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作为一名“冷战斗士”，乔治·凯南（GeorgeKennan，1904-2005）与冷战时代的美国“遏制”政策已差不多被划上了等号，以至于许多人一见到“Con－tainment（遏制）”这个词，脑海里都会近乎本能地立刻地跳出“凯南”这个名字。这是这位20世纪杰出外交家、战略家兼学者的人生巨大成功。纵观历史，能够把自己的名字永久性地镌刻在某项重大事业之上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这也是“遏制之父”的人生不满和痛苦来源，因为他并不愿意、更不喜欢让自己被与现实中的美国遏制政策捆绑在一起。

新近出版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美】弗兰克·科斯蒂廖拉著，肖欢、宋晓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第1版。）告诉了我们一个与世人普遍认知截然相反的事实：真实的凯南实际上是一位坚定的冷战批评者。与几乎所有参与制造冷战的领导人不同，“从1944年到1948年，他用4年时间推动冷战，而随后的40年则致力于消除自己和其他人所造成的一切。”

一

凯南认为美国和世界都误解了他的本意。

从一开始，他精心设计的遏制政策路线图中就并不包含军事手段这一选项。甚至可以说，“遏制”战略的出发点，恰恰正是为了排除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按照凯南提出的那一整套复杂而丝丝入扣的思想，遏制政策不是一项全球的或军事方面的计划，而是集中政治和经济资源，以抵御苏联在西欧和日本等重要工业化地区的影响。在他眼里，美国的军事力量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的威慑性力量。

凯南非常有信心地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建设一个“自由世界”，从而在抵制苏联扩张的同时仍能够避免战争。而所谓“遏制”，是介于消极退缩的绥靖与风险极大的好战中间的一种替代方案。

然而，这种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凯南自己造成的。

凯南从20出头学习俄语开始，一直致力于苏联政治以及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曾长期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因为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来自第一线的实践经验，他在中年以前就已成长为全美国公认的头号“苏联通”，很少有人敢于轻易反对或质疑他提出的对苏政策建议。

早在二战尚未结束，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所有西方领导人都把苏联视为战争中的盟友和潜在的战后合作者的时候，凯南心目中的苏联却已经是一个异类、一个无情的威胁、未来的首要敌人。在1946年2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长电报”和1947年7月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署名“X”的两份纲领性文件中，凯南用危言耸听的语言，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对美国构成生死攸关威胁的战略对手、一个非理性的甚至非人的病态存在，异常高调地敦促美国遏制苏联的扩张。凯南的论证看起来充满了不容辩驳的逻辑力量，加上他那特有的夸张而华丽的辞藻，震撼了当时所有的美国读者——从决策者到普通知识分子，也构建了一整套冷战话语。

于是，遏制就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凯南主张的第一原则是：战争，尤其是在核战争时代，已经变得太危险了。他反复强调，美国可以既不和苏联全面开战，也不向它屈服，应当通过“非战争手段”，如心理和政治施压等措施来遏制苏联，但这种解释往往被忽视。而且他自己同时也坚持，为了保证这些措施的效果，美国需要保持军事上的优势。他也从未排除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可以说，凯南与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脱不了干系。

也正是“长电报”和“X”论文，令凯南获得“遏制之父”和“冷战斗士”的称号。这份长达5540字的电报，至今仍然是美国国务院收到过的最长电报，也是凯南职业生涯中写过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它向世界宣告了二战中美苏联盟的瓦解。而“X”论文进一步促成了人们对冷战的共识，也让罗斯福总统寻求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失去了合法性，因为进一步的合作将变成绥靖。

凯南的主张很快便被奉为圭臬，它催生出一个军事化的冷战怪兽。尽管凯南与这个怪兽战斗了几十年，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承认，正是自己的文字催生出了这头怪兽。1991年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凯南“遏制政策”的彻底成功，也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很可能，乔治·凯南在80年前作出的上述分析，至今仍在左右着西方人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印象。

