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要画瘦马?——元明画从龚开谈起(之三)

李冬君2024-11-13 14:32

李冬君/文  

春风远矣——天马汉唐风

龚开为何要画马?而且画的是“瘦骨”骏马。

除了惊世的笔墨内涵,《瘦马图》还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疼痛情绪,在画面的每一个骨头缝里若隐若现,如泣如诉,一位南宋末年的亡国士人的遗士情怀,与每一位偶遇者共鸣不已。

龚开放弃肥臀嘶鸣的皇家骏马俗套,以“马肋骨”表现天马的骨气,就透着叛逆与抗争的意识,在唤醒南宋遗士的悲情理性的同时,还以其艺术天真备份了另一脱俗的审美形式。

公元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栏目中,有一条“保甲养马法”,也许会给出我们对龚开“瘦马”好奇之“马迹”。

史载,宋朝每年从边州买马,交给“养马务”,但因马越来越多,“刍粟”消耗很大,政府负担不起,王安石便想了一个“与民同牧”的办法,新法新气象,对西夏一战而胜。

但“保马法”在执行过程中,弊端渐露,加以党争,宋哲宗一登基,便废除了新法,“保马法”也随之废弛。

遥想汉唐长安,骏马丽天,群星璀璨,连诗人都飙出骑马过天衢、踏遍长安花的诗性豪迈,更何况那些拥有“西北志”的“天之骄子”们,呼啸着开拓边塞的长调,划过长安到昆仑山,回荡在西域长廊,撩拨天马竖耳,辨识负有天命的骑手。

汉家美少年霍去病,便是马背上的天命启明星,他就像一座活火山,跨上战马,一骑绝尘,快如闪电,让大山倒退,使大漠变小,直捣匈奴肺腑;他以天马的速度驾驭时间和空间,奏凯歌于北海(贝加尔湖),封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庆功。可惜启明星,挟雷携电,倏忽而过,转瞬即逝了。死时年方24岁,就像美少年亚历山大之死一样,留给历史唏嘘的千古遗恨。

七百多年后,汉人那飞扬的“西北志”,被唐人在马背上奔腾起一个更大的盛唐气象。唐人是宝马的风格大师,是宝马审美标准的制定者。爱马画马、吟诗诵马,唐人比汉人更有过之,刚刚从“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吟中醒来,又沉醉于战马的矫健与搏杀,骏马荣膺唐人的艺术宠儿,唐三彩以马最多。

唐太宗与汉武帝,是在同一片热土成长起来的帝王,比起皇孙出身的汉武帝,他又是第一代拼杀出来的帝王,更与天马有换命之交。他不但命人雕塑“昭陵六骏”,以此怀念与他出生入死的战马,还写了一首《饮咏马》诗。读诗,似乎更能接近他内心对战马的体贴与柔情,当他看到坐骑饮水小憩的场景时,瞬间被战马、水花、落缨的柔软悬停打动了:“骏骨饮长泾,奔流洒落缨”,“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骏骨”“龙种”为君王口中惯用之词,以示他对战马的致礼。

“骏骨”典出《战国策·燕策一》,语出郭隗劝燕昭王“厚币招贤”,以五百金买千里马的马骨以示天下,至唐,“骏骨”一词方始流行,唐太宗应该是“骏骨”的领风骚者。

唐太宗称赞“骏骨”,有“昭陵六骏”为证,其矫健不驯,肥臀高昂,也许唐人以胖为美,也连累了马臀。

唐玄宗时,画马流行,曹霸、陈宏、韩干、韦偃等皆为御用画马师,韩干所作“辕马图”“马性图”“照夜白”,亦皆玄宗坐骑,以臀肥为美,乃韩干“画眼”,流为审美风尚,成为马范式。

汉唐以马为国风,那么宋呢?画风变了。

无论宫廷画《千里江山图》,还是士人山水画,皆未予马以重要地位;从“花石纲”到《清明上河图》,在宋徽宗的蓝图里,早已没了汉唐“西北志”的格局,他只配骑驴。

在他的艺术细胞里,花鸟,山水,还在曲水流觞,更有令他沉醉的“花石纲”从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皇家,汴河两岸百姓,也在他乐见的消费文化里安居,清明时节,有200多种动物,来汴河两岸赶集,多为驴子,马很少,诗人也多骑驴。

