展现战士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后出现应激症上,过去的战争片是较少触及的一个点。但我觉得所谓战争片要“升级换代”指的就是这个,我们不仅要关心战士肉体的牺牲和创伤,也应该去关心在战争中受创军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此才是全面地去展现战争。

饰演孙醒的演员怎么样去表现失忆症状态下的精神面貌?这时他的眼神应该是空洞的、呆滞的。而等他逐渐恢复后,眼神里的光芒则是坚定明朗的。前后一定要表现出这种反差,这确实是个挑战。在上一部电影中,杨三弟也是因为亲眼目睹了排长在面前牺牲,对他形成了极大的刺激。

我是希望在《志愿军》三部曲中,尽量出现一些过去没有触及到的人物类型。包括朱亚文饰演的军工专家吴本正,他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知道现代战争是海陆空的立体战,对于志愿军入朝作战,他是从怀疑到信服,再到加入,在这一部中最终也成为了一名战士。片中吴本正和“警卫员”张恒孝(欧豪饰)是一对缠绕的关系,在对方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名战士对他来讲有多么重要,当战士牺牲了,吴本正才突然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澎湃新闻:谈到演员表演,我还想再提下辛柏青饰演的李默尹,这是一位虚构的我军一线参谋,他的独特性在于受命深入前线学习现代化战争,这个设定在以往影视剧中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辛柏青也不是第一次跟你合作了,谈谈他这次的表演以及在片场的带动作用。

陈凯歌:柏青这人非常低调,他不是特别好张罗什么。他参演《志愿军》有两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就是他的韧性,实际上他在剧组参与拍摄的时间最长,来的次数最多,人家一声不言语,真的是该来就来。同时他作为老大哥,他表演上的细腻,在年轻演员面前的确起到了带头作用。首映礼上我在大银幕前看他的表演,更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魅力。

什么叫染了风霜?你看柏青的表演,在第一部中,他的眼神是绝对清澈明朗的,在第二部里,他的眼神依旧坚毅,但中间已经有了悲怆。因为到了第五次战役,作为一线参战的参谋,他目睹了战士们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柏青这一次实际上是悄然间换了一个演法,不是原来那个英气勃发的李默尹了,而是把作为父亲的一面演出来了。其实除了在战场上的一双儿女,所有这些年轻的战士都可以视作他的“儿子”,他的那种关爱和不舍是丝丝缕缕透射出来的。

澎湃新闻:抗美援朝作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也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面对世界上最强的敌人。谈谈你对战争中敌人一方的刻画,有一个怎样的原则?我注意到在《存亡之战》中,接替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指挥官司令李奇微,从军事指挥角度,他也喜欢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针对我军补给的问题,提出了“七日定律”。包括63军对垒的敌将詹姆斯·范弗里特,他是美军大炮制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个军事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就出自此君。

陈凯歌:如果说英勇善战的解放军在国内解放战争期间,面对蒋军是摧枯拉朽的话,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面对的敌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还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才更显现出它的价值。所以在《志愿军》三部曲里对于敌方的展现,不能是脸谱化、漫画式的,也不能把他们说的都是猥琐不堪。

他们也是职业军人,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到战场。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便是傲慢,不管是李奇微还是范弗里特都是骄狂傲慢的。你提到的“范弗里特弹药量”,他在上甘岭这么一个地方,一天倾斜下30万发炮弹,基本上把美国国内的弹药量库存都给打光了。查阅战史资料,这个人物也有自己情感上的问题,他唯一的儿子作为“联合国军”轰炸机的飞行员,战死在朝鲜。我们在电影中还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描写,虽然篇幅不能太多。这就像是画画,有的地方要工笔精雕细刻,有的地方则要大而化之,稍微粗放一点,所有的点都均匀用力,那也就不是电影了。

澎湃新闻:如何定义《志愿军》这一系列的美学风格?在《存亡之战》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关键的意象,一颗国内小学生寄给志愿军的水果糖,李晓送给李想的小绒花,以及李想面壁和最后牺牲时看到的七星瓢虫,这些意象也带有你过往的影像风格。

陈凯歌:你提到的这些意象,我觉得首先是“表”,然后我们再说“里”。就比如说这只七星瓢虫,它展现了我们的年轻战士对小生命是非常热爱的。他在面壁的时候,其实是走神了的,他看的就是这只小瓢虫。最后牺牲前,这只小瓢虫就变成了他自己,两个生命是一起消失的。我们是想展现志愿军战士并不是僵硬刻板、毫无情趣的人,不是,他们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会注意到天地间这些小小的生命。这就是“表”与“里”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设计细节应该是做导演的基本功。我们都说四两拨千斤,可能一个好的细节,瞬间就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在片场,不少戏都是临场才决定要这么做的。举例来说,吴本正和1营战士在前线开座谈会,了解我军装备和战法,原定就是一本正经地讲武器,拍了一天我总觉得还是有点缺陷,这太直给了,虽然也谈到了战士们的牺牲,但温度没有完全上去。我就说加场戏吧,大家吃点什么,现场只有那么一篮山果子。吴本正把这些果子分给大家,重点在台词里说的是“一人一个,大家都有份”,即便是有位战士双手负伤,最后喂给他,他也有份。就是要努力做到细节生动不生硬,你一生硬就没劲了。

那面红旗也是,最后李想把旗子插到阵地营指之上,这场戏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觉得打到全营就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表演要有那种瞬间沉思的感觉,再把电线上的塑料皮给咬掉(预备爆破同敌人同归于尽),半天才吐出去……这些动作你细想都大有深意,这是他生命即将走向尽头决绝的表现。他难道不想同父亲、妹妹团聚吗?但此刻就要同阵地共存亡了。

