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也能拥有“大能量”,一个属于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商业时代正在到来。

基于此,经济观察报2021年年终特刊——年度商业人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企业家身上,启动经济观察报全媒体平台,为政策和资本如何助力其发展搭建沟通的桥梁,为更好持久培育和壮大这一商业群体提供借鉴与启示。

2021年度商业人物特刊报道,我们期待您的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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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兼总编辑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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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我们经历了什么?许知远

1790年的法国与1789年的法国存在着截然的差异吗?欧洲历史在1915年与1914年间如同横亘了一个世纪?在中国人心目中,1912年的中华民国与1911年的大清王朝是否如此迥异?经历过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世界,莫非已经面目全非?在苏联解体的1991年两侧,环境真的泾渭分明?

历史学家忙于在浑浊而庞杂的历史河流中插上显著的标杆,以辨清它的流向与流量。所以,尽管历史的发展是绵延、渐进的,我们却往往习惯赋予某个年份、某个事件以转折性的意义,仿佛世界从此被拦腰斩断,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的表达:“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彻底改变了……”毫无疑问,2001年将进入那些被我们称作“辉煌、惨烈、壮观、不朽、改变人类命运的”年份的行列,尽管身处其中的我们在目睹了表面盛大的戏剧之后,心中暗暗承认历史并没有掉转方向,它不过是暂时性地出了轨。

2001年1月

在2001年的第1天,喜悦与希望是整个世界的主题,人们再一次把2000年的庆祝仪式重复了一遍,反正谁也说不清哪一年才是新世纪、新千年的开端。主要大国的元首中,除了克林顿即将蛮不情愿地离开白宫,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俄罗斯的普京、日本的森喜郎、英国的布莱尔、法国的希拉克、德国的施罗德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代表了国家对自己的期望,“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则说,委内瑞拉以胜利者的姿态迈入21世纪,21世纪是该国的黄金世纪……

为了迎接新世纪,15名跳伞爱好者从390米高的马来西亚双子塔(当时,摩天大楼还是个让人骄傲的东西)上跳下,参与者中34岁的沙特人阿尔希加兰恨恨地说:“如果有人想要打破我们的这一记录,他们就得等上几十辈子。”中国人在长城举行集体婚礼,推倒了350万张多米诺骨牌;将近40万美国人挤到了时代广场,和市长朱利安尼与拳王阿里一起过节;墨西哥内裤小贩走足了运,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购买红色内裤以求平安。

当然,我们不仅有欢乐。哥伦比亚游击队破坏了14个城市的输电系统,该国50万人在黑暗中迎来了新世纪;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一些交界处,新年是在相互射击的枪声中开始的;在荷兰,一场大火吞噬了一家夜总会,5名狂欢者被烧死;而土耳其一家百货商店则发生炸弹爆炸事件,10人受伤……

当然,从整体上看,世界仍旧有条不紊地延续着2000年的惯性。对于Nasdaq暴跌以来的世界经济,大多数经济学家依旧心怀乐观,美国经济还没有步入衰退,dot-com英雄们仍指望重蹈辉煌。美国刚刚度过一场闹剧式的选举,他们的新任总统乔治·W·布什是被最高法院选举出来的。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公众都在想,谁当总统都不重要,关键是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1月3日,格林斯潘下调了0.5%的利率,立刻刺激了华尔街股市的大幅飙升。

政治人物的更迭与遇刺给1月增加了变数。1月21日,小个子女人阿罗约取代了以忘恩负义著名的埃斯特拉达成为菲律宾新总统,之前几天,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媒体透露说,女性的性别赋予了她的政治生涯以更多的便利。至于隐藏在女性的阴柔后面坚硬的内心,54岁的阿罗约与几个月后的印尼新总统梅加瓦蒂将证明给世界看。以色列强硬派人物沙龙试图东山再起,这位1982年的国防部长在为自己偏高的年龄辩护时说,比1940年上台的丘吉尔大不了几岁。1月16日,刚果总统卡比拉被一名孩子刺杀,金萨沙的居民对前途充满不安。

当然,1月20日的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还是媒体报道的中心。是的,就职演讲很不精彩,但这毕竟是约翰?亚当斯父子之后第二对父子总统。仅仅超过5成的美国人参与了总统投票,其中一半多还给了戈尔,所以新总统渴望弥合国家的分裂。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则关心这位1978届哈佛MBA是否会延续克林顿的政策。

政治分析家说,布什先生可能比里根还要保守,新领袖尽管常常说错话(欧洲人觉得他真是没文化),但却一遍一遍清晰地发着NMD的音。俄罗斯人与中国人都觉得小布什这个举动是冲着他们的,要制造“新冷战”气氛,所以坚决不同意废除反导弹条约;对抗过9位美国总统的卡斯特罗希望新总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粗野。

相比之下,克林顿一下子显得可爱多了。《名利场》杂志拍下了他在白宫收拾东西时的忧伤劲儿,《大西洋月刊》在说“克林顿时代的终结”——那个繁荣而充满喜剧色彩的时代过去了,而他自己则说:“我可能算不上最伟大的总统,不过在白宫度过了最有趣的8年。”

他才54岁,仍旧精力旺盛,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离任总统之一。所以一位法国学者写信给《纽约时报》说,可以让我们的比尔来参选法国总统,因为美国的一部分曾是法属殖民地,克林顿参选完全符合法国宪法。

克林顿没有采纳这个激动人心的建议,而准备著书立说,巡回讲演,以偿还莱温斯基案件欠下的巨额诉讼费。在接下来几个月中,他的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泰晤士报》说他仍旧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当然,他在收取每场10万美元的讲演费时,也在波兰收获到掷来的鸡蛋。

旧式思维仍主导着大多数权势人物。在1月,贫铀炸弹在波斯尼亚战争引发的后遗症,让人们重新想起了核冷战时代。布尔热津斯基称,下个世纪仍旧是美国世纪,美国必须肩负起责任;戈尔巴乔夫在致布什的公开信中却说世界不希望是美国的世界。

于是一些更富前瞻性的声音被淹没了。一份美国国防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表明,全球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其中以中亚为甚。在以100为最高限的等级中,阿富汗的不稳定性为99.1%。报告说:“阿富汗不仅自身卷入了中等规模的内战,塔利班还在支持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车臣和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和叛乱行动。”

不对等性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中是个显著的特点。令泰国与缅甸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组织——上帝军的首领,是一对只有13岁的孪生兄弟。泰国总理川·立派亲往丛林督战,在将这群主要由少年组成的游击队击溃时,这对叫约翰尼和卢瑟·托的目光迷离、虚无的兄弟对总理说,他们很愿意上学,并回到父母身边。

1月28日至2月4日,在瑞士小城达沃斯举办的2001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连续几届会议的王子“新经济”缺席了,这届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减小南北差异”,这个问题将在年底才真正凸显出危险。倒是李光耀说了一句经典、一反常态的话:“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人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会错过机会。”

2001年2月

不安定感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放缓与布什一上台就刻意表现出的强硬、孤立姿态而有所增加。2月6日,倔强的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在第二天就参观了犹太教的圣地哭墙,并对记者说:“我参观了耶路撒冷,这是犹太人3000年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硬的沙龙与咄咄逼人的美国安全顾问赖斯彼此欣赏。73岁的老人承认在去年两次见到这个46岁的单身女人时,他都无法集中精神,因为“她的双腿很好看”。

美国新总统似乎是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核心。在2月11日,他匆匆地对伊拉克发动了空袭,似乎是为了纪念其父亲发动的战争10周年。布鲁金斯学院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在看完空袭录像后评价说,总统的脑子里是一团浆糊。而中东再次升起强烈的反美情绪,伊朗指责这是“冒险主义的表现”。

而仅仅两天前的2月9日,美军核潜艇“格林维尔”突然在瓦湖岛南14公里浮出水面,撞沉了一艘叫“爱媛号”的日本渔船,9人死亡。这个立刻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的灾难将两国首脑推向了危险的境地。据日本媒体报道说,他们的首相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仍旧悠闲地打完了高尔夫球,他还说“这哪里是危机处理,不过是意外罢了”。经过调查,这个事件是因为美军指挥官擅自将控制权交给了一个游客,这个游客将为此游戏行为付出终身的忏悔。

一位名叫罗伯特•菲利普•汉森的美国特工则加速了“冒险主义”气氛在美俄之间的蔓延,中情局发现现年56岁的汉森在1985年致克格勃的信中写道:“我马上寄去一箱文件……它们是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些高度敏感和机密的计划”,他为这些文件定了10万美元的价。这个新时代的詹姆斯•邦德却承认钱不是目的,双重间谍是他的梦想,“我14岁那年就决定走这条路,我读了菲尔比的书。”克格勃出身的普京觉得尴尬,他从心里渴望成为美国的盟友,至少是北约的伙伴而非敌人。尽管底气不够充足,俄罗斯帝国的确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转型,库尔斯科号的沉没让普京去年大丢面子,但他依旧是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希望。去年春天,上千人竞相领养一名在垃圾箱内拾到的婴儿,仅仅因为医生给这个当时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婴儿起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夫人柳德米拉的评价或许比人民更为有力:“可惜,我的丈夫待人不留情面,但他是我的如意郎君———他从不酗酒,也不打我。”

