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门罗不战栗，这正是她让你战栗的原因之一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艾丽丝·门罗揭示了人类境况以及女孩和女人内心世界的真相。

正因如此，当门罗的小女儿安德里亚·斯金纳披露，其第二任丈夫杰拉尔德·弗雷姆林（GeraldFremlin），也就是斯金纳的继父，从1976年她9岁时就开始对她进行性虐待，而她多年以后告诉母亲，这位著名作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站在虐待她女儿的人一边，公众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应。许多门罗的忠实读者感到深深的厌恶，一些人甚至建议剥夺她的所有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人则用“背叛”来形容这次冲击——门罗既背叛了她的读者，也背叛了她的文学遗产。

斯金纳说，她“希望这个故事，我的故事，成为人们讲述我母亲故事的一部分。我再也不想看到任何采访、传记或活动，不涉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我的母亲在面对事情真相时，选择与施虐者在一起并保护他的事实”。

斯金纳要求的清算已经开始。了解到斯金纳的遭遇后，我们对门罗以前的许多作品有了不同的解读。在她的作品中，性、性胁迫以及残暴的男人利用权力压制女性的方式，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她以高度的敏感性和智慧探讨了这些主题。然而，现在我们知道，她在将这种敏感和智慧带出她的作品并融入自身的现实生活时，在最关键之处失败了，这让这些故事感觉比以往更加陌生和黑暗。

写于1993年的《破坏者》，可能是门罗的隐秘生活被揭露后，最广为重读的故事。前一年，25岁的斯金纳决定告诉母亲真相。她写了一封信，以一个警告开头：“亲爱的妈妈，请在阅读这封信之前找个地方独处……16年来，我一直保守着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一生都害怕你会为所发生的事责怪我。”《破坏者》以两个孩子莱莎（Liza）和肯尼（Kenny）开场。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对孩子漠不关心。他们的家里“没有秘密之处——一切都是裸露而简单的”。姐弟俩经常闯入公路另一边的中年夫妇拉德纳和碧的地盘。拉德纳是一名标本剥制师，也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二战老兵，他打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桥梁、森林和阴凉的池塘交错纵横，一个“如丛林般幽深”之地，充满了“热带的威胁与纠葛”。

在这个沼泽之国里，阳光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投射进来，有的地方没有丝毫光线。在某些地方，空气浓稠而隐秘，而在另一些地方，能感受到轻快的微风。气味时而刺鼻，时而诱人。某些小径让人不由自主地保持端庄，而某些石块则相距跳跃之远，仿佛在召唤疯狂。

正是在这里，莱莎觉得大地上仿佛有瘀伤，草丛里弥漫着瘙痒与羞耻。当读者后来意识到拉德纳的所作所为时，这番景象的描写会像一股股战栗袭来。最巅峰的门罗笔法。

门罗就是如此。她让你战栗，但她从不战栗。你有时会希望她会战栗。但那样你可能就无法体验到读她最精彩的故事的秘密感觉。门罗不战栗，这正是她让你战栗的原因之一。

我的确战栗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忍不住感觉很恶心。这是一个关于虐待儿童的出色故事吗？是的。它也是某种理论、自我辩护或道歉吗？很难说。门罗以极其微妙的手法，揭示了拉德纳多年来一直在性侵莱莎，或许还有肯尼，至少肯尼是目击者。我们最初以碧的视角看待故事，似乎她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情。直到故事转到莱莎的视角，真相才逐渐浮现出来。莉莎认为碧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并“拯救”他们，但碧没有看到。

“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带来安全，”莱莎绝望地想，“她肯定能做到。她只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女人，那种坚定不移、界限分明的女人，行事果决、精力充沛、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然而，这并没有发生。

“上帝赋予了碧使命，尽管她并不自知。只有莱莎看到了。”必须指出的是，叙述者特别将碧描绘成弱者——这是美国精神病学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Herman）描绘施虐者伴侣的关键。专制的父亲将不平衡的权力强加于家庭，而顺从的母亲或出于恐惧或出于选择而退缩。母亲不是禁止父亲的诱惑或性行为，而是抵制“看到”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公开秘密。

这篇故事最终收入1994年出版的门罗短篇小说集《公开的秘密》，将一部涉及如此可怕事件的作品起这么一个名字，真让人震惊。也许这不是门罗自己决定的，但看起来实在是太奇怪了。不管怎样，门罗还是在故事中为碧写下了这样一句毁灭性的文字：“她最终还是原谅了拉德纳，也许是说服自己把那件事忘了。”

小说写道：很久以后，15岁的肯尼因车祸离世，莉莎也从大学辍学，转而信奉宗教。更晚的时候，拉德纳住院了。碧打电话给莱莎，让她去拉德纳家看看。莱莎和丈夫一起来到拉德纳家。出乎丈夫意料的是，一进家门，莉莎就开始了疯狂的破坏：清空抽屉、撕书扔书、摔碎碗碟、将野生动物标本踩在脚下、把枫叶糖浆倒得到处都是、扔酒瓶砸窗户，房子被弄得一团糟。莱莎的报复姿态是一种象征，它冷静地叙述了一个更为无形的毁灭——她童年自我的破碎。

