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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

“50后”许纪霖，在长达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穿行于两条路径之间：作为思想史学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启蒙与儒家之间的思想对话中占据重要位置，深植于中国现代思想的谱系之中；作为他长期研究对象——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始终对社会现场保持某种热忱，从未放弃对时代的观察与回应。近年来，他的目光越发投向一个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现场，但实则至关重要的议题：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上一篇专访中，许纪霖以“懂我”与“陪伴”两个关键词，勾勒出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他们主动告别宏大叙事，更倾向在轻盈、流动、短效的情绪机制中安顿自身，“情绪”逐渐取代“情感”成为主导经验，“轻资产关系”“搭子文化”“树洞式共情”构成了一种去深度、低承诺却高频运转的精神自保方式。

而在本篇访谈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这些情绪如何被具象化：它们以何种方式凝聚为社群，又如何构成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性”结构。

许纪霖观察到，这一代人正试图在情感层面建构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告别了上一代人奉信的崇高观念，却在数字化与社群化的语境中，重新搭建了属于自己的“抽象世界”。同好社群则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聚落，许纪霖称之为“分子化社群”——它们规模微小，却具备极强的凝聚力与生产力。

他特别关注演唱会、追星、同人创作等2.5次元场域中的情感流动，认为这些看似日常、感性的行为，正在构建一种以共鸣与临场为中心的新型“情感经济共同体”。在这一语境中，个体获得的不仅是短暂的安慰，更是一种“被看见”的确认感和“共在”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正在重塑人们的情感表达与价值归属，也预示着一个“新情感经济时代”的到来。

但问题并未因此消解。许纪霖始终提醒我们，不应轻易浪漫化这些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演唱会的泪水、弹幕中的热烈、虚拟空间里的投射与共鸣——这些“抽象世界”带来了安慰与陪伴，却并不总能反射回现实人生。他直言：“他们很多时候构建不起来，只能不断逃到那个‘抽象世界’里。”

面对这一结构性的“无意义”困境，许纪霖回望五四以来几位知识人的路径选择：鲁迅以绝望的反抗对抗虚无，胡适以“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回应虚无，林语堂则以“游戏的人生态度”化解虚无。三人虽路径各异，却都试图在“此在”的现实世界中，为精神寻找可落脚之处。

而今，一代人正在以属于自己的方式与虚无周旋。他们能否创造出新的文本，构建起足以承载精神重量的表达？“分子化社群”能否演化为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共情构筑的抽象空间，能否反哺现实人生？

这，正是许纪霖“特别关心的话题”。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许纪霖的对谈，经过编辑：

经济观察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共情式启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像郁达夫等作家，常常以近似日本“私小说”的写法，将极为私人化的经历，置于报刊、杂志这样的高度公共场域中进行呈现与讨论。私人经验因此进入公共空间，建立起一种社会层面的集体共情机制。

但到了今天，这样一种在报刊等严肃公共场域中容纳私密情感的结构似乎正在缺失。当下的公共话语更偏向宏大、抽象，缺乏具体而情感性的连接点。是否可以说，正因为这种结构的缺位，年轻人的情感正在退回到一个极其私人的“私域”之中？

许纪霖：最近有个说法：年轻人“玩概念、玩抽象”，但又不愿意活在抽象世界里。怎么理解？我发现，他们“玩的抽象”和上一代人信仰的抽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我曾区分过三代人：50后、60后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他们身上有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种乌托邦，其实是一种抽象理念的乌托邦。从柏拉图、黑格尔、启蒙运动到革命年代，不论是“自由”“正义”还是“民主”，人们相信这些抽象理念，并愿意为之献身。

但今天的年轻人，对这种“宏大叙事”没兴趣。他们更愿意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里。一个理念如果离他太远，就不会构成意义。

然而，他们并未完全放弃“抽象”，而是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抽象世界”——比如二次元、元宇宙、2.5次元、VR、剧本杀等。这是他们所创造的“超越世界”，但不再具有宗教性的神性，也不是传统启蒙意义上的理性抽象，而是一种“无神的超越”。

