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

　　今晨，我穿过勃朗峰大桥时，明亮的晨光恰好掩住女人脸上不深的皱纹。当站在棱堡公园的宗教纪念墙前，白云仍悠然于加尔文雕像之上，而此刻的冷风细雨却令我裹紧围巾。日内瓦的天气真是一日数变。

倾斜的坡道上，那些彩石勾勒出日内瓦共和国最初的样貌。这国家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却也是城堡钟楼俱全。169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城堡内的妇人听到窗外的响动，探身即见攀墙而上的士兵。她机警地泼下滚汤，士兵被烫得大叫。叫声警醒了城中居民，众人奋起抗敌。伤亡不过百，法国人断绝了来犯的念头。其后数百年，每逢此时，当地人以浓汤（包括巧克力摹刻的浓汤）庆祝胜利。对瑞士人而言，那场战役想必是意味深长，但我来自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必然残杀无数的国度，那个以浓汤开始的战争也算战争吗？

一

卢梭出生的房屋位于“大路”街40号，从那里沿黑色的石巷北上，坡道旁皆为坚固却略嫌呆板的灰色楼房。这里是日内瓦老城的居民区，朴素简要，游客绝迹。一家小蔬果店透出些许活泼的暖色，小店的对面即是28号。那是一栋灰色的楼房，楼面挂着一帧灰色的牌子“豪·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August24，1899－June14，1986）。1986年，诗人在此隐居并“感到神秘的幸福。”数月后，他在这片毫无生命的灰色中辞世。

博尔赫斯与日内瓦的渊源始于15岁。虽然彼时的日内瓦已是欧洲的革命家或阴谋家聚会地，但农牧业并不发达，到访的阿根廷富裕农场竟要带上自己喜爱的奶牛。博尔赫斯的家境谈不上富裕，但文化背景深厚。1914年，为了让儿子接受欧洲教育，其父举家来到瑞士。在日内瓦，15岁的博尔赫斯第一次接触到叔本华、尼采，以及法语版《一千零一夜》。他被哲学与幻想的世界吸引，几乎天天在图书馆待到闭馆。管理员常常提醒他“该走了”，他却说：“我在时间中迷路了。”

一战致使博尔赫斯全家滞留于此，博尔赫斯在日内瓦学院完成学业。来欧洲前，博尔赫斯已经熟练掌握英语，日内瓦的多语种环境令他意识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张力。他在法语课堂写作、用西班牙语思考、阅读德语哲学，形成了对语言相对性的敏感。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作家。

二

望着灰色的莱蒙湖，我不由地想起飞临此地时，先看到的是一片散发着钢铁般灰色的云。当机头拉起，似要飞入那片云中时，云层却平滑地展开，随即倾斜，我才意识到那不是一片云而是莱蒙湖。随即又看到了山，云在半山疾走。时而一缕云絮飘落，犹如掉队的孤雁。

年轻的博尔赫斯也常在湖畔散步，看雾中的灯火。日内瓦的静穆岁月适合沉思，那种“时间仿佛凝固”的景象，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譬如《永恒的玫瑰》，譬如《阿莱夫》。

在《自传随笔》中，博尔赫斯描述了困居日内瓦的岁月：“我们住在城南或叫老城的一套公寓里。我现在还是更熟悉日内瓦，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因很简单：在日内瓦，你找不到两个相像的街角，并很快能记住它们的差别。”

据说那套公寓至今还在，只是那条街的名字由马拉尼改为费迪南霍德拉（20世纪的瑞士画家）。布宜诺斯艾利斯阳光充足，冷湿多雾的日内瓦曾令博尔赫斯伤感：“（那是）一段没有出路的时光，很不自由，总是下着细雨，记起它来我总感到一种愤恨”。虽然日内瓦因莱蒙湖，莱蒙湖又因雨雾而成为一座善于表达情绪的城市，但当时的博尔赫斯难免带有太年轻的伤感。也幸亏年轻，很多年之后，博尔赫斯笔下的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那“蒙住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雨》陈东飙、陈子弘译）。

当少年博尔赫斯读着兰波的诗，沿着冰封的罗讷河散步时，这条河上已经有过七座风格迥异的桥。第一座桥曾界定过野蛮和文明，摧毁它的凯撒为日内瓦取名为“湖水注入之城”。如今，那与帝国丝缕相连的罗马人市场被称作布德弗广场。在博尔赫斯的少年时代，在这市场买卖的，还有肉体。

在一个晚春的午后，父亲带着17岁的博尔赫斯来到市场。他们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姑娘。犹如古罗马的贵族少年，在妓院里，博尔赫斯失去了童贞。很久以后，当被问及为何作品甚少涉及爱情时，博尔赫斯回答：“女性的神秘已不复存在。”或许那第一次太过直白？或许担心“父亲可能是同一女孩的恩客”挥之不去？很多年以后，当博尔赫斯重返日内瓦，他形容自己“如同游子回到了故里。因为我的青春期，所有那些，都发生在那里。”时间是真正的诗人，诗性地放大了美丽。

