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时期发去欧洲的谕令。这份谕令的内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回来，除了一些真假难辨的消息之外，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这份谕令是用红色字写的，所以也被称为“红票”。有意思的是，这两组人都是西洋来华的传教士，西洋人“奉旨往西洋去了”。那么，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西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欧洲？去欧洲干什么？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在清初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独立学者孙立天在《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中探讨了耶稣会传教士在清朝初期与皇室的互动，以及传教士在中国与世界联系中的纽带作用。康熙作为在位40多年的君主，在其身上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孙立天则从传教士的视角入手，展现了康熙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耶稣会传教士在康熙时期是较为活跃的一个群体，这与康熙对传教士的开明政策有关，康熙之后的雍正则采取了严格的禁止传教政策，加上欧洲对耶稣会的取缔，传教士在中西沟通中的桥梁作用大幅减弱。这本书是孙立天在其博士论文和部分专著基础上整合而来，所以不是讲故事那么简单，其中的内容都有坚实的文献基础。

大炮生意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主要目的在于反对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会规严格，会士要无条件效忠教宗，执行其委派的一切任务。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朝末年就已经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与明清双方引进西洋大炮有很大关系，他们希望借助大炮贸易进一步接触明清双方的权贵阶层，从而便于推进他们的传教事业。在满人最初辽东发迹的过程中，明军使用的西洋“红衣”大炮一直是满人骑兵的心腹大患，当明军在城池上架起大炮，战无不克的满人骑兵基本上束手无策。努尔哈赤就是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大炮所伤，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宁远战役后，明朝方面甚至派礼部官员给立功的红衣大炮做了祭祀典礼，望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袁崇焕在宁远大捷后给朝廷奏事时总结说，对付满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凭坚城以用大炮”。

从明朝方面看，在1620年代末期并不掌握制造红衣大炮的技术，主要依靠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进口，并依靠他们训练军队。1625年，已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明朝大臣徐光启派人到澳门谈购炮事宜，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以及传教士都认为大炮贸易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加强和明朝的关系。1629年，耶稣会一位名为陆若汉的神父带领30名葡萄牙炮手和40门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北京，在到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上了满人围城，陆若汉一行便架起大炮迎敌，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雷鸣般的炮声，还没真正开始攻城就撤退了。

从满人方面看，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也非常重视大炮在作战中的作用。皇太极命佟养性负责办理所有大炮事宜。1631年2月，在佟养性的监督下，满人造出了第一批大炮，其中最大的一门大炮被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7个月后，这批大炮就在大凌河之战中立下了首功。据官方记载，“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成以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一个疑问是，当时连明朝都没有成熟的造炮技术，而满人更是连鸟枪都造不出来，是怎么造出大炮的呢？有学者推测，佟养性在投奔满人之前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他可能从所接触的西洋人那里学习了造炮技术。至迟到1633年，满人军队中就已经出现了葡萄牙炮手。康熙年间，有一位名叫南怀仁的传教士，共为清朝造了约500门大炮。为了表彰南怀仁，康熙还给他一个工部侍郎的官衔。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还专门找到南怀仁造的大炮，运回欧洲当作文物。这里有必要提一句佟氏家族，佟氏在清朝初年属于名门望族，佟养性和佟养真在1619年投奔了努尔哈赤，佟养真有一个儿子名为佟图赖，顺治娶了佟图赖的女儿，并生下了康熙。1644年满人入关以后，佟家子弟遍布朝野，当时甚至有“佟半朝”一说。

包衣奴才

在满人的世界中，主奴关系是最基本的阶层关系之一，主子给奴才提供生活所需，而奴才对主子尽忠。在中国传统社会，“奴”属于贱民阶层，社会地位非常低，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歧视，甚至法律和社会习俗还对其有很多专门的行为约束。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主子的社会地位，通俗来讲，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是奴才，而是做的谁家的奴才。