　　而这种新世界的进入方式，也不是靠理性论证，而是通过实践参与和情感沉浸——你必须“玩”进去，去cosplay、去感受二次元或2.5次元世界的氛围和体验。

我将此称为“新情感时代”的来临。我的朋友、研究英美文学的金雯教授，去年出了一本讨论18世纪英美“情感时代”的书。那一时期，人从神学世界中解放出来，通过情感成为主体。休谟就讲过，“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这一传统也影响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哲学。

今天我们再次看到情感的回归。年轻人重新强调“被打动”“被击中”的体验。尤其在短视频、沉浸式媒介普及之后，很多内容不需要经过大脑处理，就能直击心灵。这种“心灵的直击”，构成了当下抽象世界得以建立的情感基础。

我不对它作价值判断。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新的情感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观察报：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当下情感与经济之间的绑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紧密。过去人们喜欢某个情感对象或文化形象，往往只停留在情感层面，不一定会投入太多真金白银。而现在的年轻人则不同，比如他们喜欢一部动画，就会去“买谷”——“谷子”指的是各种相关的周边商品。喜欢一个角色，他们会购入全套周边、出COS（扮成动漫角色）、穿同款、参加“圣地巡礼”（即前往动画中出现的真实场景打卡），甚至会请人扮成角色陪自己“玩”。他们更愿意为情感上的热爱，直接付出金钱。

许纪霖：许纪霖：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年轻一代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首先是一种“逃避”。现实生活已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系统，人虽然在制度意义上是“自由”的，但却处处受限。职场的规训、家庭的管教，让他们无处可逃，于是必须寻找一个空间来安放自我。

这个空间，就是他们所创造的“抽象世界”——既是逃避的场所，也是一种精神升华。在现实社会，选择空间有限；但在“二次元”或虚拟世界，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IP（知识产权）、角色，并与之产生深度共情。他们可以随时切换身份，越是现实压抑，越愿意进入那个能带来快乐的虚拟世界。

比如Cosplay（角色扮演）时，你穿上角色服装的那一刻，“就是”那个人物。那种沉浸感极其爽快，所以他们愿意花大价钱购置“谷子”，构建氛围。

这种体验无法独自在家完成，因为那样太无趣。他们需要进入一个“2.5次元空间”——既虚幻又真实，既线上又线下。可能是街头的万圣节，静安大悦城的谷子聚集地，或大型展会如CP2025SP（2025年上海动漫文化博览会）、BilibiliWorld（BW）等。

我曾在2025年上海动漫文化博览会现场感受到这个世界。成千上万年轻人Cos自己喜爱的角色，化妆三小时，只为进入梦幻空间。他们渴望被看见、被理解。每一次被“集邮”都是自我价值的确认。排队买手办的爱好者，也在寻找归属。带手办回家，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共同符号构成的“我们”——证明吾道不孤。

这些场景带来一种极强的沉浸感。你明知它是虚构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对年轻人而言，感受是真实、具体且不可或缺的。

就像老一代人靠“理想主义”支撑自己，他们也需要一个“诗与远方”。老一代人靠理念、信仰、组织生活的温情；今天的年轻人靠的是社群。

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群世界。比如“小红书”上的“社区”，其实不是邻里社群，而是高度垂直、划分精细的兴趣共同体。像蜂巢一样，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格子。每一个社区，其实就是他们的小乌托邦。

这种社群感带来了一种新的“在场感”：人际关系虽是虚拟的，却能营造出仿佛真实且亲密的连结。因为没有现实利益博弈，它反而更纯粹。

你会发现，虽然这些年我们在谈“消费降级”，但演唱会经济却异常火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需要“场”。我也去过一两场演唱会，虽然没有沉浸其中，但能感受到那种状态。这让我明白，那是一种他们必须拥有的“场域”。

疫情三年，不少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改变，习惯了“宅”。越宅的人其实越孤独，就越需要周期性地通过线下聚会来排解孤独。

演唱会就是这样的“场”。在那一刻，你会觉得“吾道不孤”。与成千上万的人共鸣，最大的快乐不是沉浸于小我，而是将小我投射给一个更大的“场”，融入共同体。

人有两种极致的快乐：一种是爱情中“交出自己”；另一种是将“小我”交给“大我”。这个“大我”可能是神，是无限性的象征。而演唱会、COS展会这些线下场域，也能让人一瞬间进入“无限的状态”。时间与空间被放大，那种巅峰体验不依赖于获取，而在于“交出去”。