“爱媛号”加重了日本人对于生活的不满情绪,而东亚国家则对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愤恨不已。当然,中国人的主要心思仍旧放在申奥上。2月21日奥运会评估团第一次赴北京考察,他们满意地听到北京将投入178亿美元改建市容的计划,而北京人更喜悦地听到副市长刘敬民的话:“我们提出申请,关心的不只是城市建设的发展,还要建设功能社会……8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将来要举办奥运会,我们就会建立更加民主的制度,就会让中国更加向世界开放。”

中国的改革令人瞩目,中国人对申办奥运会、冲击世界杯、进入WTO三大主题充满憧憬。在《财经》杂志披露了证券市场令人咋舌的黑幕后,证监会加强了管制,并在2月19日开放了B股市场,香港铁娘子史美伦则在2月27日远赴北京成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开始了港人参与治理中国股市的第一步。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她说股市监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很显然,这是一项常识性的教育。打击腐败是中国政府展示改革决心的另一种方式。2月23日,7名参与远华走私集团的罪犯被处决,在去年进行的第一轮审判中已有十几个人丢掉了性命。流窜在加拿大的主犯赖昌星编织了一张涉及千亿元、数百名高级官员的犯罪网,他的大本营红楼在对外开放后, 吸引了无数公众参观。

世界经济在2月份乏善可陈,《财富》评选出最受尊敬的10家公司,通用电气再次蝉联,传奇CEO韦尔奇却对 dot-com情有独钟——“我们认为创建网站是一件非常神奇——类似于夺取诺贝尔奖的大事”。关于经济何时复苏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是谁也没太担心。华尔街似乎开始期待生物技术将创造下一个奇迹,因为参与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中、美、德、日、法、英专家在2月12日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共有32个碱基对,包含了大约3万到4万个蛋白编码基因。从多莉羊即开始的对人类神圣性的忧虑,再次泛上了保守主义者的心头——造人的权力正在从上帝手中转移到科学家手中。但华尔街分析师相信它将创造惊人的利润。美国新总统“没文化”的声誉在该月内不断跃升,他几乎搞不清“可卡因”与“可可”的分别。不过他的幽默感还算好,在2月23日接见布莱尔时,两人称都用相同的高露洁,老婆都了不起,共同点多得数不清。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他的幽默,在2月18日首次接到普京的电话时,喜欢给人起外号的布什称对方为“驼鸟腿”,这比发展NMD还叫普京光火。布什的高级助理们总是搞不清楚他说的“蛇屁股”指的是司法部长,还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可能是“手枪彼得”,也可能是“鸡肉人”。

2001年3月

政治与文化上的彼此误解蔓延到3月。3月1日的《商业周刊》说,美俄真有可能回到冷战时代。右派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洛萨默在《时代》上撰文说,布什学说正在形成,即主张美国应该做美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事情,而不必顾虑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著名学者罗戈尔则代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看法“不能回到与美强硬对抗的时代”。3月23日,曾经代表苏联帝国时代辉煌的“和平号”空间站陨落,当136吨的庞然大物掠过南太平洋时,有人看到天空中一团浓烟划过。《金融时报》说:“航天活动与核武器、芭蕾舞团和国际象棋一样被前苏联地区的人们视作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仍旧沉浸在“爱媛号”羞辱中的日本人则没有这么好的涵养,17岁失踪者寺田佑介的父亲在记者招待会上先是平静地说:“艇长,希望您别管什么军队纪律和其他理由,站出来道歉。”但是愤怒迅速从父亲内心涌出,他猛拍着桌子大声说:“他要是个男子汉,就出来下跪磕头。”美国一名叫吉马的记者说:“我不明白下跪是什么含义…… 美国没有下跪磕头的道歉方式。”

Nasdaq指数在3月首次跌落2000点以下,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忧虑开始加深。这个消息似乎比塔利班政权摧毁巴米杨大佛震撼得多。深具“革命精神”的奥马尔藐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这个独眼领袖在后来闻名于世的坎大哈说:“毁灭佛像是伊斯兰命令,我是遵照阿富汗神职人员和最高法庭的决定下达命令的。对我来说伊斯兰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法律……只有安拉该受到朝拜,而不是任何人,任何事。”

一直隐藏在阿富汗的世界头号恐怖分子乌萨马•本•拉登比他的战友奥马尔更有“诗人气质”。2月26日在坎大哈出席其儿子的婚礼时,拉登当即以去年袭击美舰“科尔号”为题赋诗一首——“它(‘科尔号’驱逐舰)在海上趾高气扬,逐步走向毁灭,一艘小艇(载有两名恐怖分子与炸药)乘风破浪而来,在前方等着它。你们在东方的兄弟枕戈待旦……战斗的骆驼随时准备奔赴战场。”数百位狂热分子(可能也是诗歌爱好者) 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英国人在对待恐怖组织问题上表现出美国人所缺乏的明智。在2月的最后一天,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宣布禁止以“基地”组织为首的21个恐怖组织在英国领土上活动。在一次英国皇家宴会上,查尔斯王子问“诗人拉登”的哥哥巴卡尔•本•拉登:“你兄弟最近在干什么?”

自然灾难依旧令人困扰,在1月份印度、2月份西雅图的强烈地震之后,日渐流行的口蹄疫证明了全球化进程已经多么深入。法、德等国都开始检验英国牛肉,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加拿大贸易官员这样指责包庇出口疯牛肉的巴西政府:“巴西人都喜欢足球,但巴西人不能继续无视足球比赛的规则。当一名球员受到两次黄牌警告时,他就应该退出赛场。但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巴西已经受到5次黄牌警告,却仍赖在赛场上不走。”除了布什政府,所有人似乎都在担心全球日趋变暖的现状。3月27日,布什的发言人说《京都议定书》对美国不公,因为协议没有要求中国和印度这类发展中大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他还说对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还不完备。布什肯定忘记了美国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不满的法国官员回应说这“完全是一种挑衅行为”。

在美国政府忙于通过减税计划时,中国政府在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十五计划”。面对日渐升高的就业压力,新计划提出在5年内增加80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一半给农村地区的民工。除了继续抨击法轮功、宗教极端分子、暴力恐怖组织外,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用大篇幅谈到了农民负担过重与西部开发问题。日本《朝日新闻》称,中国正走出毛泽东时代的完全计划经济,而进入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时代。《国际先驱论坛报》在3月2日即预测,由于互联网的帮助,中国将成为新全球文明的重要枢纽。境外的媒体还发现,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正在年轻化,除了54岁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外,而一直忙于解决灾荒、蝗虫、洪水、爱滋病危害的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只有45岁,在西方观察家眼中,从前这个年龄在中国做上局长就不错了。

在中国政府年轻化的同时,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保罗•休伊特预测,到了205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64岁以上的人口将分别增长60%、53%、41%、51%和60%。发达国家不喜欢生孩子的夫妇们越来越多,人口日渐稀少的后代们将悲哀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养活太多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联合国宣称在未来50年中,世界人口将从今天的61亿激增至93亿,其中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印度人。在生育率排名中夺取三甲的是尼日利亚8.0,也门7.60, 索马里7.25。这一点似乎也正吻合了塞缪尔•亨廷顿对于日趋衰老的西方世界即将被高出生率的落后地区所包围的忧虑。

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我们曾经以为落伍的英雄主义题材大出风头。古罗马式的《角斗士》获得5项大奖,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得4项。据说旅居海外多年的李安是在抵押掉自己的房产之后才完成这部作品的,《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强烈的向心力。不过库尔尼科娃却比电影明星们都耀眼,她的球打得不怎么样,但身材绝对美丽,她说她知道那些男球迷为什么喜欢看她打球,她还警告男人们,她可是纽约餐馆里的高价菜,看得起,却吃不起。

2001年4月

世界的4月是在枪声中开始的。4月1日是西方传统的愚人节,但今年它一点也不好笑。清晨4点30分,贝尔格莱德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住所响起5声枪声,经过26小时的僵持状态,米洛舍维奇“理智地”放弃抵抗,登上囚车。一名叫武科维的塞尔维亚政府警官说:“目前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是滥用职权和造成国家约1亿美元的损失。”日本《读卖新闻》说,塞尔维亚政府逮捕前总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并渴望它的经济援助。但现任总理金里奇驳斥道,这并非真实原因,因为“这样的条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自从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美国就一直希望战争法庭审判米洛舍维奇。一些塞尔维亚人对于这位推行过种族清洗政策的政治强人持有同情态度,因为他在这场悬殊的斗争中,保持了男子汉式的坚强。历史从来充满令人惊讶的细节,很多塞尔维亚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老人如何在26小时内由前总统变成了阶下囚,它比美国CBS电视台的《幸存者》更有戏剧感。(十几天后,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达也被起诉,但他的牢房比米洛舍维奇的要好得多,后者只有四面空墙与基本的设施。他的律师说,毕竟这不是五星级宾馆,但菲律宾的囚犯协会保证了自己的前总统不受虐待。)