包衣奴才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满人入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就是康熙的包衣奴才。根据明清史大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的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房屋亦谓之“包”，蒙古包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

在康熙年间，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康熙身边行走，来往于宫中，名分就是建立在主奴关系上的。1706年，康熙决定要全面管理在华的传教士，要求传教士必须到他那里注册登记，领取印票。康熙真正史无前例的操作是让内务府来管理印票发放，而不是把管理传教士的事交给礼部，这一做法就相当于公开承认了传教士在内务府的地位。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内务府这个机构。内务府是满人入京前就有的机构，入京以后，顺治时期内务府和宫内的太监机构分工管理皇帝的宫内事务。鳌拜时期，为了避免明代宦官专权事件再次发生，清朝裁撤了宫内太监机构，把太监并入内务府，但管理太监并不是内务府的主业，内务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帝的包衣奴才。从机构运作来看，内务府并不是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它从诞生到后来的实际运作都是用来帮助皇帝打理家庭和个人私事。经济上，内务府有皇帝的小金库，独立于户部的国库；人事上，内务府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提拔、处罚规章，吏部不能干涉。司法上，一般的案子，内务府也有权自行审理，刑部不能过问。外交上，内务府可以自己邀请和接待外国使团，平常处理这些事务的理藩院不得干涉。军事上，内务府有自己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由于职能完备，而且还可以运作于官僚系统之外，一些学者直接称内务府是皇帝的“私家官僚系统”和“私家政府”。由此可见，将传教士纳入内务府管理，既体现了康熙对传教士的另眼看待，也表明了传教士具有的特殊地位和身份。那么，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康熙对传教士的好感从何而来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顺治驾崩前两天，传教士汤若望觐见了顺治皇帝，并举荐了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汤若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烨已经得过天花，并恢复健康，这样可以保证其不会再感染，也就能保证皇位的传续。汤若望建言选立玄烨，应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在给汤若望祝寿的文中称赞道：“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后来，康熙与传教士交往甚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非议，因为大家都认可一个基本政治规律：登位的皇帝会最信任那些在登位前就支持他的人。

康熙学西

康熙对数学、科学的深入研究是广为人知的。现代数学中，代数几何大部分基础概念的汉语词汇，都是康熙时期翻译过来的。康熙晚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回忆自己在约1665年开始学习数学，当时是康熙五年，康熙仅有12岁，尚未亲政。康熙甚至还学习过日影计算，这需要的数学知识可不是凭一时兴趣，一两天就能学明白的，而是需要系统的学习。

长期以来，大都认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才经常接触传教士。但孙立天则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即康熙先是对传教士有好感，之后才衍生出对西学的兴趣。实际上，二者因果关系到底如何，仅凭笼统的论述很难说清楚，还需要对史料的更深入挖掘。康熙年间，传教士经常可以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时，有些传教士甚至多数时间都在康熙身边。接触皇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说面圣，就是书写的奏折能递到皇帝手中都是件很困难的事，而传教士则可以经常与康熙深入接触，可见二者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兴趣经常被用来解释人类行动的原因，有些兴趣是人类的天性，如喜欢美食，但有些兴趣则具有很高的门槛，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康熙甚至把数学当作出巡时的读物，并邀请皇子们与他一起学习。在康熙去世前五年，用满文写给皇三子的一封口谕中，要他问一位刚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到底欧洲数学家们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这说明康熙已经知道了老的方法，但嫌不够简便，所以想知道有没有新的方法。