1975年，博尔赫斯虚构了自己与“另一个我”，在一条灰色的河边不期而遇，河中漂着薄冰。这一个博尔赫斯说，此地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另一个却坚信自己坐在莱蒙湖畔的长凳上。为了证明他们是不同时间中的同一个人，1914年的博尔赫斯向1969年的博尔赫斯提到曾祖父传下的银质茶壶，挂在马鞍上的银脸盆，衣橱内的书籍。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未提到阿根廷老家的那只石龟。

据说早在博尔赫斯出生之前，那只用来净水的石龟就已呆在天井里了，博尔赫斯从小就对它感到好奇。那时的他有着一双湛蓝的眼睛。据说当他出生时，父亲曾欣喜地对母亲高喊：“他有一双酷似你的蓝眼睛！”父亲以为具有蓝眼睛的儿子可以避免家族六代人的眼疾，却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婴儿都有着一双蓝眼睛。在《另一个我》中的博尔赫斯，担任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然而命运赐予他掌管80万册图书的同时，也带他走入黑暗。因家族遗传病，他年近六旬即双目失明。他写下年老的博尔赫斯对年轻的那个说：“等您到了我的年纪，您也会几乎失去您的视力…..别担心，逐渐变成瞎子并不是一个悲剧，就像夏天徐徐降临的暮色。”一个视图书馆为天堂的人，却难以分辨封面与目录，个中的“不方便”怎能如暮色降临般的平静！或许是想到了荷马，博尔赫斯接受了命运，甚至自嘲道：“我的世界声誉犹如失明一样逐渐而至”。

三

1985年，86岁的博尔赫斯离开阿根廷，返回日内瓦。与之同来的还有玛丽亚·科达玛（MaríaKodama，1937–2023）。这位日裔与德裔混血的女性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攻英语与北欧神话。他们初次相遇时，博尔赫斯已完全失明。她为他朗读冰岛史诗、协助讲课与写作，成为他文学上的“第二双眼睛”。

诗人和伴侣经常漫步于老城和莱蒙湖畔，法语声让他仿佛回到17岁。然而仅仅一年，诗人在日内瓦辞世，并按照遗愿安葬于普兰帕莱（Plainpalais）区的公墓（CimetièredesRois）。

此刻，莱蒙湖上的寒风与焚风合为一股，将大喷泉吹成扇面。山林时隐时现。在雾的间歇中，莱蒙湖犹如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我手中的地图被吹走了，一个姑娘俯身拾起。我问她可知道普兰帕莱公墓？她笑着摇头。又问了几个路人，无人知晓。这并不奇怪，瑞士居民中近四分之一来自外国，仅日内瓦，每天从法国过境来上班的就高达五万人。

这五万人中包括了我的朋友斯蒂芬。因为斯蒂芬，我得以在CERN（欧洲核子中心的法语简称）的宿舍下榻。这个机构位于日内瓦城西北，但有一扇大门开在法国境内。宿舍楼里有一间很大的共用厨房，里面一尘不染，连水池内的水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看着贴在墙上的使用厨房须知，我不由地想瑞士人真是喜欢各类规定，那些规定包括不得在周末使用割草机，不得在夜里十点之后用抽水马桶等等。CERN的食堂地面上画了不同颜色的线，以方便走向机构内的不同区域。

欧洲核子中心好似日内瓦的缩影——地方虽小，国际化程度却高；操多种语言，却依然不脱印欧语系；表面上不豪华，却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精英气；管理得太过井井有条，太有效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欢歌劲舞可持续至深夜，而巴塞尔市禁止当众大笑的法律一直延续至17世纪。在瑞士，任何一天、任何一处都不得当众晾晒衣物，而布市闹市的游客们要在晾晒的衣服和被单下穿行。在五月广场上，迟早都会遇到抗议的人群。这两个城市是如此的不同！

我在石巷中寻找，灰色的雾从巷口涌入，周边的色彩更快速地流失。据说在盲人的视界里，红色完全消失，白色或已消失或与灰色混淆。他们所见的多为黄蓝色的雾霭。那种雾色总给我粘粘的感觉，纯粹的黑暗也许还好些。失明后的博尔赫斯叹道：“我是朦胧的时间的囚徒，没有黎明和黄昏，只有夜晚。我只能用诗歌，塑造我荒凉的世界。”从《恶棍列传》至《虚构集》，这个博学的时间囚徒描绘过玫瑰街角的黑帮，遥远南方的高卓牧人……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他虚构的间谍为云南总督崔朋的后代，那个崔朋不仅撰写过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还制作过一个时间的迷宫。在《杜撰集》中，博尔赫斯进一步以时间或空间作为小说的主角，构思着玄奥神秘。