现在读《破坏者》，感觉门罗似乎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她为此感到羞愧。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法承认自己的羞耻，于是她把这种羞耻写进了故事，并把故事写得异常精彩。她似乎道歉了，但只是一种推测。我们不知道门罗的想法和感受，以后也不会知道。我们只知道她做了什么，那是可怕的；我们也读到她写了什么，那是杰出的。

故事一发表，斯金纳就读到了，并且后来看到它被收录的书名《公开的秘密》，她一度感到希望，认为母亲开始正视发生的事情。“我以为这可能是通向更多真相的途径，往前迈了一步，”她告诉来访的记者。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她开始觉得，母亲的小说是相反的，是维持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生活的方式。像《破坏者》中的碧一样，她无法成为那种“坚定不移、界限分明的女人”。

在《破坏者》中，门罗这样评论碧：“当然，她可以自欺，但那不是她的天性。即便在循规蹈矩了这么多年后，她还是没有养成那样的天性。”其实，门罗正是最大的自欺者，应了她此前说过的一句话：“没有谎言比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言更强大。”

门罗动摇了我们对什么的信仰？

门罗的写作技艺从来不缺乏崇拜者（她是如何打破那么多规则的，她怎样做到在时间、空间和人类心灵中自由穿梭），人们一直认为她在写作时充满智慧，远比她的角色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当角色（通常为女性）容忍失败的男人时，当她们忽视自己的直觉时，读者感觉门罗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俯瞰着这些可悲的女人，以悲悯而非祝福的眼神看着她们。换句话说，大家把这些故事不是看作榜样，而是反面教材，展现了如果屈从于操控者的最坏意愿，人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然而现在，一切都坍塌了。门罗小说中那种卓越的同理心，难道真的是单纯为了虚构的目的而存在吗？她是否和故事中的角色一样，容易陷入道德盲区和性别歧视？她是否在她的书页之外比她故事中描绘的无数有缺陷的母亲更加有缺陷？她是否在自己的家庭中延续了她的那些故事中揭示的不公正权力结构，这些结构阻止了女性在面对男性显而易见的虐待时为孩子挺身而出？这样的共谋，能成为写出美文的源泉吗？

显然，她不是个智者。更糟的是，她是个骗子。女性主义者尤其失望。门罗成为让自己女儿沉默的一方，与女儿的施虐者结盟，并且在现实中从未向女儿道过歉。她本来就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写作关于女性的女人；女人们曾以为她勇敢、独立，对男人和生活无所畏惧。

更何况，存在一个普遍公认的事情：母亲总是把孩子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并且会将这利益置于自身之前。大自然使得这一点成为一种必要：没有持续的照顾和关心，一个婴儿将会死去。如果母亲不保护自己的孩子，那谁来保护他们呢？他们何以生存？这一点深植人们内心：不管持有何种女性主义信念，我们都期望女性成为好母亲。那么，作为伟大女作家的门罗，怎么可能不了解关于母亲的这一基本女性特质呢？

所以，当人们得知门罗——曾如此精彩地描绘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是洞悉她们秘密想法、痛苦与渴望的大师——竟然在童年虐待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动摇了我们对哪些事情的信仰？她的写作？她作为榜样的角色？母性的原型？无论动摇的是哪一个，其影响都是深远的。因为看起来门罗似乎了解人性的一切，理解我们如何思考与感受，特别有关我们该如何生活。

先说女性和母性。门罗一向被誉为女性主义作家，但当被问及是否女性主义者时，她往往会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相信讲述女性经历真相的重要意义的人。她的故事往往不会描绘女性之间的尊重或爱意，对她而言，女性间亲密关系的慰藉，总是过于暴露，过于脆弱。

在某种意义上，她非凡的能力——能够精准地描述女性的体验——更多源于观察，而非认同。女性身份于她，更像是获取素材的途径。在《蒙大拿的迈尔斯城》这篇故事中，叙述者讲起一次家庭公路旅行时说道，有写作抱负的女性只有在摆脱家庭的束缚、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时，才感到希望。

写作是门罗的职业；而母亲的角色则不是。“我非常感激有了她们，”她曾这样说过她的女儿们。“然而我也必须意识到，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可能不会有她们。”她的大女儿希拉（Sheila）的回忆录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母与女的生活：与艾丽丝·门罗一起成长》（LivesofMothersandDaughters:GrowingUpwithAliceMunro,2001）描绘了门罗对文学的不屈奉献，那是一种孩子视角下的固执背影。我们得知，门罗常常在洗衣房写作，周围堆满了家什杂物：洗衣机、烘干机、熨衣板。她在家务琐事之间，或者在希拉和她的姐妹们午睡或上学时，才得空写作。

像门罗那样写作，是一生都在观察生活。要能够看到很多，同时隐藏自己。当《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Sun）1961年称她为“写短篇小说的家庭主妇”时，她只是继续写作，最终成为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家。有人建议她写中长篇，门罗承认作为家庭主妇的限制：“我曾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我学会了在空闲时间写作……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而且这是一项比我预期的要困难得多的工作。”