二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随后漫长的大半生时间里，被称为“遏制之父”的凯南，实际上变成了美国冷战政策的最有力批评者。“长电报”和“X”论文发表后不过短短一两年间，凯南便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反对美国政府对苏遏制政策的“军事化”。出于对美国与苏联发生“热战”的担忧，他一直提议与苏联进行认真的谈判，并为此付出过许多努力，尽管这是他不久前还激烈反对的。

凯南希望控制冲突，而不是升级冲突。与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等西方决策精英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凯南认为，遏制政策的目的是迫使苏联重返外交谈判的轨道，而寻求莫斯科无条件投降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华盛顿毫不妥协的立场使得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或者几乎不可避免”。在其他人眼里，将一个充满敌意的苏联封锁起来是最终目标。但凯南认为，与莫斯科的关系始终是具有可塑性的，没有人像他预见到的那样：苏联政府很快也想要缓和冷战。

1961年，凯南利用自己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身份，打开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外交秘密渠道，希望以此缓解柏林危机。

1966年2月，凯南在电视上发表反对越战的证词。他谴责越南战争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声望，破坏了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削弱了美国处理需要“集中、优先关注”的国内问题的能力。这场战争，“让我们的许多年轻人充满痛苦和困惑，并毒害了他们与美国社会的关系”。

在20世纪70-80年代这十年间，他的公开著作都集中在控制军备竞赛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他警告说，所有人都未能理解，现代战争已经变得多么具有“世界末日般的破坏性”。

1983年，里根总统称苏联为“邪恶帝国”，而凯南却与这个所谓“恶魔”交好，包括应邀赴苏联研究旅行。在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的同时，凯南却在不顾一切地推动华盛顿与莫斯科谈判，以化解核战争的威胁。

而在1989年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凯南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提出了与苏联发展建设性外交，共同削减核军备并应对核扩散的提议。凯南的演讲引发了惊人的反响：所有在场的参议员、工作人员、甚至参议院速记员都自发起立，报以热烈掌声。

晚年的凯南越来越倾向于主张，苏联不应被视为一个可能的军事对手，而应被视为一个大国和对话伙伴。他试图缓和，乃至终结他自己曾参与挑起的冷战。凯南经常强调，西方“军事化”的遏制政策所施加的压力，延长了冷战的时间。美国为击败苏联而耗费的半个世纪巨额军费开支，是不必要的浪费，不仅如此，这还加剧了危险的紧张局势，而外交手段本可以在几十年前缓解这种紧张局势。

在本书作者看来，凯南前后变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如果没有他的长电报和“X”论文，冷战的发生即使无法避免，也会是另一种走向——更加缓和、更加不那么决绝和彻底；

而如果美国政府后来听从了凯南的建议，冷战故事的结局和后冷战时代的剧情，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子——更加和平、也更加符合理性。

三

在本书作者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看来，凯南的所有思想都混杂了严密清晰的理性分析，与隐藏在这层逻辑表皮之下的情感流淌。

从“冷战斗士”到“冷战批评者”的转变，恰恰是凯南面对俄罗斯-苏联时的矛盾心态的真实投射。

很少有美国人像凯南那样迷恋俄罗斯文化、对俄罗斯人民充满感情。他能够流利地讲俄语；在聚会上，他会边弹吉他，边唱着忧伤的俄罗斯民谣；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契诃夫，还一直想写一本契诃夫传记……在无意识里，他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怀有一种浪漫情结，将它想象成一种女性的存在，希望“在传统俄罗斯的温暖和智慧中寻求慰藉和灵感”。他经常将俄罗斯当作自己的移情对象，甚至把自己视作一个俄罗斯人。

但凯南喜欢的是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文化，他痛恨“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在凯南心目中，他所热爱的俄罗斯人民与憎恶的苏联政府是截然对立的。准确理解他的思想是如何受到这两种矛盾感情的支配和影响的，是理解他对冷战立场转变的关键。

1951年，凯南因为通过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秘密接触，促成朝鲜停战谈判的开启，而被杜鲁门总统提名为美国驻苏联大使。他在1952年出使苏联之后曾经希望促成美苏之间的对话，却因公认发表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的激烈言论而遭苏联当局驱逐出境。这位最亲俄的美国官员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成为美苏关系史上唯一被驱逐的美国大使。