宋人咏马画马,也没了唐人的丰满气韵。

李公麟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艺术状态,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趣味心态,纯粹的、放松的、自由的、好玩的自愈巅峰,连他自己都自叹“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

除了画院待诏,北宋士人赏玩笔墨,几乎都是这种游戏状态。李公麟的《五马图》,在豪极一时的“澄心纸”上,白描“天马”,五马列队,按唐马标准,肥臀俊伟,墨线精谨,神态各异,但慵懒、闲淡、斯文,少了汉唐飞扬,多了几分宋人信步。

《眀皇击球图》,宝马香车,轻裘环翠,华丽而炫耀的表情,俯拾皆是。马做着各种姿态的模特式表演,画家似乎忘记了,马在唐朝,即便竞技也要“舞霸天下”,提示尚武意识,而公麟画马失了大唐霸气,多了些纤细、柔弱以及内敛的宋人气质,据米芾说,他连家藏的“天王画”都会细弱无气格。

然而,龚开画马必瘦骨,而且更为“执拗”,在“瘦马图”里,我们发现,那眼光的光源,仍来自遥远的西北大地,他思念的“太一天马”,来自西极。龚璛曾题《龚圣子画马》诗:“人问能有几天马,试问来从西极者,二十万匹从贰师,攻破大宛仅得之,执驱校尉奏妙选,帝闲自此收权奇,未央宫门铜作式,矫矫如此龙八尺,绊者自绊逸者逸,不是老龚谁貌得。”这应该是一幅群马图,而且是带有深刻历史记忆的一群“天马”,“云想衣裳花想容”,龚璛的这首诗让我们想象这应该是一幅壮丽画卷,虽早已不得而见,但,我们终于获知了“瘦马图”的精神光源。

公元104年,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大宛,迫其国人,放出汗血宝马,任汉家挑选,为了求得宝马,汉武帝为习马者专设的“执驱校尉”一职,随军而至,终于为汉家挑选了几十匹具有上等资质的“天马”,以及三千多匹普通的马。

一千多年了,唯有龚开听懂了汉武帝对“天马”的叹息,也听到了霍去病驾驭天马的嚯嚯余音,他的笔墨里,澎湃着“沾赤汗兮沫流赭”的血性,他要扭转御马肥臀的审美积俗,让“天马”的内在骏骨触目可见,揭示其“驰容与兮跇万里”的动力。

尽管龚璛比龚开小44岁,但他与龚开志向相戚,趣味相投,他深知龚开对天马的“苦恋”,幸亏有他的诗赞留存下来,我们才得以有揣度的凭依,想像那“群马”若龙浮现“天行健”的场景,如马踏飞燕的英姿。“群马”立,则如未央宫门上“铜铺首”之威严,闲适起来,则“绊者自绊逸者逸”,羁逸自如。

一千多年前,“贰师将军”将大宛天马带到了汉家皇厩,而大唐“天马”,则不仅逐鹿于西北,拼杀于宫门,乃至成为了以科举“逐鹿长安”的“数风流人物”标配的时尚。

迈入14世纪,士人的情怀里,戎马和渔樵并起,英雄放马归山,看破了王朝,行走于体制边缘,转身为渔樵,流行为文人诗画的主题。

从龚开到龚璛,都活在这般想象中,人在东南为渔樵,却常有西北戎马情怀,与龚开不同的是,龚璛还曾出仕元朝浙江儒学副提举,可不久便致仕,在“存悔斋”里,重操文人旧业,以诗言志,抒解其心情,过着文化江山一渔樵的沉郁日子。

就在那些如诗如画的日子里,他仍然没有问向蒙人——何以能入主中原?亦未投一瞥关注于闽、粤海疆,一任海事茫茫。

他更多关注像龚开这样的士人,春风远矣,一片焦土。夕阳下,一位“遗士”牵一匹骨感如柴的瘦马,笃定在斜长的历史影子里,踽踽于时间的古道上,公然拒绝迈入未来的门槛。

遗士已备好个体化的磨难,以后的日子,日日皆关乎他个体灵魂的安顿。与孤独纠缠,他已经挣扎过了,骨裂之后,竟别裁一种有骨气的生命趣味,士之人格,除了骨头,还有什么呢?