也在4月1日,印尼总统瓦希德答应了与副总统梅加瓦蒂分权的要求;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这一天为了缓解民众对经济的不满,一口气撤换了21名副部长。4月1日的《泰晤士报》称,沙龙准备暗杀几名阿拉法特的高级助手,因为“阿拉法特仍然是一位推行恐怖主义的领导人”。但不会把矛头指向他本人。

正当朝鲜政府于4月1日指责美国在3月份整整对该国进行了180次侦察时,一架美国EP-3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撞上了前去拦截的两架歼-8战斗机中的一架,后者坠海,飞行员王伟失踪,而EP-3则迫降至海南岛上。这个事件立刻将中美关系推向一个可能比1999年使馆事件还要寒冷的冰点。布什政府在上台后不断强调的两国战略竞争伙伴关系,以及准备重启对台大规模军售计划,更为该事件蒙上了冷战式的阴影。

两国在一开始便针锋相对,美国人坚持说美国飞机是美国领土的一部分,中方人员不能进入;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反驳道:“如果这架飞机是美国的主权领土,那它怎么会降落到中国呢?”相比于中国公众的民族义愤,俄罗斯倒显得更为从容,一位俄军高级官员说,这次对撞不足为奇,莫斯科在去年发现1000次美国及北约飞机沿其边境进行间谍飞行。

4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美国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但布什的顾问则担心EP-3的机密技术将被中国获得。而布什依旧将这次行为定义为“意外(accident)”,而非“事件(incident)”。在4月1日事故发生时,正在戴维营与好友欢度周末的布什,以为这件事24小时就能搞掂。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菲律宾新总统阿罗约的表达精确而富有幽默感:“当两只大象相争时,别的国家别想介入。”利益比朋友更重要是这场事故的旁观者的行事原则,在布鲁塞尔,欧洲代表们拒绝对此做出评价,在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新兴市场之间,他们选择了谁也不得罪。

在中国竭尽全力寻找失踪的王伟时,美国人也在为自己机组的24位人员的安全担心。《时代》杂志表现出某种理性,它对美国公众说,中国还未交还EP-3,无需大惊小怪。“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一架侦察飞机在佛罗里达州海岸线外飞行,与一架派出的执行监视任务的美国空军F-16飞机相撞。美国的战斗机被重创后掉了下来,而且美国飞行员失踪;中国的飞机被迫降在美国领土。这一事件刚好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正准备将一批先进武器提供给古巴,其中可能包括与美国手中拥有的非常相似的先进型号的间谍飞机;它正计划部署将使美国的核武器失去作用的导弹盾牌;它已经发出了信号,制止美国把成为地区霸主的雄心变成它的军事政策的战略原则。再推想一下,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的炮弹摧毁(尽管不是有意的)美国驻欧洲的一个大使馆两年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也不大可能有一种宽容情绪。”

在布什强调“意外”与“事件”间的差异时,中国人没有像日本那样要求美国人“下跪”,但是对方应该明白,“道歉(apologize)”与“遗憾(regret)”是不同的。美国心急如焚的飞行员家属不像国务院与国会山那些政客那样固执,一位叫芭芭拉•迪斯泰法诺的家属说:“只要道歉他们就能回来,那没问题。”

不断拖延的撞机事件给了中国一次表现大国风范的机会。EP-3机组上的人员被善待,他们对被允许接收家里发来的电子邮件表示感激。到了4月5日,美方已经开始请求与机组人员进行第四次会面。更为务实与温和的鲍威尔的声音仍旧未能压倒强硬派,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对CNN的观众说,如果中美继续僵持下去,美国可能推迟中国加入WTO的时间, 并阻止中国承办2008年奥运会。

茫茫南中国海上搜寻王伟的行动仍在继续,机会却日趋渺茫。王伟的妻子阮国琴在致布什的信中指责,布什及其政府对中国吝啬得连句“道歉”都不说。4月8日,鲍威尔说,布什的回信是“以人道主义方式,以美国的方式,对一位悲痛的遗孀作出回复。无论这件事涉及什么政治问题,她总归是失去了丈夫”。

事件在4月11日终于得到了解决,中国在美国“深表歉意”之后,决定放还机组人员。《人民日报》评论道:“这表明中国战胜了美国的强权政治”。

4月6日,日本首相森喜郎辞职的消息被淹没在中美撞机事件导致的紧张氛围之中。4月26日下午,日本人选举出最不像首相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治学家肥田吉人在此之前曾分析说:“他漠视人际关系,不收礼物,不组小圈子,现在他摒弃派系。对很多人来说,他压根就不可接受。”日本人渴望桀骜不驯的小泉能够带来生气,59岁的小泉也的确鼓动起一股热流,年轻的姑娘们觉得他的头发很像贝多芬。

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在4月继续加剧,一些人开始暗暗怀疑格林斯潘不行了。而在《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各自进行的企业排名中,以石油为代表的旧经济重领风骚,新经济则一蹶不振,本报为此感慨道,“旧钱依旧统治世界”。

4月底,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为布什当政100天而打分,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他的确有点野蛮与语无伦次。美国《观察家》说,总统的野心是与俄罗斯进行冷战,与中国进行星球大战,然后迫使全球变暖。他还说了两句最经典的话———“你是中国记者吗?你的英语比我好。”“对于那些称我为迪克•切尼(副总统)的傀儡的人,我要说的是……迪克,我该说些什么呢?”

2001年5月

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为了表现爱国热情,中国与美国黑客没有休息,进行了一场义务战争。中国黑客把76个美国网站改得面目全非,而对方则破坏了63个中国网站。这场战争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黑客的加入,他们与现实世界里的阵营不太一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站在美方,而韩国、日本、印尼则与中国同仇敌忾。

英国著名的智囊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5月16日在年度报告中说,世界历史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今年出现了新领导、新思想、新威胁,这将是过渡性的一年。从美国的布什到以色列的沙龙,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更换了领导人;变革之风正在兴起,从墨西哥的福克斯到刚果的小卡比拉和日本的小泉,他们都面临着与前任不同的挑战。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关注国内问题,日本则进行经济改革,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会继续。两个非军事因素“全球变暖”与“难民危机”将是影响未来的非军事因素。

深刻变革的第一步发生在美国。5月24日,67岁的和蔼而寡言的共和党议员詹姆斯•杰福兹不满布什的极右政策,宣布成为无党派人士,这项意外之举一下子打破了政治生态,民主党从而以50票对49票控制了参议院,并将接管包括对外关系委员会等重要机构。《泰晤士报》说这场“政治地震”会使布什在对外政策中强硬的几方面软下来。安南说,他本来要到华盛顿去会见多数党领袖,结果到达时,他只能把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都见了。

中国的深刻变革表现在户籍政策的放宽上。石家庄市政府对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作出重大改革,规定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生活来源者均可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并不允许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他们的子女区别对待。中国媒体沉浸在一片喜悦中,他们看到了自由流动的曙光。中国正在全面走出农业化思维时代——你出生在农村,并不意味着你一辈子只能是农民。

2001年6月
发生在6月2日的尼泊尔惨案,使世界重又联想起人类最血腥的历史。报道说,王储彭德拉因为不满双亲反对自己中意的姑娘而在酒后开枪扫射,11位王室成员身亡,王储也自杀了。最初人们怀疑在伊顿公学受教育的王储是否会如此失去理智,抗议的群众焚烧印有这类报道的印度报纸。6月4日,贾南德拉亲王成为新国王,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新国王曾强烈要求君主制、反对民主化,而且在惨案发生时,他奇怪地不在场。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封建时代产物的王室们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尤其是与前国王相识的查尔斯王子。美联社说,这一事件有点像美国校园的枪击案,它可能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即个人的强烈情绪正在凌驾于责任之上。

尼泊尔惨剧9天后,1995年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的元凶蒂莫西•麦克维终于被处死。这是38年以来被联邦政府处决的第一个凶手, 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对他执行死刑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反对者认为这是非人道、非文明的手段,报复只能收到报复,但是168名死者的亲属中的大多数不希望看到凶手竟然可以继续活下去。《布法罗新闻》在11月10日发表了麦克维的信,似乎表明了他的忏悔:“我为死难的人感到歉意…… 但这是野兽的本性。”但是一位死者亲属在观看死刑执行过程后评价麦克维:“那完全是一种蔑视一切的眼神,他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他有机会,他会再干一次同样的事情。他的眼神里没有悔过,一点都没有。”

