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非礼勿吐”

张修智2024-11-19 23:04

张修智/文 去年底告别工作了五年多的萨拉热窝,回到久违的祖国,眼中所见一切,都被时光幻化得格外亲切,网上购物的便利尤其令人赞叹。不过,唯有一件事情,依旧像过去一样令我感到强烈不适,那就是随地吐痰现象。我发现,这一陋习是如此顽强,居然昂然伴随我们进入了AI时代。

生活在首善之都的北京,我却发现,在这里,无论是衣着光鲜之士,还是面色黧黑的农民工,许多人都共享着随地吐痰这种习惯。单位距天安门只有几公里的路程。有一次我在单位主楼门前经过,眼见对面走来的一位30多岁、身着深色呢子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男士,响亮地将一口痰吐到水泥路面。平素我喜欢去香山流连,痛心地发现,即便是这么风光如画的地方,也并没有勾起一些人的爱惜之意,他们视园内便利的垃圾回收设施如无物,照样豪迈地将一口口的痰吐到地上,每每让我看得痛心疾首。

在痛苦心情的笼罩下,我重温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于1984年的《大洋两岸》一书。该书作者是美籍华人学者阚家蓂,书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也谈随地吐痰》。彼时中国国门刚刚重开,海外华人、台港澳同胞得以返回故土,探亲、观光,做文化交流,但浓烈感人的乡土之情并没有让他们失去客观观察的眼光,令这些海外游子吐槽最多的,便是随地吐痰现象。阚家蓂就是对这一现象反应格外强烈的一个。本书中,她不但写了《也谈随地吐痰》一文,专门表达对随地吐痰这一陋习的反感与痛心,还在《美籍华裔第二代看祖国》一文中,介绍了当时17岁的儿子谢安平对祖国的观感,其中也谈到了随地吐痰问题。儿子对祖国山川与人情之美赞不绝口,但也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到处可见的随地吐痰行为。

在阚家蓂的笔下,故国到处可见的随地吐痰这一陋习,让她感到格外情难以堪。“随地吐痰,西方国家的人不能理解,而中国人却习以为常。据说当初上帝造人,造个能开关的嘴,是为进食、饮水和说话之用,食物入口,经过消化系统后,再把不要的东西由另一端排出。而许多中国人却把帮助消化的唾液,无缘无故随时随地吐出,从早到晚,只要觉得口中有些东西,呸的一声就轻而易举地吐出来,后果如何就不管它了。”《也谈随地吐痰》一文开宗明义,上来就对此一陋习展开口诛笔伐。接下来她说,这一陋习,不但她自己难以接受,也让她的许多海外华人朋友感到蒙羞与不满。“还有一位‘缺德’的朋友,他说他在北京华侨大厦斜对面街口那个人行道上,随便数了一下,地上差不多有几十口新旧痰迹,他说若把每天全国同胞吐出的痰汇集起来,一定可以成一个小湖……无怪有人讥讽说,中国人的随地吐痰,可称为‘国吐’,这话你听了之后,又作何感想?”

为随地吐痰现象困扰的阚家蓂突发奇想:“吐痰,成为家常便饭,真不知是何时开始遗传下来的伟大发明?当年孔老夫子若在‘非礼勿视’等等之外多说一句‘非礼勿吐’,又将如何?”

是呀,如果孔老夫子当年说上这么一嘴多好,可是我们没法奢求他老人家具有如此超前的意识。一位经济学家说,随地吐痰是前现代农业社会里的行为习惯,那时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比较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吐痰,对别人构不成危害,进入人口密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极大拉近的现代城市文明后,随地吐痰具有了外部性,痰中包含的细菌会对他人构成损害,于是随地吐痰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让阚家蓂不解的是,从前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所以有随地吐痰的恶习,但中国人民的健康已经得到普遍改善的情况下,随地吐痰这一恶习想不到仍未戒绝。

其实,类似的疑问,远远不仅属于阚家蓂一人。改革开放之初回到故土的海外华人与台港澳同胞,鲜有不对祖国普遍的随地吐痰现象感到困惑。香港著名医生、雅好旧诗词写作的陈文岩,曾经作过《见人随地吐痰》一诗,表达对内地随地吐痰现象的疑问与批评:“唾地有声理不亏,管它病菌撒高危。因何陋习知难改?”

尽管对国人随地吐痰的陋习出语严厉,但我们不必怀疑阚家蓂陈文岩们的爱国情怀。阚家蓂是安徽合肥人,抗战时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学专业,后从台湾赴美求学,从雪城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大学。经历了国难的她,对于祖国怀抱炽热的感情,她在书中说,自己在故土游历的过程,一路伴着激动的泪水。陈文岩亦是如此,他的几本诗集中,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忧国忧民之情。民间有句俗语说,挑毛病的才是买家。真正在意的人,才会指出问题。阚家蓂陈文岩对祖国随地吐痰现象的批评,也应作如是观。

东邻日本以干净、卫生的习惯闻名于世,对于随地吐痰的行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予以严厉治理。1904年,饱学鸿儒胡玉缙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端方之命,去日本考察该国的政治与学术状况。胡玉缙在日本考察半年多,用日记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见闻与观察,归国前就在东京印制成《甲辰东游日记》一书,深切寄望能借助它山之石促进自己国家的进步。该书当时印制数量极少,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重新整理出版。隔着两个甲子的时光,让人不能不对胡玉缙对日本社会考察之深入、观察之细致而心生敬意。有趣的是,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与随地吐痰有关的细节:“惟警察之令,凡吐痰于器皿外者,罚一圆九十五钱,或訾其苛细。余谓痰中有巴纥鲁斯虫,痰干不死,能飞入半空,人吸之往往得传染肺病,其为此禁,亦卫生警察之一端。”可见身当清末的胡玉缙已对随地吐痰的危害有所认识,并对日本严厉治理这一陋习表示认同。

可叹的是,120年过去了,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随地吐痰这一陋习还是如此严重。在小红书上,可以看到很多吐槽国人随地吐痰这一陋习的内容,其中一条的标题叫“北京要不改名痰城吧”,说在北京“基本上每走400米,你就能收获至少一个中年人(不论男女)气沉丹田,然后用尽全力把自己最后一点唾沫全部喷射出嘴外·······要是稍往地面上看看,得,全是痰迹。”这条信息下评论者众,一面倒地表达对随地吐痰现象的厌恶,有北京人表示,痰城的说法名副其实。

今天,走在中国任何一所城市的大街上,很容易就能看到各种醒目、宏大又漂亮的标语口号。坦率地说,这些宝贵的公共资源,还不如实实在在地用在扭转、治理诸如随地吐痰这种陋习上,多做些随地吐痰危害的宣传与提醒。街头上可以摆设痰盂,免费提供卫生纸巾。在美国大选、AI吸尽国人眼球之际,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自家房间里这头臭名昭著的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