天净沙——量身打造“瘦马”

南宋逝矣,一去不返,可龚开并非无家可归,他的家,在文化的江山里,那是一个可供独立之精神的安顿之所。

从57岁以后,近三十年中,龚开以画为生,最能表现遗士之独立情怀的《瘦马图》《中山出游图》以及《笳拍图》等,在穿越了已历千年的历史尘埃之后,犹能唤醒我们同频共振,激发我们沉寂的审美激情和即将被纷纭信息埋没的独立意识。

鲁一同是龚开的同乡,清朝道光年间一位大学者,他深谙画道,曾言“龚君画手时无匹,南渡以来第一人”。

“画人容易画手难”,他以“画手时无匹”,誉龚开为“南渡以来第一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画马容易画骨难”,若还要画出马的骨气来,那便是难上加难了,以此论龚开,就不但是“南渡以来第一人”,而是古往今来,罕有其匹了。

龚开称之为“异时”的那些日子,正是他发现自我,回归自我之时,这成功而又悲壮的诗意远遁,成为他自由职业生涯的开端。他活着的第一使命是为南宋两位英雄义士的精神守塚,第二使命,就是为获得自我的尺度、自我的极限,以检视一个遗士弃绝体制的生存状态,以诗文立此存照,以绘画见证历史。

以此,他开始了一个遗士的生涯,按惯例,他还够不上先朝遗老级别,但他的行为语态,却展示着故国士范的尊严。

那是个讲究“气节”的时代,对遗士来说,气节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可以肯定,气节会给作品加分,但气节,仅仅是画家的士格操守,不是画家拿出来示人的艺术作品。绘画,并非为表现气节,而是表达艺术家的观察以及由观察所产生的思想。至于龚开,气节就像他归隐不仕一样,谦逊地归隐在他的作品里,而绝未以归隐的名义,钓气节的高分,去迎合流行的口味。

他以隐蔽低调的方式,安顿自己,却惊世骇俗。《瘦马图》为其惊世骇俗第一笔,龚开之前没有,龚开之后也没有,谁能画出这样一幅骨气通透、骨相峥嵘的骏马呢?

一位遗士的人格沉郁感,已经不属于任何时代了,它超越了“市马头骨”的噱头俗味,更无视皇家马厩里被赋予的“天马”头衔,他只想画一匹瘦马,那种能够充分表现深嵌于骨子里的战马的内在,将“西极天马”的审美标准深入其骨髓。

他自书其画《羸马图》,亦即《瘦马图》,以此看来,他已自居于以艺术对抗现实的王朝局外人的立场,这不但是一种民族性的政治立场,还是一种个体性的文化政治化的立场。

这一立场,让我们很容易就想起马致远的那首元曲小令《天净沙·秋思》之“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形象,简直就是为龚开量身打造的,前面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也是龚开行走于苏杭之地的写照。

词人呼唤“瘦马”,但“瘦马”是个什么样子?龚开将它画了出来,他画出了自我意识——那是一匹战马,它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时刻在倾听,听从天命召唤。

据说,乾隆帝看到这幅《瘦马图》,惊叹它的清骨脱俗,御笔一挥,改为《骏骨图》,本来不俗,改了就俗,马背上的民族,不解“瘦马”的江南风土,借唐宗“骏骨”一说,来为《瘦马图》正名,唐肥宋瘦,乾隆不懂“宋瘦”那“宁做我”的风雅,经他一改,天马龙骨变“骏骨”,“瘦马”发福,清人又由宋返唐了。

天马在江南,它隐于“小桥流水人家”,文天祥在《指南录》里发现了它,当他就要人头落地时,他告诉侩子手,要让他的头颅朝向南方,去接江南的地气,去通江南的民意,让天马把他的灵魂带走——“魂兮归来哀江南”,托付于龚开了。

于是,“断肠人在天涯”,伤心人别有怀抱!龚开将文天祥的《正气歌》画入天马的骨髓里,把“天地有正气”变成天马的骨气,那骨气,不仅能留住文化的根,还守卫着中华文明的底线,有这骨气在,中国就在,“胡运从来不百年”!