尽管撒切尔夫人甚至用《木乃伊归来》这样的片名形容自己被保守派拉票,但在6月8日的英国大选中,英俊的布莱尔还是获胜了,之前一个月, 他刚刚让自己的妻子再度怀了孕,并跳水救了一个人。这样,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没什么变化,他们中加入了一位5月14日成为意大利新总理的西尔维奥•贝卢斯克,他是个媒体大亨,控制了该国90%的电视台。

伊朗总统哈塔米在6月9日获得连任,他表示继续推行改革,他那时就说出了3个月后让人们喋喋不休的话题:“一个极端是阿富汗,由狂热组织所统治, 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另一个极端是土耳其,实行没有宗教基础的世俗统治,我们反对狂热政策。”他还极富建设性地谈到了一切落后国家的改革:“通过温和而平静的方法,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在中亚地区,一位即将深刻影响2001年的政治人物穆沙拉夫在6月20日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统,58岁的他是在1999年10月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掌握政权的,之后头衔一直是首席执行官。巴前司法部长拉巴尼批评说:“今天的巴基斯坦已经倒退,再次回到了以往独裁统治时期……”

6月12日,布什开始第一次欧洲之行, 当然欧洲人的确有点看不起他。在西班牙,他甚至念错了首相的名字,他还将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叫做“罗宾森”。6月16日,布什选择了小国斯洛文尼亚与普京初次会晤。媒体认为,这是俄美共建21世纪全球秩序的开始, 俄一位学者说:“很显然,美国单边主义很难行得通。”但布什正在变得成熟起来,包括他对普京的欣赏态度。《商业周刊》说布什正在接近中间路线,包括中美撞机与杰福兹退党事件正在让他变得不那么一根筋。

《福布斯》在6月21日公布了全球富人排名,比尔•盖茨以587亿美元再次冠盖全球。而美财长奥尼尔说,美国经济不会衰退。在FBI通缉榜上继续遥遥领先的本•拉登则似乎暗示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美军目标。仍在努力申奥的中国北京,于6月23日将三大男高音请到曾经是斩首之地的午门。活动承办方说:“举办三高音乐会的目的是希望让他们的美妙声音从北京传遍全世界,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正在开放,北京期待奥林匹克的到来。”在整整几个月内,帕瓦罗蒂、多明戈与卡雷拉斯的知名度几乎超过了香港的四大天王。也在6月23日,纽约举行了艾滋病全球行动日的大游行, 自从20年前这种病被发现以来,已有2180万人因它而死。安南在6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代表为艾滋病死难者默哀1分钟, 并希望各国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安南个人捐献了10万美元。

关于是否引渡米洛舍维奇的争吵成为旧秩序瓦解的象征,当6月29日这位前总统最终来到带有浴室、咖啡机并可收看卫星频道的海牙新住所时,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看起来真的已经让俄罗斯示弱了。但米本人依旧保持了铁托时代的领袖的傲慢与尊严———不承认海牙法庭的合法性。

2001年7月

中国的改革热情与成果在7月份迎来了第一次猛烈的喷发。7月1日,中国共产党缅怀着80年前的今天,在嘉兴南湖漂泊的小船上,那些如此渴望改变旧中国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要从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寻找希望。80年后,最初的20几个年轻人变成了拥有5000万人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当西方媒体观察到中国人对朋克音乐、麦当劳与星巴克的兴趣大增时,他们的关注点是中国正在转型;中国人则将7月13日奥委会对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投票视作一次对自己信心的真正考验。虽然,“中国世纪”的概念已被提出数次,《新闻周刊》在7-9月的特刊中还引用了一位美国游客的话:“如果19世纪与20世纪分别属于英国与美国,那也该轮到中国了。”看起来舆论正导向北京这一边,但是8年前落败的苦痛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在7月13日的陈述中,出乎人们的意料,中国代表们成功地回避了抒情,他们知道充足的信息、翔实的报告会比没有节制的情感能带来更大的胜算;中国代表团也知道要启用那些精通英语的年轻人来回答西方媒体的提问,这将有效地打破了原有的形象。

当然,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变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6票胜出时,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 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就会很自然地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见证了中国与奥运会爱恨交加历程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立刻成为民族英雄,这个以冷静著称的体育外交家流下了眼泪。72岁的何是最后的陈述者,他说了一句最富感染力的话:“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创造历史,但只有一种决定能改变历史……”

几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中国另一位代表人物龙永图身上。在当晚,中国所有的重要领导人都出现在世纪坛,以最高规格庆祝了这一超越了体育范畴的胜利,使之成为一次有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

除了民族情感获得了巨大慰藉外,中国还渴望这场盛会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北京人则想看到一个类似巴黎、纽约的国际化都市的出现。高盛银行发布的报告表明,它可能带来1.6万亿元的市场。甚至在Nasdaq一蹶不振的中国概念网络股都受到鼓舞,新浪上涨0.18元,搜狐上涨0.17元;而正陷入信任危机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则对十强赛出线满怀憧憬,他说:“我希望到时候也能到天安门广场去庆祝。”相比于其他国家的热烈祝贺,正在努力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布什政府的态度不咸不淡,赖斯说:“我认为,我们知道这是国际奥委会的一项决定。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这是国际奥委会的决定,现在已经做出。”

但一些眼光更为长远的政治家则在这里面发现了希望。亨利•基辛格认为这是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重要一步,因为“这将有力地促使他们未来几年在国内和国际上温和地行事……”奥委会英国委员克雷格•里迪表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超越政治。但想想1964年的东京、1980年的莫斯科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改变了这些国家。”

重要人物的更替在7月继续进行着。7月16日,奥委会历史上权力与影响力最大的人物萨马兰奇由英俊得多的雅克•罗格取代,后者提出的新口号是:“更纯洁,更团结,更人道”。1天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华盛顿邮报》集团的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因为3天前一次意外的跌倒而逝世,这位曾经敏感、羞涩的女人在1963年失去丈夫后,独掌《华盛顿邮报》,并在1974年因对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的传奇报道而进入20世纪最令人惊叹的女人的行列,美国新闻界与政界将她的死亡视作“一个时代的终结”。7月23日,梅加瓦蒂终于成为印尼总统,面对有人批评她是“家庭主妇”,她反驳说:“家庭主妇不一定不懂政治”,她和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立刻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瓦希德则说自己不介意生活在一个被女人领导的国家,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周围都是妇女的家庭中。

在中国加紧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于7月20日在热那亚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则被批评为“富国俱乐部”,并爆发了类似于1999年西雅图会议那样的大规模抗议,游行者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全球化导致贫困”的字样。观察家们普遍质疑这样的峰会除了大吃大喝外有何实质意义。《国际先驱论坛报》写道:“这是一个毫无新闻价值的媒介事件,更多的是夸夸其谈,而对一个病入膏肓的星球来说,却拿不出医治的办法。”日本首相小泉却认为峰会有意义:“峰会很重要。有人说日本首相更替频繁,所以只能参加一届峰会,我希望能够参加两次。”一名叫朱利安尼(在中文里,他与纽约市长同名)的23岁意大利青年被警察开枪打死,则让这次会议更富悲剧色彩。

两次外交访问成为7月底的重要事件。7月26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充满想象力地准备乘坐9天火车,到莫斯科访问,这是他首次去中国以外的国家访问。那辆日本制造的专列由21节车厢组成,时速40公里。在接受俄记者采访时,金正日说:“美国希望通过其强硬政策对我们施加压力,但其努力是徒劳的,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俄、朝希望彼此交流以牵制美国,一名俄妇女与当地官员在国境线上欢迎了金正日,这名妇女在13年前欢迎过金日成,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

7月2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访华似乎暗示中美两国关系正在恢复正常,他还向中国保证NMD不会威胁中国安全。这位观察家眼中的鸽派说:“我们不需要为了获得一种使命感,而去制造一个像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在北京的一位西方观察家说:“鲍威尔使布什的政府有了一点人情味。”

2001年8月

8月的世界乏善可陈。国家之间的矛盾、外交上的往来、整体的经济下滑、流血冲突依旧在按照其固有的节奏进行着。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参拜了靖国神社,20位韩国人为此切下了自己的手指。8月27日,持续升级的巴以冲突达到新高度,以色列打死了巴解组织总书记穆斯法塔,这是目前牺牲的巴方最高领导人。以色列的《晚报》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冲突都在加剧”。不过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看起来并不关心,只有22%的美国人知道沙龙是干什么的。而且美国拒绝派鲍威尔参加8月31日的反对种族主义大会, 因为大会对以色列使用了“攻击性词语”。反美情绪在中东地区不断高涨,它甚至传染到意大利,8月29日威尼斯电影节倡导反“好莱坞帝国主义”;而8月29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则说,中国想去美国留学的年轻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签证官的恐怖故事,因为拒签率已经由去年的27%增长到41%。