30后，他的情感得到了足够的补偿。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两次伸出双臂，拥抱这位80多岁老人。

而在1983年和1990年的两次苏联之旅中，凯南也受到了苏联政府的隆重接待和所到之处人们的热情欢迎。后一次，凯南在克里姆林宫用俄语，与身为历史学家的苏联副总统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进行了3个小时的交谈。雅科夫列夫满怀情感地说：“凯南先生，你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历史化身。”冷战的设计师，最终成为了苏联在西方的最重要的朋友。

四

早在冷战刚刚开始时，凯南已经在考虑后冷战时代的欧洲秩序了。他的许多设想被后来的历史演进证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德国问题”上。

相比俄语，凯南更早学会了德语。德语可以说就是他的“第二母语”。德国文化对他一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据他自己说，他有时做梦和思考也是用德语。每当读到他的一本著作的拙劣德语译本时，他都会惊呼道：“哦，天哪，哦，天哪！在当今这个时代，德国人书写自己语言的能力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他的俄语实际上是20年以后在柏林借助德语而学会的。

这样的人生境遇，使凯南对于欧洲问题和德国问题有着比一般政治家和观察家细致入微的特殊敏感。

对凯南来说，冷战不仅事关苏联，还事关德国。

在关于欧洲的著名演讲中，他对冷战思想体系的核心原则提出了质疑，这个核心原则是：一个分裂的德国和欧洲是最稳定的解决方案。虽然起初他赞成分裂德国，但到了1948年，他转而建议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一起从德国撤军。作为脱离对抗的一部分，美国和苏联鼓励东德和西德进行统一谈判。凯南长期以来主张的是一个中立的、解除武装的、统一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加入北约的德国。

他很早就认识到，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复兴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威胁。在凯南的设想中，一个独立的德国将把“欧洲那些所谓‘中间国家’聚拢在自己身边”。德国人会通过建造“可能与俄罗斯人和我们自己对立的东西”来重建平衡。这将恢复欧洲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独立。

与之相关的是，凯南在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世人后来所见，“马歇尔计划”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功。这既反映出凯南对经济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特别是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也是他对于欧洲和德国的深刻理解的回报。正如作者告诉我们的，早在二战期间，虽然他对纳粹在占领地区的残暴行径感到震惊，但也欣赏他们在整合欧洲经济方面的成功。这启发了他对欧洲一体化的思考，并直接催生了“马歇尔计划”。

除此之外，他还帮助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终结，并没有令凯南这位昔日的“冷战斗士”兴奋。相反，这使他感到不安。凯南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抱有同情态度，不希望看到苏共政权崩溃，担心苏联解体会破坏地缘政治稳定，并危及对其庞大核武库的控制等。

凯南从来就反对不惜一切代价去战胜一个“邪恶的敌人”，他的核心关切，是世界的和平与西方文明的繁荣昌盛。因此，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利用各种机会不厌其烦地警告说，北约东扩将会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精神，毒化新生的俄国民主，并重新激起西方与莫新科之间的敌意……实际上会重启新冷战。此外，他还认为，乌克兰脱离俄罗斯是不明智的。他主张用一个涵盖全欧洲范围的新安全组织，来支持俄罗斯脆弱的民主，这个组织将取代北约并缓解东西方之间的分歧。

尽管他的上述预见将被证明是有极具先见之明的，但它们与当时弥漫在西方社会（甚至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中的那种乐观轻佻的“历史终结论”情绪实在太格格不入了，以至于就连他的绝大多数亲密好友都不同意其看法，整个美国的精英阶层都听不进凯南的声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凯南就曾预言过：（我们）利用另一个大国暂时被削弱的地位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以后终将遭到报应。这番教诲在30多年以后重新聆听，是多么令人钦佩！

凯南相信，帝国总是会衰败并最终崩溃。即使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面对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痛苦和危险的局势，那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这个星球永远不会被任何政治中心统治，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此外，海外过度扩张，不但会转移执政者在紧迫的国内问题上的注意力和资源，还会腐蚀国内制度。

