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传:　三种人生》

(德)奥利弗·马图舍克/著 黄霄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茨威格堪称上世纪最奇特的“现象级作家”。他的流行程度，巨大的声名，欧洲文化达人的身份，和他个人生活的私密、难以捉摸之间构成了强烈反差。喜欢茨威格的人一直不少，到现在他都和黑塞一起，是德语文学里读者最多的作家，也是青少年认识“严肃文学”的一个常见起点，但在他留下的有限的照片里，其面瘫一般的表情足以困扰善于发现问题的人。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面对的挑战也是很大的。他必须设法突破茨威格用一个个脍炙人口的小说为自己打造的厚厚的墙。不管读者多么被故事吸引，他们都无法触摸到那个写故事的人；不管《昨日的世界》里有多少段落被人津津乐道，这份“自传”里还是充斥着众多过度的情感表达，过多的不自然的修饰和“起范儿”式的表达。真实的茨威格在哪里？马图舍克又能看出什么？

《屠格涅夫传：生活与时代》

(英)伦纳德·夏皮罗/著 孔俐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和19世纪俄国文学巨人时代相适配的传记，夏皮罗的词句不仅“还原”了作为人的屠格涅夫，更重要的是，他把“俄国”和“西欧”的环境对比，以及在这一对比之下的屠格涅夫的思想与活动，都做了高水平的揭示。个体人在俄国的版图、在帝国专制的体制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渺小，故而一个以文为生的个体，他的个人野心的发生，他的精力分配，他对于出版商和媒体的期待及他与其他同行的关系，传记作家都需要设身处地地体会过、研究过，并在行文风格上做很细致的考虑。

而屠格涅夫又是一个西化的俄国人，这一点令他成为托陀两座高山之外的“第三极”，他比那二位都更乐于享受，也有能力享受世俗的快乐，不管是和高阶女人的私情，还是名声带来的财富。屠格涅夫游历甚广，交友广泛，在西方世界受到很高的评价，他关注西方文学，和赫尔岑、奥加廖夫这些流亡西方的俄国人有密切往来，但他对托陀二位的作品同样保持着关注，并且多有学习。本传记除了写屠格涅夫的一生外，也可看做对19世纪西欧文学/社会史的一次侧面观察。

《秋叶集》

(法)安德烈·纪德/著 张琰/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纪德从不过时，哪怕距离他最活跃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无论什么时候，纪德的文字都是荡涤话语浊流的氧气。此集子里有他的众多的散文名篇，如“保尔·瓦雷里的光芒”和“歌德”，如“春”和“我的母亲”，纪德既不悲观于时代流逝，又不故作深沉地评价时人，他自带一种坚实的昂扬，让喜爱他的人感到可以永久追随。

他在写黑塞的文中说：“黑塞的讽刺如此迷人…这依赖于他能够脱离自己，无需照镜子就能看清自己，毫不自满地评价自己。”他写司汤达：“我很喜欢司汤达那种不加考虑的步调，他的思想总是让人觉得仿佛刚刚起床，尚未梳洗。”他说他的挚友瓦雷里“厌烦重大事件”，“它们是事物的泡沫，而我感兴趣的是大海。我们在海里捕鱼，在海上航行，在海中潜水……”

他说每次谈起歌德，都觉得“自己是在还债”。不是说借鉴了多少歌德的技巧，而是说读歌德，“让我了解了自己……在认识他的过程中不断地认识自己”。纪德讲，歌德“从没有让我偏离自己的道路”，“没错，他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

和瓦雷里为友、与歌德为伍的纪德没有狭隘的时刻。他让所有关于他“污蔑基督教”“带坏年轻人”的责难显得浅薄，因为他最清楚“被基督教事先耕耘过的土地多么有利于革命”。他在揭露春天的欺骗性（欣欣向荣表象下是万物的残酷竞争）时并没有显耀自己的洞察，他说：“从这些观察中吸取的任何教训都是轻率的。”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

(英)埃米莉·布特尔/著 马雅/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切都因为社交媒体的膨胀发展而变样；细心谨慎的观察者、分析者，必须选取一个关键概念，来解剖并把握时代的变化。有的人选取“独异”，指人们对个人独特性乃至标新立异的极端迷恋；有的人选取“倦怠”，着重于分析当下弥漫的、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的社会心理；有的人选取“（后）真相”“（求）关注”“分心”等等，不一而足。

本书作者选择的是“真实”，可以说是一条特别棘手的路径。她说，鼓吹“真实”，是新世纪以来名人保持其名人光环的重要做法，他们自我宣传，在对准自己的镜头前展示其真实的一面，通常都用一些出丑的方式来显示其“接地气”，与凡人无二，比如脂肪堆积，怀孕大肚子，走路绊跤，做事毛手毛脚，等等。随着社交媒体把曝光权交给每一个使用社媒的人，一种“压扁”效应产生，每个人都知道要通过显示自己的真实一面，以谋求更多的关注和信任，普通人和名人一样，以成为“网红”为成功的标志。

作者举了一些网红人物、网红品牌、网红产品为例子来分析，但她始终把握着人文主义的使命，即关注“人”自身的变化，关注“自我”“真诚”之类概念的意义，为读者，也为自己，探寻在人欲空前横流的世界里保持更健全的心智的做法。读一本这样的书，胜过看十万条教你看懂“真相”、追求“真实”的图像媒介产品。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波)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著 马睿/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个记者若做到卡普希钦斯基那样的程度，可按照“作家”“旅行家”的构词法，称之为“记家”了。他记事、写人、写场景，尤其是掌控叙事节奏的能力，都可谓高超，此书由诸多“行走”文组成，所行走到过的国家有印度、埃及、苏丹、中国等等，每则文字都不长，但不会给人以“不及其余”之感，反而会觉得，他抓住了最为紧要的东西，并且用不带明显情感倾向的方式写了出来。

卡普希钦斯基记叙的行走经历，是和讲述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同步的。《历史》是历史学的起源之书，卡氏给自己提的问题是：希罗多德是怎样开始书写的？他为什么会对讲述历史感兴趣，他又如何找到讲述的方法？在希罗多德的年代，世界的范围仅限于地中海周围，“历史”也保留了它原始的意义，即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两件事怎样结合到一起，而非只能偏重其一，这本书给出了最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