8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8月10日的《纽约时报》说:“在85分钟的接见谈话中,江主席看来心情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意大利科学家塞维里诺•安蒂诺里在8月7日对外界说想展开克隆人的试验,以帮助没有自然生育能力的夫妇。面对汹涌澎湃的指责,他辩解道:“谁要是阻止我的试验,就是将我们重新带回中世纪。”仅仅一周后,《华盛顿邮报》就惊曝内幕,一位叫马克•亨特的美国律师已经花费了50万美元试图克隆自己在10个月时死去的儿子。在这项计划流产后,亨特对记者说:他和他妻子的决定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穿越死亡的鸿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家:即创造与安德鲁一模一样的孩子”。

8月8日的《商业周刊》评选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可口可乐、微软、IBM占据前三名,迪斯尼总裁艾森纳说,每想及品牌这个词,他就有点恶心。8月21日,美联储第7次降息,《华盛顿邮报》说:“美国经济的主要危险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危险。”不过格林斯潘的个人理财却颇为成功,他主要投资国债,避免了重大损失。阿根廷的债务危机继续加剧,美国一直在是否提供援助问题上不够果断,因为共和党认为“轻易的救济会导致道德上的颓废”。

缅怀是8月的主题之一。在8月12日前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怀念20年前IBM生产出第一台个人电脑的那一时刻,当时可一点也不惊心动魄。设计者之一的马克•迪安说:“没人知道它会那么成功,我们当时想, 如果在这些计算机的使用年限内卖出20万台, 就很惊人了。” 结果它催生出整整一个行业与一批像康柏与戴尔那样的公司;而10年前苏联的“8•19”事件,则让人们感慨历史常常为偶然性所驱动。俄罗斯的《会议报》说叶利钦具有拿破仑式的权力欲,野心大到可以无视国家最高利益。

8月的美国如此无聊,媒体沉浸于制造海滩的“鲨鱼恐慌”。“美国缺少英雄”是《泰晤士报》8月13日一篇文章的标题,1022名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心目中没有活着的英雄,而选择布什的只有8人。纽约这个月奇热无比,市长朱利安尼劝说市民:“尽可能脱掉法律允许你脱的衣服,我强调是留下最后一块法律要求的遮羞布。”

2001年9月

经济事件依旧主宰着9月最初的日子,人们关心的是杰克•韦尔奇在9月6日退休后干什么?IT业内喜欢抛头露面、呼风唤雨的女人费奥利纳在9月9日讲解了以250亿美元并购康柏意味着什么?华尔街大多数分析师将此视作弱弱联合,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PC业大船已在一片缅怀情感中衰老了。微软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巴尔默对外界表示:“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垄断是什么。”

在政界, 人们知道布什正在成熟,但谁也没指望他真成为什么好总统。9月9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称深受景仰的鲍威尔正在变成“隐身人”,作为国务卿,他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几乎没有影响力。《时代》也呼应道:鲍威尔,你在哪里? 在中国的台湾,企业领袖王永庆为了表达对台湾政坛的不满,在9月4日发表了长达4万字的万言书。9月8日,100万个英国孩子一起跳动,进行了一场地震实验,组织者声明:“这场大跳跃没有引发地震,因此我们在夜间可以高枕无忧,即使全中国人同时跳跃,我们也不会被海啸冲走。”

9月11日,纽约的清晨晴朗而亲切,飞机驾驶员称这种天空为“极度清晰”。在资本主义最高物质成就象征的世界贸易中心附近,那些雄心勃勃追逐荣耀与财富的年轻人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憧憬与焦虑着。不错,华尔街的狂喜时代已经在一年半前结束了,人们普遍开始为格林斯潘的降息措施和日渐疲弱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与不断增加的裁员数量而忧虑了。不过这一切看起来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经济还是可能在明年复苏。纽约已经走出了夏季的炎热,当然,六位竞选人争夺市长朱利安尼的位置的战斗正在如火如荼,不过谁也没太在意,人们更关心参选的媒体巨子布隆伯格会给华尔街带来什么样的利弊,他毕竟管理着华尔街的信息神经之一的布隆伯格公司。

这么好的天气,这些年轻人没有必要太过忧伤。他们不是已经在世界上受羡慕的地方工作了吗?当415米高的双子楼于1972年建成时,它表达了人类挑战可能性的强大信念,曾被《纽约客》称之为“最坚实的基础”,它是初来纽约的陌生人辨别方向的坐标与游览之地,几乎像纽约港口边那个举着火炬的姑娘一样有名,它们分别代表着近代世界最推崇的两样东西:财富与自由。最富盛名的公司比如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证券、花旗银行和那些想跻身它们行列的不那么著名的公司都把办公地点设在这里,它几乎提供了纽约1/10的办公空间。

法国记者朱尔•诺代与热代翁•诺代兄弟上午8点扛着摄像机来到世贸中心附近,一个拍南楼,一个拍北楼。为了制作一部关于纽约消防队员生活与训练的记录片,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两个月。

8点48分,朱尔正在拍摄消防队员在街上排除险情的镜头。这时,一架飞得极低的波音767正好从他们头顶掠过。被如此罕见的超低飞行惊呆了的朱尔透过镜头看到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北楼。朱尔后来对《费加罗报》说,他惊人地冷静,急忙寻找自己的兄弟,看他是否仍然活着。

18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两兄弟看着刚才还在自己镜头里出现的拍摄的对象——260名冲入北楼救人的消防队员——被卷入了火海与废墟。天空依旧湛蓝,但是一切却都改了。没有人再为“消费者信心指数”担忧了,也没人感慨如此晴朗的天空了。在距离世贸中心相对远的地方,人们看着浓烟与灰尘滚滚升起,救护车与救火车的鸣笛声刺耳惊心,地铁的乘客被告知,世贸中心被袭,服务终止,当他们走出地面时,看到的已是另一个纽约,另一个美国了(也是另一个地球),两个男孩子说:“没有了双子塔啦”。警察要求人们离开,因为这里很危险,但是人们还是继续停在那里观望,仿佛它是科幻灾难片《独立日》的拍摄现场。他们看到北楼在被第一架飞机撞到之后,依旧保持着倔强而优雅的姿态,快到10点30分时,它仍旧恋恋不舍,却再也无力支撑下去,110个楼层仿若上下叠加的多米诺骨牌缓慢而从容地坍塌了下来。

人们看到被困在高层的人挥手求救,在整幢大楼的对比下,他们是那样渺小;人们还看到绝望的人从窗口纵身跃下,像玩具锡人一样转动着下落,其中的一个人正好砸死了一位消防队员……

一个匆忙逃出大楼的男人拨通电话喊道:“嘿,大楼刚刚倒塌,赶紧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电视的屏幕上都打着“美国遭受攻击”的字幕;巨大的烟尘、惊慌的人群、工地似的曼哈顿是惟一的画面。

而在华盛顿的FBI总部,刚刚成为新负责人的罗伯特•穆勒在听取每日汇报时,注意到电视新闻中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北楼。他与助手们一时不能肯定这是否是恐怖事件,其中包括反恐怖部门的负责人达尔•华特森。

但是在9点06分他们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南楼后,他们消除了疑虑。几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担忧恐怖分子可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让飞机成为炸弹。

9点45分,五角大楼附近的人看到一架飞机横插到这座美国军事的象征建筑上。一位叫塞伯斯的五角大楼工作人员说,他上班后听到世贸中心遭袭击的消息,连忙上网查看,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大楼都摇晃起来。后来证实,它本来要撞击的是白宫,但由于旅客的反抗,它转了方向。不久,第四架飞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调查证实同样是勇敢的旅客的反抗,使它提前坠落。

全美所有机场的飞机全部无限期停飞,正在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则转至加拿大;航空母舰肯尼迪号与华盛顿号驶抵纽约外海;美军受命向所有未经特许的飞行物开火;F16战斗机在纽约中央公园上空巡逻飞行……

整整两个小时以后,布什在佛罗里达发表了简短的讲演,他说:“现在是美国的艰难时刻”,“今天我国出现了国家危机”。正在秘鲁访问的鲍威尔冲出了总统府,情绪焦躁不安。而全美国的公众都彻夜守在电视机旁,三大电视新闻网撤消了所有的广告,24小时跟踪报道。接近毁灭的不安感紧紧抓住了已经60年没有在本土遭受袭击的骄傲而天真的美国人。之前,1941年珍珠港事件死亡2388人,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死亡1465人,从1980年至此次灾难前,恐怖组织造成的死亡少于1000人。而在这几个小时内死亡的人数至少达到了10000人(两个月后,它被证实为不到4000人)。人们用最本能的方式克服恐惧,一位叫索尼亚的妇女在那一晚与一位朋友发生了一夜情,她说“我们当时不停地做爱,仿佛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似的”。

