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钱”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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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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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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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陈周锡 方培林最近的表现有些反常，就在其他民营企业、担保公司的老板们为申报“小额贷款公司”四处奔波时，他却稳坐办公室无动于衷。

作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是新中国第一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的主人。方培林和众多温州企业家一样，一直在尝试着拓展民间金融的生存空间，被认为是“玩钱”资历最深的人士之一。

今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在方培林看来，这对有30余年“草根金融史”的温州而言，是一次规范民间金融的“伟大创举”，是“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好契机。

然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的地方政策，却与方培林的心理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7月份，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启动小额贷款试点，紧跟着温州出台了具体的操作规程。温州市金融办要求，每个县（市）只能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或2亿元，只能属地放贷。

“设置高门槛，这不符合市场要求”，方培林说，小额贷款公司综合了之前温州“会”、“钱庄”、“信用社”等民间金融优点，应该放手让它们遍地开花、充分竞争，这样才能让民间金融浮出水面，平抑高企的民间利率。

“否则，事实将会证明，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失败在所难免。”方培林认为，地方官员在理解中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偏差，“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用管理银行的方式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否则必将出现低效和没有吸引力。”

民间“会”转型

“具有互助性质，向生产经营领域延伸”

方培林说，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苍南县钱库镇成为温州比较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生产、贸易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资金需求，但经营者很少能从银行获得贷款，而一些农民手中的大量闲散资金却没有出路。

于是，一个民间互助性质的“会”孕育而生。方培林说，与小额贷款公司化运作、只贷不存不同，“会”一般由资金供应者和需要者组成，以 “村规民约”方式运作。

“会”通常由一个“会主”和十来个会员组成。每次定期聚会时，每人每次携带约定的资金，轮流交给其中一人使用，“会主”得第一次会金。其后，会员按照一定规则确定得会顺序，最后一位会员会金（本金加利息）所得最多。

在“会”内，由会员商定轮会顺序，称为“轮会”；由于各轮会金不同，于是采取抛甩子“摇会”；“摇会”难以使利益最大化，于是采用招标，谁出的利息高就给谁，叫“标会”。之外，还有“退会”、“押会”、“千会”、“转会”等十多种，都属于前三种基本形式的派生物。

“会”的成员可多可少，一般以数十人居多。每个“会”最短几个月到一年，最长的101个月。“会”的金额规模有千元会、万元会，乃至数十万元会。其利息比市场利率低，一般按顺序先后的实际利息差别，先得会者实际利率高。

方培林说，随着市场资金需求的放大，“会”的规模已经难以承接市场需要。

于是，一些充当借贷中介人的“银背”开始活跃，一般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或按成交资金比例提成。后来，“银背”开始买断资金使用权，相当于“地下私人钱庄”，一般以月息2％－2.5％“吸储”，以2.5％－3％放贷，从中赚取利差。据调查，当时瑞安市莘腾区30个行政村，平均每村有一个 “银背”，总信贷规模接近当地银行、信用社的信贷规模。

“与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会’和‘银背’是建立在‘村规民约’基础上，交易成本低、运作简单高效，但也存在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方培林说，后来一些“会”的会金被会员用来放贷，使“会”成为一种金融中介组织，出现了多次“倒会”事件。

1986年，温州乐清、苍南兴起了一种民间互助资金热，在当地称为“抬会”、“排会”，它以“高息”为条件吸引群众入会。但一年后，因为资金链断裂，“抬会”发生集体性雪崩，一个案件就波及十多万人，一度引发民间借贷的信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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