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

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加征关税。全球化自由贸易旧秩序终结，美股暴跌、美元下挫，经济前景乌云密布。这让我们意识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相对论”的世界——相对于外部日益极化的各种乱象，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反而显得更加珍贵；“特朗普2.0”时代开启的各种激烈举措推动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是进步？精英有哪些盲点？美国不断暴露出的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各方开出的药方，也为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镜像，以分析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问题。当前这个“相对论”的世界让我们更迫切地需要校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试举几个例子来理解什么是“相对论”的世界：相对于混乱的世界，中国保持了秩序和稳定；相对于过去几年对安全的追求，发展再次成为引擎。这种变化在“特朗普2.0”旋风吹过的美国映衬之下特别明显。从2月末起的各种访问中，能明显感到美国弥漫着一种信任的缺乏：精英对“特朗普2.0”团队缺乏信任；民众对精英和专家缺乏信任；普罗大众对传统媒体缺乏信任。这带来一系列问题。

资本市场也是如此。美股的泡沫被两支箭刺破，一是特朗普毫无章法的关税战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二是仍在持续发酵的DeepSeek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高科技公司被低估的现实正在被挖掘出来。

今年是《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十周年。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产业政策驱动高科技发展的效果，尤其是当下AI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中国和美国到底谁能更快将AI推广应用落地实现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显然，AI在中国的政府侧、消费侧和商业硬件侧都有快速部署。未来如果能再涌现出一批类似于DeepSeek的创新成果，加上政府对吸引外资、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一再释放积极信号，市场信心有可能进一步恢复。

美国和欧洲对发展中国家减少援助，马斯克在美国大砍USAID，欧洲需要提升军费，这也引发了对外援助的讨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对外援助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以及从借款到股权投资的合作方式显得更加务实，也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当下的需求。

最近，不少美国人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再能建东西、造东西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2026年即将在京沪之间通车的时速450公里的高铁将两地通勤时间缩短到3小时之内；而美国加州旧金山和洛杉矶的高铁仍然是空中楼阁。中国能够建设这件事越来越成为中美之间的差距。中国的can-doattitude，也就是能干精神，在混乱的当下特别值得颂扬。在“相对论”的世界，东升西降在所难免。东升西降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三年都没修好的纽约溜冰场

1980年代初，纽约市长科克责成港口管理局修缮中央公园里的一个滑冰场。貌似简单的工程拖了超过三年才完成，预算超标，最终建成的滑冰场制冰有问题，根本无法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政府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没办法做成？原因在于对政府的质疑，担心工程腐败，担心政府官员将利益丰厚的项目包给跟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利益的承包商。为此美国各大城市都通过了类似法案，比如纽约的法案就规定超过5万美元的市政工程项目必须经过招标，而且需要将一项市政工程分拆成不同环节，管道、电力、暖气、通风和最终建设等环节都需要单独招标，每个环节都由出价最便宜的承包商竞得。这一系列制度制衡的结果是好心办坏事，政府根本没有人手和能力来协调不同环节，市政工程一再延期、超预算也成为常态。

还是以中央公园溜冰场改建工程为例，一个承包商负责将滑冰场地基下面的旧管道拆除，换上一套全新的技术复杂的管道。但港口管理局不同环节招标流程衔接出现问题，另一个负责铺设水泥的承包商直到一年后才开始工作，这时候新铺的管道已经暴露在外一年，风吹雨淋、下雨被淹，留下巨大隐患。此外，铺设水泥的承包商因为计算失误，水泥准备的量不够，为了赶工期竟然选择稀释水泥，且没有按照规则做压平处理，最终水泥和管道问题一起导致滑冰场启用之后制冰状况连连。

这个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有一个纽约地产商出头承诺自己可以用比政府报价低得多的价格在一年之后重修溜冰场。最终，他以政府报价六分之一的成本，六个月完成了项目。答案并不复杂。即使溜冰场这种相对简单的项目，仍然需要有经验的总包商协调各个项目的分包商，权衡成本、能力、经验、此前合作的信任度等多个维度。被规则管死的政府更突显了私人承包商的成事能力。

那位解决的了问题的纽约地产商人正是特朗普！

美国不再能建设了吗

四十多年前纽约市的市政小项目是美国建设能力退化的缩影。三本新书《丰裕》（Abundance）、《为什么什么都不行》（WhyNothingWorks）和《动弹不得》（Stuck）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美国的困境。