她曾因无法发表而陷入抑郁，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她“会写一个句子的部分，然后不得不停下来。完全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也许这只是我必须经历的过程。我想是因为我仍然渴望做一些伟大的事情——像男人那样伟大”。当她说“伟大”时，她指的正是写中长篇小说。

门罗的短篇一度被人看不起，始终难以摆脱“家庭故事”标签（这一短语直到1983年，仍在《纽约时报》评论中出现）。的确，她的故事是家庭化的，主要设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县的乡村，充满了在失望境遇中挣扎的复杂女性。然而在这一熟悉的背景中，门罗总是能挖掘出新的丰富层次。她的场景或许显得狭窄，但她反复探讨的主题却具有极大的广度：时间与记忆的飘忽不定，社会期待的桎梏，以及性欲的破坏性力量。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黑暗家庭秘密这一主题；回归到欺骗和背叛，回归到女性在犯错后与自己的选择共存。

门罗笔下的女性往往坚强而固执，甚至有些任性，但她们的生存始终岌岌可危，暴力和痛苦从未远离。特伦斯·拉弗蒂（TerrenceRafferty）在《纽约时报》对门罗的一个故事集的评论中写道：“门罗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感伤的东西。可以再说一遍。门罗的故事甚至可以称之为残酷。”同为加拿大著名女性作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有黑暗的秘密浮出水面。艾丽丝来自的那个世界是非常哥特式的……哥特式作品极其注重秘密。地窖里的犯罪。被信任的人原来是狼人。这就是艾丽丝的真实生活背景。”

在挖掘女性生活的脆弱性，以及家庭和人际关系中束缚人的曲折症结的同时，门罗不断诉诸一种毫不留情的残酷，这与她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的描述惊人地融为一体。现在，随着万花筒的转动，这些故事揭示了一种新的模式。故事依然精彩，但作者已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女人。我们看到的，是她被恐惧冻结，被毁灭性的虐待关系所困，无法看透这一切，就像那些我们非常同情的故事人物一样。我们看到她被妄想和激情所驱使，就像他们一样。我们看到她毁掉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们一样。

对门罗私生活的揭露，让她作品中那些阴郁、充满威胁的男人们成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焦点。《阿蒙森》中冷酷无情的医生；《逃离》中经营马厩的可怕男人；《破坏者》中虐待狂和恋童癖的动物标本剥制师。这些人制造了敌意和残忍的氛围。被他们囚禁的女性，在深深的恐惧和服从的原始束缚下变得束手无策。这些女人相信，没有这些男人，她们就无法生存，她们对这种残暴的存在有着有辱人格的需求。

这些揭露并不会改变她作品的力量——她的小说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虚构作品之一。只有小孩子才会天真地认为，艺术家唯有好人才配创作伟大的艺术。不过很糟糕的是，我们不免会暗暗思忖：也许正是她生活中那种邪恶的沉默，那种主宰她家庭的折磨性压抑，让她成为了如此出色的观察者，让她洞察到爱情和归属感的残酷，并主导了她后来的作品。

公正地说，门罗也为她的时代所局限。旧有社会秩序的残余，在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JimMunro）试图保护艾丽丝免受真相冲击的行为中可见一斑。“他觉得她的需求比孩子的需求更重要，”斯金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门罗成长的那个逐渐式微的父权制文化中，成年人优先于儿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门罗的作品正是对这种文化衰落的细腻记录。甚至门罗本人也荒唐地试图以女性主义的视角为这一态度辩护，坚称如果要求为了孩子的福祉而牺牲让自己感到幸福的婚姻，那才是真正的厌女主义。

虽然这种态度是对女性主义的严重歪曲，但在门罗那里，这样的考虑也是半真半假的。门罗当时肯定经济独立，但她面临的决定并不容易。作为时代的产物，她成年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在性方面也不那么自由；无论她在一生中获得了多大的解放，这些考虑都会融入她的性格之中。而且，她自己就是童年时身体和情感虐待的受害者。阿特伍德认为，门罗“非常非常有可能”在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仅仅是因为性虐待太常见了。在阿特伍德眼里的那个“黑暗时代”，“偷窥狂”和“火车上的猥亵者”从不罕见。在门罗所生活的那种小镇上，有种社会规范就是要将这类事情保密。“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事情，”阿特伍德说,“你最害怕的是被羞辱和嘲笑”。这一点在门罗的故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她笔下受虐待的年轻女性总是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必须对历史、文学、心理学、性别和父权制有足够复杂的了解，才能在理解门罗作品的同时，理解她对女儿的行为，反之亦然。

可是，理解归理解，如果写作不能帮助人逃离谎言，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门罗比她那一代的任何其他作家都更会描述生活的迷宫，但她也无法比我们其他人更好地找到出路。

我曾经深深信任门罗，而今却感到六神无主。我需要厘清——她还值得信任吗？她是否用写作来赎罪？她以家人的生活痛苦为素材吗？或者更糟，她在利用我这样的读者吗？我想要公正地对待她，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深挖与门罗相关的写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