另外像孙醒也是一样,在打完临津江战役之后,所有人都在身边忙碌着打扫战场,就他一人在那儿站着,脸上那种表情,那种空洞的感觉,你都不能想象他曾是从松骨峰上下来战士。

归根结底,我们对演员的表演是有要求的,这才是拍这部戏最大的难度,怎么能够让人物和演员从形到神合二为一。

“尊严,就是凛然不可犯的气概”

澎湃新闻:过往,提到你作为导演总会带有“学者型”“文艺”的标签,但梳理你的作品,头两部《黄土地》《大阅兵》都是涉及到或者直接描写了军人的形象。我知道你也曾有过五年从戎的经历,这对拍摄《志愿军》三部曲有什么加成?比如电影中,李想从北京家中出发前,利落地打理起行军背包、扎起绑腿,我想这些你都是有生活经历的,能不能具体介绍下?

陈凯歌:我是1971年在云南参军入伍,1976年复员转业。这也是我非常值得珍视的一段人生经历,而且我当兵的时候,军队的作训体系同志愿军入朝作战期间相较,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自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那些老传统都还在。今天的部队早已经装备现代化了,各方面也都不大一样,我反而没有那么熟悉。我参军那会还是要打绑腿、打背包,这些事我都会。

我们当年打背包通常都是在部队紧急集合的时候,而紧急集合通常都发生在夜间——这也是我拍《存亡之战》时为什么会提出要“文戏武拍,武戏爆拍”?因为战争是动态的,要给观众一种感觉,即使我们的战士还没上战场,他也是行动的,人心是在动的,电影里每一秒的镜头都特别珍贵。当年我们紧急集合,你得一边穿衣服、提裤子,一边跑着打背包,我的纪录是二三十秒就能把背包打好。

而且当年战士们其实没有枕头,睡觉的时候枕着什么呢?我们管那叫“包袱皮儿”,里头垫的是换洗的军装,睡觉的时候压着,正好也平整了军装。然后旁边就是背包带,只要紧急集合的号声一响,起来把这“小枕头”搁在被子中间,三下两下就得打好喽。绑腿一般而言,不行军不捆,因为勒得慌,夜里紧急集合时也并不要求打绑腿。

澎湃新闻:上世纪80年代,你凭借《黄土地》走向世界影坛,今年正好也是这部电影的四十周年。在我看来《志愿军》的故事内核,保家卫国依然是“土地与人”的关系。在《黄土地》里出现了陕北信天游,而在《存亡之战》中则选取了《黄河大合唱》中最具民俗风格的小调选段“河边对口曲”——“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还有那句奇袭前战士们想到了节气时令,脱口而出的“芒种前后,种瓜种豆”,都表现了战士们对土地深沉的眷恋。

陈凯歌:从我拍《黄土地》到现在40年了,在我的电影里有一样东西是一直没改变的,就是说拍一部电影,是为什么而拍?你是真的被触动了吗?你真的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用摄影机加以表现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是一个我反复跟自己说的事儿。大家在《志愿军》三部曲,特别是在《存亡之战》中,可以看到我作为导演很多的个人感情。如果没有我个人感情的投射,这部电影的温度就没有那么高,一定是这样的。

《河边对口曲》就是民俗小调的风格,而恰恰是这种小调反而最能清晰地表现出老百姓的心之所向,就是思乡啊。就像我当年插队、当兵到了云南,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家乡北京啊,没别的。而最能够触动观众的,也是片中的志愿军,他们身在异国他乡,最思念的也是自己的故乡。这也是之前剧本里没有,现场加以发挥,增加的戏。就如同插旗子一样,到了该插起旗子的时候。

在电影中加入这首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它看似温情,背后是一种决绝和大勇:我们是不会降的。在我过往的电影里,会有这样一种一脉相传的东西,或者说我本人就欣赏那样倔强不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梅兰芳》里的“十三燕”,《荆轲刺秦王》里的荆轲、赵姬,还有向秦王啐一口吐沫的赵国儿童,都是如此。什么叫尊严?尊严就是凛然不可犯的气概。

澎湃新闻:刚才你也提到了家乡北京,不管是《志愿军:雄兵出击》里国庆一周年时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行业代表,还是《存亡之战》以鸽哨中的老北京城开头,都能看到你对北京的熟稔和热爱。我想问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家乡情结与这一系列电影的关系?

陈凯歌:其实李默尹一家是落在了北京的,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熟悉这座城市,就纷纷走向了战争。所以我在创作上的想法,尤其是到了第二部《存亡之战》,它是从北京开篇的,是从一片和平、祥和中开篇的——我们要展现的是极其惨烈的战争,但最先呈现给观众的是和平的景象。大家能够看到整个城市的全貌,瓦蓝的天空、宁静的街巷,听到那些孩子们的欢笑声等等……可谁都没想到这个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

北京这个地方,我确实觉得是和平之地,在解放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它是未被战火染指之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北京特有的这种鸽哨声,实际上是和平象征。同时,我们从地理环境上说,北京的位置又很特殊,在古代它是边关锁钥之地。到了明朝,要不是燕王朱棣,就不会迁都在此。他定都在这儿,实际上也是表达一种决心,就是对北部边境以外可能侵略,持一种对峙的态度。而新中国之所以决定抗美援朝,从历史的时空呼应上讲,也有一种对照的作用。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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