“得到”的快乐是有限的，而“交出去”的快乐，是将自己融化在永恒与无限中。

2025年上海创造了两个“40万级”活动：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四天共40万人，B站BW大会也有40万人入场，占满国家会展中心，规模甚至超过进博会。

“场”越大，就越接近那种“无限的沉浸”。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些活动“一票难求”？为什么一定要聚在一起？因为它的机制与人类历史上的宗教集会一样，都带来一种“场域沉浸感”。虽然内容变了，但情感结构是相通的。

时代会变，人性不变。人性中总有一部分是“神性”，是自我超越的冲动。

今天的年轻人不仅在追求偶像，更在进行“陪伴式的共同成长”。他们与偶像是互为场域的。这种集体性盛况，是他们共同参与、共同构建的“抽象世界”。

但这个世界不是靠理性符号构建的，而是靠感性投入、情感直击。不需要思考，只要交付。

经济观察报：民国时期的青年热衷于线下、面对面的公共参与，比如同人社团、参与演讲辩论。而今天的年轻人，日常是彼此独处的“原子化个体”，但一旦进入演唱会这样的场域，又会瞬间集体化、情感共振。活动结束后，他们又各自回归孤立状态。

许纪霖：我听朋友说，现在很多宅男宅女在演唱会场合会突然“被打开”。那种能量巨大而无限。有些平时内向的人，在现场会突然变得外向热情。所谓“I人”（内向的人）“E人”（外向的人），其实是与情境高度相关的。每个人内心都藏着“被打开”的欲望，只是缺少触发的能量。一旦触发，那种能量会瞬间爆发，被无限放大。

说到底，人不是孤立的猛兽，而是群居动物。他渴望回归某种群体，从中获得认同与归属。只是今天的年轻人，对“国家”“民族”这类抽象大叙事的认同感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投射进具体的Community（社群）——二次元、演唱会、同好展会等。

这些新型社群，正是年轻人抵抗孤独的支撑。他们从中获得连接、在场，甚至是生存的动力。

我也听到一些家长说：“我来帮孩子完成一个梦想。”我很感动。对家长来说，帮助孩子找到归属感很重要。因为这种归属感，不是父母可以替代的。

经济观察报：那个时期的思想沙龙、文化社团和读书会，其实有一种内在的流动性——人群之间是可以迁移、交叉、碰撞的。

而今天的Community却呈现出另一种结构，比如这群人只喜欢某部动画，那群人只追另一部动画，其实很少流动，反而趋于固定。每个人都把自己喜欢的内容当作标签，贴在身上，构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圈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鲜明的现象。

许纪霖：但他们之间并不冲突。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种“各玩各的”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多元宽容的文化心态。今天的年轻人不再相信“唯一神论”——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他们拒绝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成唯一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回望民国，不同主义者之间理念争锋、派别林立，甚至内斗不断。但如今，即便是在CP展、BW大会这样聚集数十万人的场合，各路“神仙”依旧各显神通、和平共处。这几乎是一种理想型的“多神教共存社会”。

我认为，这是当代青年的文化结构特征之一。他们也许缺乏彼此交汇，但能和而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文明状态。

当然，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个体愈发“原子化”，人们常常孤立地面对制度。但我观察到，今天的年轻人并非彻底孤立，而是结成了许多“分子化社群”——它们内聚力强，却彼此割裂，形成蜂巢式的结构。

这种分子社群虽未整合为一个宏大共同体，但却提供了抗压、抵御孤独的能量。问题是，未来如何整合？我认为，不能依赖某个强势社群或大叙事去强行整合，而应通过法治与社会制度，引导这些分子社群温和、有序地嵌入社会整体结构。只有这样，现代社会才能在多样性中实现协调与整体性，逐步培育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共同体。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思想文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上海”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文化参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BW（Bilibili　World）等等，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上海已经逐渐成为所谓的“二次元魔都（圣地）”。从你的角度来看，上海在精神气质或文化观念上，具备哪些特质，使它成为了这样一个地方？

许纪霖：我觉得，上海成为“二次元之都”，和它是“时尚之都”一样，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与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高度契合。