《尼布楚条约》

在中学历史课程中，我们都了解过康熙时期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划定了清朝和俄国之间的东部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似乎仅此而已，再多的内容我们就无从知晓了。实际上，《尼布楚条约》不仅是划定边界那么简单，条约对清朝后来一百多年经营西北、平定蒙古各部都有深远影响。孙立天在书中写道，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传教士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的谈判代表团中，索额图和佟国纲（康熙的舅舅）是领队，但据孙立天的研究，这两个人只是名义上的代表，实际谈判者则是两位传教士，因为大部分谈判时间索额图和佟国纲并没有出席，是两位传教士直接去俄国代表处。一位名为张诚的传教士刚来中国不久，但康熙知道他是人才，就派他进入谈判队伍。张诚知道俄国在欧洲那边已经焦头烂额，深陷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好几年，同时还在和瑞典以及奥斯曼帝国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控制权，实际上这相当于知道了俄国的底牌，知道俄国有很强的意愿和清朝解决东北亚地区的边界问题。只有把东北亚问题解决了，它才能放开手脚处理西面的问题。

在谈判过程中，两位传教士为了避嫌，对外宣称他们只是清朝的翻译，因为他们不想得罪俄国，当时俄国和教皇是同盟关系，在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他们写回欧洲的信件，也强调二人只是翻译，决策者是索额图和佟国纲两位大员。但二人的说法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进入谈判队伍时，张诚才来中国不久，连汉语和满语都没学通，如何能当翻译。根据俄国的官方记录，为了在谈判中获得优势，俄国代表团甚至还向两位传教士行贿，行贿物品包括红酒、黄油、十五只鸡、四十只貂、一百五十只白鼬和两只黑狐狸，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俄国，但最终并没有成功，俄国代表团在报告中说，传教士明显偏向清朝。

后来彼得大帝看了条约以及俄国代表团报告中提及的传教士表现，十分生气，认为耶稣会传教士背叛了整个基督世界。当时，正在开辟陆地路线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代表处，作为来中国的中转站。彼得大帝一怒之下，关闭了整个代表处，还把耶稣会所有传教士都赶出了俄国。

中西交流

传教士是中西交流的纽带。康熙时期，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并不比中国先进，在传教士眼中，反而是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所以，当时的中西交流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欧洲没有而中国有的，传教士发现有价值就传回欧洲，比如瓷器烧制技术。欧洲有但中国没有的，传教士也会根据需求传到中国。例如，传教士把玻璃烧制技术传到了中国。玻璃在明末传入中国，但中国人最初以为是宝石，价格高得离谱。后来，法国传教士不仅给清朝带来了制造玻璃的技术，还带来几位欧洲工匠，帮助康熙在北京建起了玻璃厂。康熙又招来学徒，很快北京出产的玻璃就可以媲美欧洲。1720年，康熙赠送给彼得大帝的国礼中就有北京产的玻璃制品。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是有用和没用的区别。例如，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就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康熙见识过西药有效后，便引进了西医和西药，宫里常年备着多种有用的西药。而康熙也多次安排中医为传教士治病，张诚的失眠就被中医治好了。来华传教士众多，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并不相同，但就中医和中药来说，传教士是一致的赞美惊叹，并把中医中药介绍回欧洲。

又如，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明白了国际关系中的交流准则，这对处理好对外关系十分重要。而大臣们则固执地坚持传统观念，康熙为了绕过官僚系统的限制，时常会绕过朝廷制度来私下办理对外关系。例如，康熙就多次通过内务府来接待外国使团，其中也包括下面提到的教皇代使团。这也就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的那样，皇帝就是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很难撼动整个体制，康熙也无意改变官僚体制运作，限制太紧就绕过去。

