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1949－2008，追寻现代中国（1）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晶 这是北京深秋的一个下午，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屋内通透明亮。刘香成走了进来，穿着一件棕色条纹衬衣，头发几近银白，微微冲来客点头，气质温和而儒雅。
为了这次会面，他精心做了准备。讲述时，手中攥着几页讲稿，目不转睛，有几分大学讲师不慌不忙的节奏。幻灯片上的每张图片，均配以相应的时代旋律——从《唱支山歌给党听》到《春天的故事》。略微让他遗憾的是，温暖的光线干扰了照片的播放，打在墙上明晃晃的，看不真切。
对台下很多观众来讲，图片中所回溯的记忆，有些单薄甚至缺失。这些图片大都来自于刘香成编辑的一部新作——《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这本由德国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画册，检索了中国自建国以来60年的历史，而此前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图片从未在任何出版物上露面。
刘香成将这本书称为 “当代中国的视觉历史”，用镜头为不同时代中的一些抽象符号赋予一张张欢欣或悲痛的面孔。在西文版序言中，他写道，“25年来，我的脚步穿越了中国不同的特殊时期。我意识到自己想要编辑这本书的内在动力，并且运用我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去发掘那些由于政治影响而被埋葬的作品。”
对他来讲，这本书也是其个人历史的回顾。他的生活和事业恰恰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展开。1951年，刘香成出生于香港，随后回大陆就读小学，亲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后回港探亲。15岁再度回国，见证了文革的开端。1978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为他重新回到这个国度打开了一扇门。刘香成代表美国《时代》周刊，作为首批常驻中国的记者回到北京。这种“从局内到局外，又从局外回归局内”的个人经历，使得他对于捕捉历史时刻格外敏感，成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这是一个太难讲述的时代”
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给予中国举办夏季奥运会这一权利的时候，这位普利策摄影奖的获得者觉察到，是时候向人们讲述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了。
尽管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但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迫切。“有多少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一代，可以充分理解，中国自1949年以来经历了何等漫长的旅程，才一步一步走到世界的中心？这些成就显著，而代价也是巨大的。”刘香成说，只有这种对比，才能让人们看清中国的改变。
在无数关于中国的摄影图籍中，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中国。“这些作品，要么过于浪漫，要么黑暗无光。”曾经，他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很急，但是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如何将尘封的图片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一项浩瀚的工程。
他所寻找的很多摄影师，健在的大都年迈——毛泽东的私人摄影师侯波已经88岁了，她的丈夫徐肖冰93岁，杜修贤（毛泽东后期的摄影师）也已经八十几岁。而由于历次风波带来的本能谨慎，也使得他们多有顾虑。刘香成一一拜访，甚至数次登门。这本书从开始筹划到最终出版，历时四年。问世之前，有几位摄影师相继辞世。“如果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再过几年将更加困难。”
历史总会持续不断的展现现实。这些摄影师家中不受重视、藏在鞋盒内的底片，反而被刘香成看中。“他们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长大，以致大部分人在拍照中，并不十分注意这些丰富的生活细节，拍到后也不觉得怎么样。我是用不同的眼睛，从人文和生活的角度去了解中国，所以看得见。”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认为，每张照片不过是一个碎片，它的道德和情感分量取决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刘香成对苏珊·桑塔格70年代访华还留有印象，那时安东尼奥尼镜头中的《中国》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了巨大争议。“她曾经说，摄影是一把双刃剑，既生产陈旧乏味的作品，又为现状提供新鲜的观点。对中国当时来讲，摄影的意义不会是后者，想要的也不是前者。而是要在陈旧乏味的作品中，保证政治的正确。”
当编完这本书的时候，他才更完善、全面的理解中国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毛泽东后期的摄影师杜修贤经常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比如拍刘少奇和王光美，就有人批评他为什么把王光美拍得这么好看。”
正是因此，他要将这部书作为向中国摄影师的献礼，“虽然他们也有自我审查或者受到政治干扰，但依旧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通过手中的镜头，记录下新中国一场场的变革。”
“这是一个太难讲述的时代”，那些看似惊奇的图片背后，所展露的是另一重被尘封在历史中的真实。刘香成发现，这些作品在不经意间，显示了政治框架的转变是如何影响到苏珊·桑塔格所提到的“图片中道德和情感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