北京是政治中心，政治依赖抽象理念维系，这套宏大的政治叙事也是其合法性的支撑。北京人，尤其是精英群体，日常生活可以很粗糙，但政治理念非常明确。

而上海不同。它自开埠以来就是商业与文化大都市。商业和文化都得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哪怕是知识分子，也得“活得具体”。相比北京，上海更“接地气”，更贴近人的那一面。

人若活在抽象理念中，容易与现实脱节；而上海人活在一个更务实的世界，注重生活实感。在商业社会中，商业讲究交易与博弈，而现代政治也得学会在分歧中妥协。商业的逻辑像“囚徒困境”——经过多轮博弈后，人们明白只有合作，大家才能活下来。

正是这种商业性格和世俗气质，构成了上海对日常生活文化的包容。年轻人参与的二次元文化虽有抽象设定，但必须落地为实践，比如 Cosplay、追番、写同人、参与活动、表达情感。

这正符合上海的文化调性。一方面它具体务实，另一方面又能接纳外来文化。二次元源自日本，而上海一直擅长与世界同步，常常率先接受新鲜事物。它的都市性格开放、外向、不排外。

所以，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一进入，很快被上海接受，如今甚至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流。这与上海人开放的都市性格是一致的。

更深层来看，进入二次元需要实践与情感投入，强调“感觉”。而上海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这种“感觉主义”的脉络。

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两个典型的文化传统：一是以鲁迅和“左联”为代表的左翼传统，如今已不是主流；二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市民化传统，今天依稀尚存，但不再高雅。

还有一个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传统，就是“新感觉派”。这个传统主要活跃于法租界，代表人物如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特别强调“感觉”的表达。这一脉和日本的“感觉主义”高度相通。比如横光利一（他最早提出“魔都上海”说法）、川端康成等作家，都重视感官体验、节奏与氛围，也深深影响了上海文学。

所以，上海的新感觉派与日本感觉主义之间是互相呼应的。如今的二次元文化，也延续了这条“感觉主义”传统——只是以更年轻化、大众化、媒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出品的许多作品风格细腻。它不像北方文化那样磅礴飞扬，而更像江南文化——注重细节与感觉。这种感性特质，在当下二次元文化中被进一步放大与延展。

因此，上海之所以成为“二次元之都”，并非偶然，而是城市性格、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个层面，上海确实具有“魔幻性”。“魔都上海”这个称呼，正是由此而来。

这种“魔幻性”来自城市历史结构中的多元文化交汇。不同文化并存共处，构成了一种罕见的盛景。元朝时期的泉州就是先例：在几公里范围内，多种世界宗教和本土信仰和平共处，令许多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的语境中，宗教分歧往往意味着战争，而在泉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晚清到民国的上海也是如此。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以及佛教、道教、江南民间信仰，全都汇聚于此，多元杂糅却相安无事，使上海成为典型的多元都市。当价值观不断交汇与碰撞，城市气质就变得“魔幻”——像万花筒般，光怪陆离、变幻莫测。这种气质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形成，并延续至今，成为摩登上海的标志。

恰好，元宇宙与二次元文化也具有类似的魔幻性。这也是它们为何能在上海迅速生根，并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现在流行的“痛文化”也在上海火了。小红书前不久就在复兴岛打造了一个“2.5次元”沉浸式空间，叫“痛岛”。“痛”这个词源自日语，表达一种极致、夸张的风格，比如贴满动漫角色贴纸的“痛车”，还有“痛展”“痛服”。虽然现在还没有“痛人”，但这种“痛”本质上就是魔幻性的体现，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美学表达。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年轻人“甘愿被虚无摆布”，甚至把“意义”这个问题消解了（见访谈上篇）。我想分享一些观察。因为我自己也会看动漫，也会关注大家都在看什么番。我发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咀嚼“虚妄”这种情绪，或者说反复体会那种“虚妄的希望”，本身就已经成了很多动画、很多二次元精神产品的核心内核。

比如你可能也听说过《EVA》（《新世纪福音战士》）。它的主角是一个内向、懦弱的少年，在父权压力与世界崩坏之间挣扎徘徊，想拯救世界，却不断失败，甚至精神崩溃。再比如《魔法少女小圆》，主角为了拯救某个人，不断重启世界线，却总是失败，又一次次回到起点。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反复咀嚼虚妄，已经成为一种自足的情感体验。他们不再执着于救赎或终点，而是主动选择沉浸在这种情绪循环中，从中获得某种真实感与共鸣。