到了9月12日,整个世界似乎已经改变了,似乎上帝刚刚在昨日创造了世界,9月11日前是一片空白。一直试图弥合分裂的布什已不用担心什么党派之争了。羞辱、恐惧与迷惘将所有美国人聚到了一起。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连布什总统都不知道该向谁还击。

这个事件也证明了我们的世界有多么分裂。在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盟友迅速表达了声援后,巴勒斯坦的民众在街头狂欢,一位游行者对记者说:“我们很高兴,让美国最终也感受一下我们每天在犹太复国主义压迫下的心情。”

2001年10月

一直到10月7日前,整个世界被一种压抑感所控制。布什政府似乎一下子变得成熟起来,总统不再喜欢给人乱起外号了,脸上的神情也严肃得多,眼睛里也常常饱含泪水。不错,他在危机之初表现得并不出色(肯定不如英国首相布莱尔),但正逐渐成熟起来。打击的目标最终由猜测变成了现实——是本•拉登,他被阿富汗的塔利班所包庇。但即使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知道简单的军事打击不能解决问题,他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寻找更多的帮助。关于NMD争吵似乎还在耳畔回响,但美国突然把俄罗斯与中国当作了好朋友,美国国会迅速声明要补交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在极度的惊愕过后,全世界人们与美国人一起反思。萨缪尔•亨廷顿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立刻成了最热门的书籍。

但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再愚蠢不过的说法,因为阿拉伯人根本不是美国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西方根本不理解东方。一些左派学者声称这是资本主义覆灭的前兆,但《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则在《华尔街日报》上说,历史依旧处于终结过程之中,自由市场必然大获全胜,不过是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而已。反全球化分子说,全球化加剧的贫富差距,是落后地区对于发达国家的报复,全球化进程将会逆转。但是全球化论者说这是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象征,对恐怖行动的共同敌视,已将世界大多数人民联合在一起,况且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共同分享一种情感。“转折点”是历史学家们立刻赋予9月11日的意义,它的震撼性让人回忆起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是在经历了多年的和平之后,欧洲被卷入了一场令拿破仑时代黯然失色的杀戮之中。《新闻周刊》把年轻人称作“9•11一代”,他们向父辈经历“肯尼迪遇刺”一样学习在苦难中成熟。当然,大众有着各自的表达情感的方式。本•拉登的VCD在巴基斯坦热销的同时,一个美国人推出了“拉登手纸”:“拉登这个人摧毁了美国人的骄傲,美国人就应该拿这张脸来擦屁股”。

10月7日,已冷静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布什政府,发动了“持久自由”行动,打击拒不交出本•拉登的塔利班。

一位军事观察家说:“用100万美元的导弹轰炸10美元的帐篷是否有意义?”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外交局势则展现出过于夸张的戏剧性变化,美俄变得亲如一家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国与国的冲突正在让位于个人与组织对抗国家的时代,我们必须组成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政府以对抗世界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国家体系时代。”

2001年11月

不过塔利班与本•拉登看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11月13日美国支持的北方联盟攻克喀布尔,到了11月20日,柏林已经在开始催生阿富汗新政权,这个不许听音乐,妇女不许工作、不许上网的国家看来正在赢来一次《商业周刊》所说的“人性的解放”。喀布尔动物园一只叫马里安的狮子见证了这一切,它活了50年,并与游击队的士兵进行过搏斗。

不过,看来在2002年到来之前,我们很难看到本•拉登与奥马尔被捉拿,尽管种种关于他们死亡或逃亡的消息不断流传。令人庆幸的是,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土耳其这些亲西方政权并未被原教旨主义者推翻。两个月后,文明冲突论似乎并没有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严重。不管你信仰什么,我们都喜欢自由与富裕的生活。

美国人的恐惧感在减轻,却没有消失:最初他们恐惧另一次袭击;然后人人害怕炭疽热,尽管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少于病毒性感冒;接着在11月11日——9•11时间两个月后——一架飞机坠毁在纽约皇后区,当人们得知是机械故障时, 长舒一口气, 几乎忘记了那些死者。

在9•11事件之后, 从前人们眼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被淹没在战争的消息中。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在10月7日看到自己的足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所以将7月13日夜的庆祝重演了一遍。

不过电影导演冯小刚却有另一种看法:“你躲过了韩国、日本、沙特、伊朗这顿暴打, 躲不过英格兰、法国、阿根廷、巴西那顿暴打。”10月18日,APEC峰会在上海召开, 布什按计划出现在上海, 让人们相信中美正在走向另一个新时代。

国家安全逾越了发展经济, 成为这届会议的核心。在会议结束时, 全体与会的领导人穿上了唐服, 在这个外交新时代, 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11月10日,中国人迎来了另一个节日,在多哈会议上,中国加入WTO经过了正式的审议并获通过。龙永图说,15年来, 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 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2002年还是。

2001年12月

这是一个有趣的圣诞节, 纽约的人们纷纷以旅行为名离开, 尽管一位善良的人已经连续几天在纽约散发钞票, 他想抚慰那些受伤的人们。不过有一个好消息:1999年《时代》年度人物杰夫•贝索斯创建的amazon.com正在走向赢利。但此前不久,美国第七大公司安然能源公司倒闭,它引起的震撼仿佛商界的世贸大楼的坍塌,因为该公司一直被视作奇迹小子。12月24日,《时代》将朱利安尼推上“年度人物”,面对公众的压力,他们没有胆量将本•拉登评作年度人物,虽然据说它的评价标准是“本年度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

在世界范围内,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终于在12月陷入了混乱,总统德拉鲁阿最终辞职, 引发了全国性骚乱。巴以双方曾经在9月26日签署了永久的停火协议,但坚持了不到一个月,自杀性爆炸仍不断发生,沙龙声称要干掉阿拉法特,后者试图在圣诞节那天去另一个地区参加节日庆祝,却得不到以色列政府的允许。在克什米尔,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剑拔弩张,前者指责后者要对国会大楼的恐怖枪击负责。而布什政府终于在12月13日宣布单方退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在表现了有节制的震惊之后意识到美国依旧喜欢单边游戏。

《经济学人》的圣诞节特刊登出了一幅漫画:一个疲惫的老人“2001年”正在把充满疮痍与浓烟的地球交给如孩子般的“2002年”。对于9•11事件最初的震惊感正在消退,人们曾经说“在那一天,世界从此改变”,但最终发现, 我们依旧被老问题所困扰,依旧是战争、经济衰退、贫困、缺乏勇气…… 不过事件的影响从来都是缓慢的,我们需要继续观察下去。

不过2001年最令人惊叹的仍是,它给一些人提供了挖掘自己潜能的机会。《卫报》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布什总统那样成长得迅速,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看到各大国领袖们面对危机时的领导能力与个人魅力,无疑,普京、布莱尔与穆沙拉夫令人印象深刻,而拉登与奥马尔依旧充满邪恶的神秘感。

如果你有归纳的癖好,你可以在2001年发现人类历史运转的轨迹在偏离,并预示着一些未来的方向与枝节,你尽可以在其中发现人类命运的奇特性。但是,匆忙地为历史下定义就如预测未来一样,充满着盲目性与肤浅。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新鲜事,一切都曾经预演过,而我们克服危机的方式也都差不多,甚至美国人在9•11事件后的措辞都与1941年一模一样。有几句话我们可以一直牢记在心,它们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线索。一句是“从此之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这句话在500年前就已经出现,但今天依旧意义宝贵,它提醒我们如何突破自己狭隘的眼界;你还要记住狄更斯那个著名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它可以防止你陷入过度的骄傲与过度的沮丧,这两样都是危险;至于最后一句,它最为鼓舞人心,它提供了我们人类继续生活在世界上的勇气与责任,并几乎是我们惟一的依靠,它是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世界史是一部我们必须阅读并不断续写的作品。”是的,演出仍在继续,欢迎进入2002年。

2002年:跨越单一思维许知远

以“年终特刊”再一次面对读者,一年即逝。

作为媒体,我们总感觉有责任为读者梳理过去的一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梳理”往往是仓促的。在去年的“年终特刊”上,我们将2002年称之为中国的“国际化元年”。还好,我们的希冀正在成为现实。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尽管还有困难,还有各种旧体制束缚导致的市场有效性的不足,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市场经济制度将在中国取得最终的成功。而透过2002年的现实我们发现,旧体制向新制度的转型有加速进展的迹象。因此我们说,2003年的中国将是经济社会转型加快的一年,推进转型的各种力量增大的一年,在转型中人物的命运更加跌宕起伏的一年。

我们今天以自己的视角,报道了身处转型中的200余位中国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但也有人在转型中迷失或牺牲;有人在转型中成长、发展,也有人在转型中止步、彷徨。