《丰裕》提供了经济分析的视角，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角度来检讨美国的问题。美国偏爱“需求侧改革”，对市场盲目信任，认为只要有需求就一定能创造供给。从应对新冠危机中不难看出需求侧改革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手中握有大量资金，不去买商品的话就会推高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因为疫情造成供给侧的瓶颈，也会导致在美国像汽车这样的商品价格不断飙升、推高通胀。

《丰裕》提出美国商品经济繁荣的假象之下其实是在人为制造公共品的稀缺。整体而言，美国工薪阶层面临四座大山：首先是住房，房价激增但新房建设的供给跟不上，因为各种邻避（NIMBY,notinmybackyard，意思是“就是别在我的后院”）现象制约了房地产开发，其结果是贫富差距和代际差距（年纪大的有房者和年轻的无房者之间）日益拉大。其次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乏善可陈，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地铁等基础设施日益陈旧却缺乏维护和翻新的资金，高铁等新型基础设施难以推动，纽约建造一条新地铁线路创造全球费时最长、单位成本最高的纪录。第三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费用增长，过去四十年美国高等教育学费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让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就背上沉重的学费债务负担。最后是医疗，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人均医疗成本最高，但人均寿命却不升反降。

在消费品极度丰裕的表象之下，掩盖着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丰裕》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五十年前，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就能买房，但负担不起一台电视机，高科技消费品非常昂贵。现在，买一台平板电视几乎是白菜价，让许多人都有一种过上中产阶层生活的虚幻感觉，但想要买房却千难万难。这是因为美国在过去五十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制造大国变成了消费大国。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引擎，但过犹不及。

回看整个4月特朗普在关税问题的表现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不难发现美国之所以能够让消费商品变得如此廉价，与全球化和中国制造乃至将供应链拓展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不开。美国希望通过关税与广义的中国制造脱钩殊为不智。但美国面临的更大危机其实不是制造业空洞化，而是在本土提供公共品变得越来越难，政府越来越不能成事。

政府为什么不能成事？《为什么什么都不行》从进步（Progressive）思潮变化的维度思考美国为什么会陷入政治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处处掣肘（grid－lock）的境遇。我们经常用gridlock来形容美国政治为了限制做坏事而过度制衡的制度设计，虽然没办法做坏事但也无法真正做成事情，这个现象在美国政治和政治之外等提供基础设施公共品上同样如此。

追求进步者通常认同以下的论断：女性有生育自由（包括堕胎的自由），全球应该积极应对气候变暖。但这两个论断涵盖了进步主义者的两层有时会相互冲突的思路。这与美国建国者所提倡的两套思路类似。一套以汉密尔顿为代表，他认为美国作为松散的联盟力量不够强大，他健全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推出统一的货币、构建中央银行，整体想法就是自上而下建立更为强大的联邦政府，帮助美国迅速成长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另一套则以杰斐逊为代表，他认为恰恰是强大的英王政府给了各个北美殖民地以巨大的压迫，既然独立战争胜利，应该赋予独立的各州更多的权力，不再重蹈强势中央政府可能带来新的压迫的覆辙。杰斐逊的论断可以对应女性生育自由；而汉密尔顿的想法则支撑了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强大的政府行为。如果进步主义者无法把这两个论断统一起来就会出大问题。

美国之所以陷入僵局恰恰是钟摆在过去几十年摆向了杰斐逊一边，进步主义者不断质疑政府的能力，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限制政府的行为，而坚持小政府的保守派更是推波助澜。这些制度和思潮的结果让政府无法成事。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纽约市曾经的确可以成事，可以不顾工薪阶层的反对修建穿过哈德逊河的隧道。但1970年代后，这种成事的能力就丧失了，并不是说大家不希望建设，但因为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太多，虽然都有建设的意愿，但要统一各方的意愿细节却非常难，每一方都可能作梗。纽约中央火车站作为最重要的枢纽，每天运送客流超过大纽约地区三个飞机场加总，却持续五十年没办法做任何的修缮。对大多数旅客而言，进入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第一眼看到的门面其实是邋遢和破旧的。