凯南甚至对于美国的“软实力”也持否定立场，他嘲笑对外输出“我们‘文化’中最廉价、最愚蠢、最声名狼藉的表现形式”。他曾告诉朋友，美国在“世界上是智识和精神的傻瓜”。

基于这种近乎孤立主义的地缘政治立场，凯南尽管对“9·11”的恐怖袭击感到震惊和悲伤，但他依然冷静理性地认为，美国入侵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会带来“多重不必要和严重的危险”。而对于小布什政府以站不住脚的证据支持对伊拉克开战的行动，他更是表达了强烈的批评，认为这将带来一场灾难，在中东地区引发更多的混乱与战争。因为小布什政府奉行的所谓“先发制人”的政策与他心目中的“遏制”是截然对立的，“战争从来不会带来好结果”。

五

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凯南的观点也都像上述这样，交织着理性与情感、智慧与偏见。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凯南的一些观点是前后矛盾的，还有一些观点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然而，在一件事上，凯南的态度一以贯之，直到生命的终点也从未改变：他从未动摇过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环境的关注，同时他对城市的不适和对机器霸权的憎恨也从未改变。

凯南是公认的环保主义先驱。越到后来，他越发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远比冷战对手更棘手，环境危机使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相形见绌。他尤其厌恶石油，不仅仅因为它污染他钟爱的海洋环境，还因为它助长了人们对汽车的依赖。这是他有意识将自己置于前工业时代的18世纪的心理根源，这也让他预言了一个后工业时代的21世纪：如今受到各国重视的绿色能源产业，凯南早在50年前就一直在宣传了，他将“风车，水坝和太阳能板”这些化石燃料的替代品称为“大自然的免费馈赠”。

正因为这种激进环保主义，生活在美国的凯南，是一个十足的美国怀疑论者。他感到自己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曾猛烈抨击美国的政府，商业和文化，以及诸如汽车、电话和电视等一切现代事物。

与此相关，在政治上，凯南不喜欢民主，公然主张将美国转变为一个由像他这样“无私的爱国者”管理的威权国家。他看不惯国会和公众对外交政策指手划脚；他反感移民、工会、非裔美国人和妇女团体；他欣赏精英、传统和高雅文化；提倡宗教复兴和集体行动……凯南对任何民众运动都持怀疑态度，在1968年，他反对越战，但更反感那些反战青年。他把反战学生视为20世纪最危险的年轻人，将他们比作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罗斯那些天真的反沙皇青年。

凯南在多方面都是保守派，他生长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密尔沃基，早年的精英主义教育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怀有显而易见的仇外心理、歧视女性和种族主义，有时近乎法西斯主义。

他哀悼曾经在美国占多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衰落，对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感到失望不满。凯南对某些种族，比如意大利人抱有明显的刻板成见。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反犹主义倾向，尽管他最亲密的朋友中就有不少犹太人，最著名的当属罗伯特·奥本海默。

这种表面上的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并不是思想混乱的表现，它很可能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智慧——世界上不会有万世不易的真理，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它多么正确，而在于它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启发性。而这，又得之于杰出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那种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疏离感。

长期以来，凯南一直将“遏制之父”视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他曾一再希望后来者切勿重蹈自己的覆辙，在进行政策讨论时使用那种“宏大但却是过度简化”的口号。他更倾向于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相对复杂的表达法式来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据说，听到凯南的这番话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笑笑说：“嗯，这就是为什么凯南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和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原因。”

的确，这就是政治与学术的本质区别。而在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乔治·凯南遭遇的上述困境已经激化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从乔治·凯南出生到去世的100年间，美国的人口从8000万出头一点增加到了3亿多；美国政府的支出从每年不到10亿美元攀升到2.5万亿美元。凯南跨越一个世纪的一生，身处于名副其实的“美国世纪”。但这对于他的后代来说并不是必然的，未来美国行动的自由度和空间，可能将比凯南的世纪要小很多，这就需要有更多凯南这样的复杂的多元的杰出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