我们发现,和生活十分相似,其实转型也不像黑与白那样简单分明。一些策略会起作用,另一些不会;一些政策能成功,另一些却失败;一些人走下去,另一些被甩出来。转型是将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的历程。

我们还发现,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市场的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只有当市场不断成熟、接近没有缺陷并有效地为政策所控制时,市场才能完全自由。或者换句话说,市场最终无法完全自由——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自由。

我们还预感到,2003年中国的产权改革将加快。在产权改革这一领域中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比较强调效率,比如建议将资产出售给战略投资者或有能力的现实企业经营者,认为这样的方式看上去虽不尽公平,但对长期增长有好处。另外一种则认为公平最重要,他们建议将资产平均量化到每一个合格的公民头上,然后在市场的游戏中再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前者现实,后者浪漫。

其实就算是强调效率者,也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建设性的不平等,一种是破坏性的不平等。前者指增加社会整体财富或为社会提供正确的激励,有利于长远利益。比如MBO管理层收购显然不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产权改革形式,但它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后者,是通过与官员的特殊关系或行贿获取经济利益,或是官员将权力拿去直接交易——这样不仅不平等,还不增加社会财富。

说到公平,我们不得不再次提起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奥肯认为平等其实可以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两个角度去考察。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机会平等问题,靠什么?靠市场经济,靠减少行政审批,包括防止在制度设计时就把意欲寻租的潜规则设计进去。至于结果不平等,市场竞争也会造成,这需要政府的平衡,靠税收、社会保障来调整。

其实公正也是这样,起点和程序的公正显然比结果更重要。

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说,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在于对人的信任。

毫无疑问,佩雷菲特在他的《论经济奇迹》中所说的“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决不是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无足挂齿的附属物。他还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发展的原因一无所知才想起了“信任”这个名词。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

就人类而言,基于信任的“奇迹”不是上天赋予的,贫困也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2003,祝读者好运。

先生们 让我们重新想象中国许知远

柳传志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极目远眺,表情坚毅。《财富》在2003年末精心选择了十几位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商业领袖,作为其系列广告的代言人。一个学生,印有柳传志照片的广告这样描述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导人。他在1984年创办的联想公司,先是以IBM、惠普作为学习榜样,然后在中国本土PC市场上令老师们黯然失色。

7个月后,46岁的李东生在2003年行将结束时完成了一笔令人震惊的兼并,他领导的TCL公司与世界最大电子消费产品供应商之一的法国汤姆逊公司结成了全球最大的彩电制造联盟。性格腼腆的李东生描绘了这家坐落在广东惠州的企业的未来前景,它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0强的行列。

柳传志与李东生所代表的角色的转变,是正在变化的中国商业世界的缩影——缔造全球性公司与品牌的信心到了2003年真正觉醒甚至膨胀起来。这些昨天还在勤奋阅读《杰克•韦尔奇自传》的虔诚学生们如今要与老师同台竞争,准备由跟随者转向规则制定者。“没有人的竞争力是天生的。”杨元庆为对外界的怀疑做出如此的辩护。

重新发现中国

2003年很可能被未来的历史学家定义成中国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份。这种发现既包括中国对于自身力量的发现,也包括世界对于中国的重新估量。我们不用提及美洲的发现与美国的出现如何洗刷了世界的思维,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至少有四个国家已经激发起类似的想像力。在上世纪20—50年代,苏联引发了世界性的讨论,它不仅拥有计划经济这种更好的生产制度,它还代表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社会实验与新思维;紧接着,德国、日本造就了经济奇迹,日式资本主义、莱茵河资本主义被视作英美模式的竞争者,它们遵循着不同的经济思想,却都获得了成功;在1980年代,世界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情绪之中;到了1990年代,这种惊喜重返美国,硅谷与华尔街为世界营造出了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所有国家、公司与个人都为“新经济”而激动万分。

中国正在成为这个序列中一个新的环节。看看过去两年中,世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昔日的经济奇迹都暗淡了,世界陷入了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增长,它看起来正在吞噬世界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全球FDI的柱状数据图上,它比亚洲所有地区的总和还要长。“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11月13日的专栏中引用了拿破仑这句200年前的名言,紧接着他写道:“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这些令人飘飘然的判断值得相信吗?全球观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全球观察家们,拥有着令人沮丧的履历:赞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们、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是他们、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们……他们真正杰出的特质不是看清未来的洞察力,而是对于时代普遍情绪的迎合。

中国是2003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失色的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在8月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G8会谈;在10月份曼谷举办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紧接着,胡锦涛成为了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明显比布什更受欢迎……2003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个受害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中国有几副面孔?

但是,令大多数中国人困惑的是,外界所描述的灿烂的中国图景,与他们在中国真实的生活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关联。在欧洲的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争论苏联的未来时,他们几乎都对苏联所知甚少,吸引他们的是这个新国家的纲领与口号;美国人在1970年代生出“日本恐惧症”时,其实并不关心日本的成功之道……同样地,不管是“世界工厂”、“崛起中的大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些动听的名词,都无法传达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真实情绪与生活。我们甚至不能找出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通过不同的镜头,你看到不同面孔的中国:它可能是民生仍旧艰难的农村,也可能是上海的金融中心与华丽的太平洋百货;它可能是在过时的体制中感到压抑的中年人,也可能是奔放的街头红发少年……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被卷入了一条动荡不安的现代化洪流之中,昔日相对统一的社会结构从此被打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成为一个各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实验场,但采取不同实验方法的人最终的目的却惊人一致:如何使中国重新获得其在1820年前的支配性地位。孙中山试图通过共和思想、蒋介石试图将沿海的资产阶级力量与军事上的强人政治结合在一起……最终由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展开了过去150年中最具希望的现代化之旅……

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其一,工业革命奠定了工业化的经济体制,它塑造了一种崇尚效率与数量的文化;其二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塑造出的现代民主制。周恩来在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遵循的正是这两种思想,它们也是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以来中国所有变革的本质。但在中国的实践中,这两项革命的平衡点明显趋于前者,这种取向在1978年之后更加明显,过去25年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其他领域,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心理、文化变革都是经济变革的副产品,经济指标成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物质的渴望与焦灼充塞了这个民族的想象空间。而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也基本集中在经济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中国正在上演另一个“日本故事”,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称作“经济动物”。

2003年,这种情绪仍在延续。在2002年年底召开的“十六大”,甚至清除了经济改革中最后的意识形态障碍。昔日的争论与革命性的思想,如今都变成了常识。整个社会的情绪颇似肯尼迪在1962年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他说:“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细微和复杂。这些问题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与解决这些实际难题无关。”

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与市场改革的催化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1978年阅读刘心武《班主任》的一代人,如今已被2003年在网上阅读木子美日记的一代人所取代。是的,你总是可以捕捉到种种社会变革,并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中国拥有超过1亿的网民与超过2亿的手机用户,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在各个中小城市为数不少的失业工人,是否又能说明这个社会将处于动荡之中;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与公共卫生令人忧虑,它们可能随时使我们陷入困境……社会从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

2003年4月爆发的SARS危机,让生活在2003年的中国人显然有些迷惘,我们很难在这个社会里寻找到统一的情绪。在一个仍拥有9亿农民、充满传统社会因素的国家里,包围着我们的是一种后现代感——飘在眼前是种种碎片,我们不知道它们彼此间是否存在关联。

这一切迷惘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强烈渴望:在一个旧传统日渐衰微的时刻,如何创造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来描述与解释已经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活结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也已经改变;它在物质上日渐充盈,却在文化上少有建树;它在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之中,却缺乏相应的行政力量与法律规范……

2003,一个新的开端?

种种不连续的证据表明,2003年的确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不仅因为在这一年的中国政坛上出现了新一代领导人,也不仅因为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竞争,更重要的是,一种更为迫切的需求已在社会内部酝酿,它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原动力来支持它的继续发展。

可以预言,经济生活仍会在未来20年的中国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但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另一个20年吗?一些隐忧是如此明显,它包括坏账比例居高难下的银行体系、不可预料的国际环境、能源危机……但一些更为鼓舞人心的类比也一样存在,中国奇迹绝非绝无仅有:日本的经济奇迹持续了40年、韩国持续了35年……为这些国家提供推动力的是人民创造物质的热情、国家政策的精明制定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但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是,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高速成长的年代,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还不足够重要,模仿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日世界,知识与创造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调整的压力将更为强大。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未来10年的中国是“管理的10年”,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程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在西方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中,很少有人会专心地研究一个不良的教育体制将会产生多大的负面的影响,而2003年备受争议的北大教育改革就充分暴露了中国教育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为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提供所需要的人才方面,在为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提供智力储备方面,在为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提供坐标方面,高等学校显得力不从心。