《动弹不得》从社会流动性停滞的视角来分析为什么美国社会会变得如此撕裂，也从侧面回应了美国建设停滞的原因，因为社会流动大幅降低了。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移民国家，有非常好的社会流动传统。在三四十年前，每年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会搬家，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十二分之一。美国人喜欢搬家，因为美国鼓励人追逐机会不断改变，不搬家就意味着人在某个地方动弹不得，因为富人区出现普遍以邻为壑的邻避现象，用高房价限制住了阶层流动。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华盛顿富人区一家人家院子里插的小牌子，一个牌子上用多国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写着“移民，我们欢迎你”，而另一个牌子则非常明确地说“选不！”对什么选不呢？对在社区修建大型公寓楼选不。邻避现象其实是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和社区阶层固化的表现，也从某种侧面揭示出冠冕堂皇的多元旗号之下阶层固化的一元，那些最好的社区基本上就是最贵的社区，普通人很难支付得起。如果溯源这些最好社区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人们能够打破种族歧视（比如对黑人、犹太人、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却无法打破阶层的歧视，在一个时期是为了让社区更好发展的改革措施，比如区域规划和建筑规范，给了地方政府和社区以巨大的权力。现在，这种权力就变成了排他的权力，为了保护房价和避免社区改变而对“陌生人”（新移民）避之门外。

在有着众多工作机会的美国大都市尤其如此，比如湾区，比如波士顿附近。区域规划让建设新房变得越来越难，不断推高这些地区的房价和租金，让许多人不得不搬离。美国现在一半的租客将超过30%的薪资用于支付房租，有25%的租客房租占薪水比例一半甚至更多。

动弹不得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特别富裕的社区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同质化，用高房价和其他手段限制新人进入；另一方面则是穷人也不得不拴在自己生长的社区，因为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而没有办法搬走，阶层跃迁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些从小到大从没有搬过家的贫困社区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要高得多，因为美国社会正面临一场社会流动性危机，获得机遇已成为经济精英的特权。

重新理解东升西降

美国最大的困境并非特朗普所认为的制造业空心化，也不可能通过特朗普向全球挥舞关税大棒得到解决。美国的困境在于美国无法提供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尤其是住房、高等教育、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医疗等方面。美国的工薪阶层头上压着好几座大山，消费品的丰裕掩盖了公共品的不足。美国也因为社会流动性的大幅下降，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这是美国的困境。

工薪阶层对政府“建制派”的不满推动了特朗普上台，马斯克对官僚机构简单粗暴地砍经费裁员属于开错了药方。让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真正培养出建设公共品的能力，赢得选民的信任，弥补市场的不足，才是正确的选择。美国需要降低毫无节制的消费，增强政府重新建设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讲，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需要启动属于自己的“供给侧”改革。

如果说美国是在消费的路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制造，尤其是公共品的制造，中国恰好是美国的镜像。中国经济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是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都太低，长期徘徊在40%以下，而美国接近70%。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球也处于后排位置。这两个数据揭示了中国长期消费不振的原因。

在全球化充满挑战、出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时代，不仅仅是对美出口会面临高关税，如果想要把对美出口转向其他发达市场势必也会引发这些地区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这就更需要我们去思考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消费问题。东升西降，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很简单，需要东升的是国内消费增加，从分配做起，让老百姓有更多钱消费，西降则是对外出口的下降。

新加坡印度裔外交家马凯硕对东升西降的定义很有启发。他认为东升西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方面是更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加入富人俱乐部，比如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而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的快速成长更是全球经济史上现象级别的；另一方面则是亚洲的做事方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马凯硕认为，这种亚洲管理和做事的思想应当加入到西方主流思想之中，将它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取而代之或者一争高下，兼收并蓄很重要。中国擅长的成事思想恰恰是值得全球借鉴的东升之处。

“相对论”的好处在于让我们不断审视自身，以他者为镜像。因为“特朗普2.0”时期的混乱，美国人才会想起以中国发展为参照。同样，当我们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时，也需要以其他国家为参照。其中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个是消费不振，如何刺激消费，长期与务实的态度尤为重要；另一个则是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加速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很大程度上人口结构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

理解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未来深刻的影响，需要我们对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继续深入分析；努力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切实通过高等教育完成阶层跃迁的可能；同时进一步改革户口制度，鼓励更多追求工作机会的人口流动。

以美国为镜像更凸显在推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坚持长期主义和务实主义的重要性。长期主义要求我们在众多目标中找到并坚持体现普通老百姓最有获得感的价值目标；务实主义则强调善于调动资源、敢于采用新技术，最终将事情办成。

（作者为财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原总编辑，晨读书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