所以,清初皇帝,从康熙到乾隆,不断下江南,来接江南地气,来通江南民意,乾隆眼独,发现《瘦马图》。

他将“瘦马”改为“骏骨”,将流落民间的天马,纳入一代王朝的皇厩来解读,他如此读来,怎能读出原来“瘦马”所蕴含的由文化个体性来担当的“独立之精神”的“龙骨”?

这样的“龙骨”,乾隆用帝王学的眼光怎么读?帝王的眼光,能以“骏骨”读《瘦马图》,但要读出龚开的“独立之精神”来,那就不仅关系到他的新文艺的眼光足与不足,更取决于他对“独立之精神”的取舍——要还是不要,以此决定他读还是不读?通常来说,帝王之于“独立之精神”,都是格格不入。

幸运的是,他没用文字狱的眼光来读,没有读出“瘦马”对于王权的挑战意味,没有读出“瘦马”所蕴含的汉家军魂,没有从“瘦马”那无敌的眼神中读出“驱逐鞑虏”的决绝,否则就该问一问:那《瘦马图》是该毁还是当留?就像乾隆禁了以民间起兵替天行道的《水浒传》一样,他也会毁了《瘦马图》。

然而,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诞生以后,都会拥有各自的命运,从时间的属性那里,或多或少,都能分享到一点永恒,因而具有普世和传世的价值——指向人类,通往未来。

就此而言,龚开的血性及其作品,在王朝中国里,未禁乃其幸运,禁了又如何呢?如若分享永恒,属于未来,那它就还会复兴,因为,还有文化中国在,会在文化中国里复兴。

以《水浒传》为例,该书,初由龚开画出水浒人物,为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提供了人物形象的原型图,此书一出,呼唤江湖侠义,倡导民间正义,只为“驱逐鞑虏”。

故其在明朝,曾一度流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就提到了明人“耽嗜《水浒传》”,那时,《水浒》刻印,官私两可,坊间纷纷,从嘉靖到崇祯,百余年间,刊印31次,崇祯时,九州民乱,四海兵起,有一屠夫,名曰“李青山”,于梁山泊旧地起兵,仿水浒人物行事,朝廷忌之,故禁了《水浒》。

清初,总结元、明两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要谨防民间起兵。尤于明清之际,为防“反清复明”,也曾严厉禁书,尤禁《水浒》,但结果却是,从顺治到同治,二百多年里,《水浒》的刊印,并未停止,居然也达到了22次。

乾隆18年,颁布上谕,其中,就提到了“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可“自我朝一统以来”,就开始学习汉文,学什么?定了两条标准,一曰“通晓古事”,二曰“于品行有益”,按此标准,朝廷“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但是“近有不肖之徒”,翻译《水浒》《西厢记》等小说,“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坏了满州习俗,还说“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并敕令,此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

这样的禁令,是针对满人的,生怕满人汉化,被诲淫诲盗的汉人带坏了,《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重点要禁的,另外还有虽然影响不大,但同样循循善诱,且坏人心术的,如邪词俚语的说教,靡靡之音的歌谣,也在被禁之列。

如果针对汉人,那就不光是教化问题,很有可能,还是个政治问题,尤其《水浒传》,本就是一本“民间起兵”的指南、“驱逐鞑虏”的导读,若与“反清复明”挂钩,搞不好就要砍头,但即便如此,还是禁不住,禁了书,它又变成戏曲演出,变成歌谣传唱,于是,清廷又来禁戏曲、禁歌谣,可悠悠众口,群众双目,如何禁得住?可不,禁了《水浒传》,《水浒后传》又出。

可笑那位乾隆帝,与《水浒》不共戴天,却又不知龚开为何人物,竟然称其“瘦马”为“骏骨”,他若知龚开是水浒人物图的原始作者,肯定要将《瘦马图》与《水浒传》一并都禁了,可历史如此吊诡,偏要啪啪打他脸,让禁书者本人成为一个导致禁令之堤崩溃的蚁穴,让龚开的幽灵,在他身上徘徊。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至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