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钱”人（3）

作者：陈周锡

发布日期：200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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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4年，温州城乡共创办了51家城市信用社和农村金融服务社，服务于个体工商户和民营、股份制合作企业，其中城市信用社个人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较高。据统计，到1994年，这51家机构存款余额24.38亿元，贷款余额15.56亿元，分别占全市金融系统的12.3％和13.2％。同期，城市信用社逾期催收贷款，占贷款余额的2.61％，远远低于国有商业银行10％以上的比重。

之后，城市信用社被纳入银行监管体系，是民间金融第一个被收编的 “幸运儿”。1999年，鹿城城市信用社改组为温州市商业银行，由地方财政控股。2003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又进行增资扩股，吸引了7家私营企业入股3亿元，国有股再次居于非控股地位。

而同期的“农村基金会”，尽管与城市信用社命运截然相反，但却为小额贷款公司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雏形。

1987年温州第一家融资性农村基金会诞生。在政府有关部门支持下，温州农村基金会发展到了88家，主要从事村民、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调剂。方培林说，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农村基金会变相吸收社会存款，出现了一些挤兑风险。于是，1993年人行浙江分行下发文件，提出“取缔、撤销、规范、改组”的要求。

“小额贷款”问路

“存在经营压力，直指乡镇银行”

经过近10年的沉默之后，2001年，方培林以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创办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随后，他创新提出“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 “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前者就是拿房契为他人借贷抵押担保，后者是以银行存单质押为他人借贷担保。

在高利贷的疯狂肆虐下（本报6月30日曾作报道），小额贷款公司被视为平抑民间利率、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好渠道。方培林也在一直关注政策动向。

今年5月，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浙江第一个启动试点。7月，浙江省金融办公布了《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紧跟着，温州市也公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操作规程（暂行）》。于是，众多温州企业纷纷提出申请，如正泰、德力西、华仪电器、赛纳鞋业等。

然而，温州市对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规定，其门槛之高可谓“苛刻”。

在数量上，中央对小额贷款公司没有数量限制；浙江省规定，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一的温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这意味着，拥有11个县(市、区)的温州可办16家小额贷款公司。而温州市规定，一个县（市、区）只能办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在注册资金上，国家规定有限公司不低于500万元，股份公司不低于1000万元。而浙江省规定，有限公司不低于5000万元，股份公司不低于8000万元；试点期间，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欠发达县域为1亿元)。温州市规定，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等5个市（区）要争取达到2亿元，其余6个县则要争取达到1亿元。

在资金来源上，温州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发起人、其他出资人一次足额缴纳，“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不能用银行贷款投资入股，严禁社会集资入股”。另外，国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可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等，而温州对此“候选名单”限于民营骨干企业。

正泰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承认，公司申报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看好其“机会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经营压力。据了解，企业忙于申报小额贷款公司，目的是“过桥”申报乡镇银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拿到小额贷款公司这个牌照，就代表着一种荣誉，也是企业稳健财务的重要砝码。

“经营压力不小”，方培林担忧地说，在现有框架下，民间借贷比小额贷款公司有优势。在规定浮动利率的4倍以下，小额贷款公司不仅要交纳营业税、所得税共35％左右，而且还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办公人员费用，这对“不要纳税”、“几人经营”的民间借贷来说，竞争优势明显。“说不定，我到时就会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旁边开个办公室。”

另外，国家规定，小额信贷公司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而浙江省则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企业法人、自然人发起；温州市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骨干企业发起，“这等于是政府在钦点谁是董事长”。另外，温州市还严禁跨县（市、区）交易，“这是贷款公司自己的钱，他们会根据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最大化来运作，愿意贷给谁就贷给谁，政府何必为此画地为牢呢？”

方培林认为，应该全面放开小额放贷公司，每个县至少在3家以上，让家家户户的钱都拿出来，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平抑民间利率。“上面政策已经放开，就是让你们去大干，然而地方政府好像对这摸不准。”方培林说，这是因为之前政府为农村基金会埋单吃了大亏，所以地方政府行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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