礼仪之争

1704年11月，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签署了教内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的传统礼仪活动。明朝末年以来，不同的天主教会，甚至是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在如何界定一些中国传统的礼仪上存在一定分歧。例如，中国人家里供奉着去世亲人的牌位，在牌位前点几支香，或者在家里供奉孔子的画像，这些算不算天主教教义里不允许的偶像崇拜？中国传统的习俗跟一神论的天主教有没有冲突？如果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婚丧嫁娶中哪些中国礼仪可以参与，哪些又不能参与？这些争论，在天主教内部也没有定论，天主教内部关于上述内容的争论在历史上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有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信徒参与礼仪活动属于世俗层面的事情，没有宗教层面的偶像崇拜意味，另一些传教士则不这样认为。在中国传教的不同教会对这一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只好把各自意见发回到罗马教皇那里，让教皇仲裁。1705年，罗马教皇派出一个使团来中国，专门处理有关礼仪的问题，康熙还专门接见了这个使团。而在北京的传教士虽然表面谦恭，但根本不打算听从教皇使团的建议，并利用和康熙的特殊关系来和教皇使团周旋。使团方面也知道说服北京的传教士接受礼仪禁令较为困难，甚至在康熙接见使团时都没明确说明来华目的。

后来康熙接见了一位法国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在福建传教，并在一些礼仪问题上做了明确规定，康熙对这些规定很不满意。尤其让康熙感到气愤的是，教皇使团说这位法国传教士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事实上他连中文都不完全懂，康熙接见他时尽管放慢了语速，还是有些词语听不懂，而罗马教皇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见解竟然是基于这位传教士的论断。这让康熙认为整个西方都被这种伪专家给误导了，觉得有必要派出使团向西方说明关于礼仪问题的来龙去脉。康熙最终选择了一位葡萄牙神父和一位法国神父作为代表去欧洲说明情况，本文开头提到的“红票”所要找的人就有这两位神父。

雍正禁教

皇位的更替使传教士深刻感受到了环境的冷暖。与汤若望举荐玄烨继承皇位不同，雍正做皇子时期，传教士并没有与之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一个原因是雍正信佛，“道不同不相为谋”，另一个原因是并没有迹象表明雍正能够继位，所以传教士并没有在雍正身上下太多功夫。雍正登基之后，就把传教士逐出了内务府，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传教士得不到皇帝的专门召见。不久之后，雍正又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上继续传教，传教士只能留在京城为朝廷做天文观测这样的技术性工作。没有了内务府的身份，他们就只是一群懂天象观测的术士。那么，雍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传教士呢？

孙立天认为，雍正信佛决定了他如何看待传教士以及他们的用处。雍正信佛不是什么新闻，但信的程度却独树一帜。雍正不是一般的烧香拜佛的佛教信徒，而是一个闭关打坐的修行者，而且达到了佛教内部认可的一流境界。在皇子时期，雍正也和传教士有过接触，但由于天主教是一神教，本质上不能兼容其他宗教，这也注定了传教士不可能和雍正建立亲密关系。而且，康熙在世时，并没有特别迹象显示皇四子可能继承皇位，传教士也没有特殊理由进一步和雍正接触。雍正和康熙不一样，他对传教士讲的数学、天文等都没兴趣，因而在他眼里传教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是他和康熙在看待传教士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雍正去世以后，乾隆对传教士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乾隆是愿意使用传教士的，圆明园的喷水池部分就是传教士仿照欧洲宫廷设计建造的。乾隆中期以后，不仅越来越多地使用传教士，还像康熙一样把传教士召进了内务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从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干脆宣布解散耶稣会。就在乾隆对传教士日渐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却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康熙年间，有上百个传教士来到中国，每一个入华的传教士在欧洲都有他的故乡和他入华前所属的教区，那些教区的教友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他们，但1750年代以后这些都不复存在了。

康熙对西学和传教士的兴趣以及雍正对佛教的修行都是独一无二的个案，换做其他皇帝则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和做法。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这一影响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史家热衷于讲抽象的“大”历史，并希冀从中抽象出看似普遍使用的规律，而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和那些有血有肉的细节，以及个体生命轨迹中展现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实际上，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

在现代信息通信之前，人是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载体。康雍乾时期，西方知识主要是靠这些传教士带来中国的，如果传教士不再来中国，西方知识传来的渠道也随之减少。对中国来说，这就错过了西方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纪。康雍皇位更替以及解散耶稣会，不仅改变了传教士的命运，甚至也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