许纪霖：是啊，我也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一定不会是以我们这代人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我们总觉得，需要一种深沉的意义。甚至对爱情的理解，也常常是“只有痛苦才是真实的”，因为痛苦意味着你有投入、有付出。

但年轻人完全颠覆了这些观念。我并不是说他们错了，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们正在构建一种新的价值逻辑。不过我也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构建不起来，只能不断逃到那个“抽象世界”里。

反过来说，那套“抽象世界”如果真的有力量，它应当能够以某种方式“反射”回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你从那个世界里获得的光，能照亮你此时此刻的现实人生。但我看到的更多是逃避。他们说“不再逃离地球”，但那个抽象世界的光，并不能真的照进现实世界。他们依然沉浸在二次元、沉浸在元宇宙，只是获得了某种“爽感”。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依然感受到深沉的、持久的、无处安放的无聊。那是一种什么都不再虔诚的状态，只有“虚无”才是真正的存在方式，是唯一稳定的“实在”。

这种“虚无感”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鲁迅当年，胡适、林语堂，他们其实都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五四时期其实就是一个虚无的时代。但他们三人各有各的方式来“战胜虚无”。

鲁迅是以“绝望的反抗”来对抗虚无，他选择绝望到底，也是一种姿态；胡适靠的是一种实践性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你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而林语堂，则用“游戏的人生态度”来对抗虚无，以一种超脱感来排解。

他们三人都在“此在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价值，找到了某种实在的支撑。

而今天的年轻人，我还在观察是否有新的文本，能展示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抽象世界中，找到反哺现实的方式；是否真的存在哪种表达，能帮助他们在“此在”的现实世界中，获得一种实在的意义，而不是始终处于“永恒的焦虑与无聊”当中。这，是我特别关心的话题。

经济观察报：所以其实还是有些遗憾。像你所说的，这一代年轻人似乎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精神状态的文本。或者说，也许他们已经不再试图成为“文学家”了，不再去写作了？

许纪霖：他们当然还是有文学创作的。现在我已经不怎么看网络文学了，但必须承认，网络文学的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很多影视剧背后其实都改编自网络小说。

经济观察报：是的。但我们可能仍然会期待、会渴望那种更严肃意义上的文学，一种更具有精神深度、沉潜感的文学。

许纪霖：我相信那样的文学一定还存在。中国这么大，严肃文学不可能没有传人。它只是逐渐从“主流”退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非主流”，但依然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受众群体。

今天各种表达样式是并存的。哪怕是小众，在绝对数量上也并不稀少。问题在于，它们不再进入主流视野，不再是大众传播的中心内容了。

不过，这也恰好暴露出当下“算法社会”的一个悖论。我们常常批评算法制造了信息茧房，封闭了人们的认知边界。但公道地说，算法确实也为小众文化提供了某种生存土壤。

它可以精准捕捉到某种特殊的需求——既找到了你，也帮你找到与你审美共振的内容。只要你表达得好，说得动人，哪怕只有几千、几万粉丝，也足以构建起一个小而美的文化乌托邦。

过去，这几万人根本找不到彼此。你没有那个传播渠道。但今天，算法替你完成了精准匹配。这种微观社区的构建，让你获得一种错觉：这不再是“小众”，而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世界。

这就是数字化生存的现实，而且它还在持续演化中。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更深入地介入内容生产，我们很可能将迎来一些“瞠目结舌”的新文化样式，甚至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魔幻现实”。

我们正在站在这个新世界的大门口。也许几年之内，我们就要面对所谓“新物种文化”的到来。这里说的“新物种”，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更多是文化层面的全新存在。而这到底会构成怎样一种文化介入？会不会彻底颠覆我们的认知？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

这让我想起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比喻：蚂蚁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因为人类的维度太高，蚂蚁根本无法感知。但我们却可以轻易介入它们的世界：踩死它们，淹了它们的巢。对蚂蚁而言，这就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是“天谴”。

那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某种比我们更高维度的“硅基生命”——比如AI（人工智能）生命，那又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创造了它，但它的感知力、判断力、想象力都远远超过我们。可能它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蚂蚁那样——我们感知不到它，它却主宰我们的世界。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景观？我们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