在文学创作中，从现实到虚幻犹如一道光谱，博氏因早年阅读哲学书籍，成年后长期生活在冷寂的图书馆内，直到晚年才结束独身的生活，其生存状态、文学构思更偏于虚幻。他的小说曾引发过无数年轻的奇思异想，研究者甚至认为，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的文学创作。可我却觉得其后期小说的题材偏于哲思而疏于情感。

四

走过钟表游丝般的街巷，阴郁的天色已将咖啡客驱入室内。黄叶飘落钟楼前，秋色已至。上次来时，这里坐着一个醉汉，短衣短裤，喊叫着讨钱。钟楼门洞前站着一位老者，着米色风衣，行人经过，他静静地伸出手，而街口即是日内瓦最昂贵的那条街，橱窗内的一块手表动辄上万瑞士法郎。

绕过钟楼，我又看到了“日内瓦，避难之城”的刻字。几百年来，这座城市收留过多少流亡者，他们中既有新教的教徒，也有俄国的革命者，既有逃亡的专制暴君，也有反抗过他们的志士仁人。如今的瑞士是安乐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之一，欲死之人从欧洲各地赶来赴死。然而我并不认为那是博尔赫斯终老于此的原因。阅读他的访谈和传记，我只能猜测：或许避开阿根廷政治？也或许是厌倦被当作母国的文化象征？

在不通有轨电车的街上，在几栋居民楼之间，我终于找到了墓地。博尔赫斯去世后，阿根廷当局认为，他作为阿根廷文化旗帜应该归葬故里，甚至已经决定将他安葬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人墓地，这种情形令瑞士当局相当棘手，经过仔细审视才将他安葬于此，这里也安葬了加尔文。

在我前面，几个半大的小子推开了公墓的铁门。进门之后，他们就在通道上追逐打闹。按照姓氏，博尔赫斯的墓地排名靠前，墓号为735。放眼望去，绿地上星点着简单的墓碑，开阔得难以置信，却不见俗套或灵性的雕塑。我想，循着小路找寻墓号应该不难。然而，当找到734和736号之后，却依然没有735号。墓号在逐渐增大，或在逐渐缩小，难道735只是一个虚构？难道这一目了然的地方也藏着几条“交叉小径”？

我再次走回墓园门口查询墓地指南。此时守墓人已经离去，孩子们依然在草地上追逐。墓地旁的居民楼上一声呼唤，其中的一个孩子飞奔而去。原来那里还藏着另一扇门，门外依稀有人走动。终于在距离那扇门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735号，它的邻里居然是800多号。

诗人的墓碑极为简单，大名之下是一幅浅浮雕，但那必须蹲下才能看清。浮雕上刻着一队人，侧身大头，额顶一只如鸟般的大眼睛。他们弯曲着双腿，似乎是站在甲板上，手中还握着类似中古世纪的兵器。墓碑下方的刻字被细叶灌木掩蔽，拨开枝叶看了看，上书“AndNeFortedanNa（注：经查证，墓碑上的四个字是古英语：“他们无所畏惧”。此外，墓碑背面刻着的是古冰岛语：“他取出宝剑格拉姆，放在他们中间”。这段铭文与墓碑正面的图案相配，象征爱情、死亡与命运的界限。）”

模糊的碑文证实了石头的劣质，也暗示着掩埋的仓促。我几乎可以断定，如不加以维护，大概过不了多久，日内瓦的风雨会将碑文完全抹去。这或许正是博尔赫斯所要的结局——“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一张张脸孔如水掠过。”（《诗艺》陈众议译）

我曾拜访过罗马城内埋葬雪莱和济慈的新教墓场，拉文那的但丁墓园。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是一群最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们，眼疾日益恶化似乎出世的博尔赫斯也不例外。因为不与庇隆政权合作，他被迫离开图书馆的职位。

我在墓前盘桓。此时仿佛是“黄昏的背面”，周围“鸟的啁啾，塔楼和慵懒的喷水池，都是过去的细节。”（《失去的公园》黄灿然译）。当“年轻的夜晚像你屋顶平台上的一片翅膀”，诗人安睡的日内瓦可是“被听成了一首诗的城市”？(《蒙得维的亚》陈东飙、陈子弘译）……这些美丽的文字让我不断吟诵，墓前的紫色花瓣在诗歌中苏醒。

我动身离去，走到墓园门口，才发现大门已经上锁。天逐渐黑了下来，空旷的墓园遗我一人。“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余辉》陈众议译）墓园之外，不见来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助。当我攀上墓园的铁栏门，一位女士走来。匆忙中的她看到铁门上的我，停住了脚步。听了解释，她就开始拨打电话。她说的是法语，大概是寻求警察帮助，对方显然不解活人怎会被关闭在墓园内。正说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跳了过来，后面跟着它的主人。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看到铁栏门内外的我们，他突然明白了。他屈身蹲下，拔出门底的一根铁拴。大门随即打开，竟然毫无悬念。

（作者主要作品《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此一去万水千山》；近著《安第斯山脉随笔》，湖南科技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