“2003年的中国在有些地方相似于1980年的日本。”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经济问题杰出的观察者胡祖六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世界第一》让全世界在整个80年代谈论日本,今天的胡祖六却发现,不管是严肃的经济学家,还是意大利一个小乡村的主妇,人们都愿意和他谈论中国问题。但谁都清楚,2003年的中国与1980年的日本,虽然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如此遥远:中国今天的人均GDP仍仅仅相当于日本1958年的水准。在玫瑰色的中国概念之外的一种声音也值得倾听,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说:“中国——仅仅是潜在的。它的地缘政治、人口统计与经济潜力都令人生畏。但是它们已经令人生畏了100年,它们或许将令人生畏另一个100年,而不兑现。”

那些普通中国人的真实个体感受,才是对今日中国的最好描述,它比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与夸张的媒体更能真实地反映这个国家与社会。尽管杰出的历史学家常常蔑视那些寻找特定的年份的记录者,因为只有浅薄的人才热衷于相信,在某一时刻一切都已改变。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出现从来不是紧紧相连的,它们可能彼此重合,也可能相距遥远的时段。

但我们仍愿意将2003年为视作一个转折年份,因为我们需要将自己的迷惘明确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价值观,需要看待自己与世界的新角度,需要新的观念革命。这些渴望在过去25年中逐渐积累,我们却从未真正寻找到解决方案。如今,我们必须开始建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否则,我们仍将处于世界对于自己的误读与自身真实生活间的巨大的落差与迷惘之中,否则我们只能仍旧按照过往的惯性而前进,无法把握方向。

2004:正在消失的历史邵颖波

星空晴朗,草原静谧,老狮王木法沙对儿子辛巴说:“你看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它们就是那些死去的国王们。有一天,我也会到那上面去的,但我将永远俯视着你,指引你生活的方向。”

在我们眼中,所有消逝了的事物都如传说中的狮子国的君王一般,无论离我们多么遥远,都会永远俯视着我们,并给我们指出方向。

于是,每当我们匆匆走过一段路程,而眼前又呈现出万花筒般纷乱且变化无穷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就会仰望天空,从那已经逝去的过往中寻找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我们会在匆忙之中丢掉了什么吗?这样的疑惑在生活中总是不停地出现。我们摸摸口袋、检查一下背包,然后放心地继续前行。可是,我们常常忘记摸摸胸口,那里面的纯洁与高贵还在吗?我们也常常忘记检查一下大脑,它是否已经染上了“恋物癖”和“嗜新症”?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应该回一回头,看看我们的来路,那些曾经的时光需要和我们告别。

在本报同仁当中有一个共通的信念——必须重视我们的心灵。我们经常谈起它,谈起现实世界的变化带给它的种种反应。但是,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所以我们的记者忠实地捕捉并记录着这些变化;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所以我们更愿意聆听关于光明未来的描绘和预测。但我们也同样认为,对昔日的过往云烟,一样不应漠视。如人所言,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总结经验或产生教训。我们更希望的是,在面对历史时,能够保持心中的敬畏,让它来鼓舞或约束我们今后的行为。

像任何一年一样,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在2004年彻底消失了;有一些我们舍不得的东西也离我们远去了;有一些前辈们依靠巨大的付出才取得的成就,被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文明的观念取代了……

即使这56个版面所描绘的历史行程都是尊敬的读者们曾经熟悉的,并可能因为身在其中而视而不见的,我们仍然希望,在2004年的尾声,你能有时间重读一遍这些历史的细节,重温它们也许不会提高你在未来之路上的速度,却可能让你更能理解今天的生活。

2008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2008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政府换届,北京奥运,台湾选举,香港政改,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年。风云际会,情势变迁,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也将一一浮现,整个世界都以急切的兴趣关注着这一年的中国。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不能轻易说2008是一个“转折之年”,但那是一座必定要出现的桥梁。我们正在一条大道上驱车前行,那座桥梁上有种种障碍,如果处理不当,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就可能跌入低谷,平安越过它,未来的道路就会更加开阔,更加平坦。

没有什么能够比活着看到历史一步步验证自己的预言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不过,这份年终特刊,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期待与认真的思考。所以,我们一边建造着自己的未来堡垒,一边还要抬起头,关注现实世界里的灯火阑珊。我们看到,一个2008年的中国,正在大地上暗暗地发芽。

或者,我们只是提供了一副观察未来的透镜。由于人的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其观察未来的焦距和透视法也会不同,对于2008年的情势判断,就会见仁见智。不过可以预期的是,2008年的中国,将是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业市场逐渐细分,交易权利不断分散,政府资源重新洗牌,管理结构开始分化。多元思想与市场行为催生的制度创新,将使民众和政府由从属关系转变为利益交换关系,一个现代社会的框架,将越来越清晰。

沧海辽阔,荣衰起伏。对于那些可能影响我们命运的“危机”,有清醒的预判,就不至于感到突兀,未来就不会变得茫然、荒谬和混乱,就不会因急遽切换的未来画面而晕眩。而当各种力量与矛盾汇聚,如果政府和公民、中央与地方能够展开全方位的建设性的合作,中国的前景,应该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让我们祝福2008,祝福中华民族。

建设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

那些忠实的读者可能还记得,2002年,我们的年终特刊主题就是《转型力量》。我们以自己的视角,报道了身处转型中的几十位中国人在2002年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创造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显然有助于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良好的外部环境,灵活的经济政策,追求财富的国民心态,也使我们产生了巨大的信心。我们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200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加速的一年,也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一年,而2003年将会更加乐观。

那一次年终特刊的前言,题为《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在谈到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引述了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一个说法——“宗教的奇迹在于对上帝的信仰,而经济发展的各种奇迹在于对人的信任”。我们在前言里提出,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当时我们相信,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步时,社会变迁必将不可避免。我们相信,各种推进转型力量的加大,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则有助于促进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全社会对伦理与制度的信任,从而导向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

但是,4年之后,当我们回望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历程,其眼花缭乱的程度已使我们猝不及防。4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综合国力大为提高,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悖论”——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贫穷与豪富,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义务教育与失学大军,等等。对改革成败的评估,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也出现了不曾有过的分歧与论争。某些领域蕴涵着一种化解不开的情绪,2002年里那种对富人群体的盲目崇拜,正在演变成一种对企业家的偏见甚至是仇视。而我们曾经报道过的那些转型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多数人在坚持着走下去,但也有人在转型中迷失、止步、彷徨,有一些人被彻底甩了出来,有一些人则干脆走到了转型的反面。裂痕显而易见,牢骚随处可闻。

尽管我们曾经表示,转型将是持续整整一代人的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渐进改革的历程,尽管我们也知道,转型并不意味着社会会让市场力量独自主宰其命运,但当一切变得如此不可预料,以至使我们当初的看法显得有些轻率与武断,我们难免会有惶惑之感。当然,我们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原谅自己,将这一切归结为深层次矛盾的集中显现,然后告诉我们的读者,建设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不仅是一项重大现实课题,更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任何人的思维都有其局限性,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琐碎与纷乱,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无法给出一个让所有人接受的答案。过于迫近现实的所谓近距离观察,过早过快得出的结论,其结果往往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年终特刊嘛,无非是将过去一年中的人或事重新收集一下进行二次批发,其最大的功能是将记忆截断,你、我、他都无须为自己的承诺或誓言负责,可以轻松地进入下一年的新生活。

不过,我们并不想轻易地推翻我们昨天的信念。我们仍然认为,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本应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不是走向信任危机。我们依然坚信,只有“负责任的现代化”,才能帮助中国的经济社会实现彻底的转型,进入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繁荣的时代。而究竟该如何建设“负责任的现代化”,这也并非“天问”,并非无解,其主动权,其实就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里。

这一年,作家余华在哥本哈根发现,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印着易卜生的头像。他想起20多年前就牢记在心的易卜生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他对我们说,他经历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叙述的两个时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的弊病?因为我也有一份。”

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人人都有一份责任。而要化解问题,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合作式的行动是惟一的选择。

我们决定接续我们的传统,寻找、报道那些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当中有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作家、电影导演、政府官员,与2002年有所不同的是,2006年,我们增加了一些来自民间力量的代表性人物。我们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共同力量。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图解为市场意志、民众意志与官僚意志的较量。我们不能再把利益的分化简单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动力。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个人等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是社会转型的参与者、治理者,任何一方都有享受社会转型成果的权利。

当然,我们所报道的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属于所谓“精英”的行列。因为我们从来就不认为“精英”是公众利益的对立面。是的,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信仰者,是中国改革的引导者和受益者,也是我们试图为之服务的读者,但正如张维迎所说,什么是“精英”?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他们应该是“负责任的现代化”的主要建设力量,应该成为社会的楷模,而不应成为社会嘲讽的对象。至于那些腐化堕落者,从来就不能属于“精英”行列。

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整合社会异质性结构的阶段。我们所说的整合,决非是强制同化、混淆群己,而是希望寻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一个促进合作而不是对立的地带。在这个地带,社会利益各方争取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在这里,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交流、对话、融合、转化来解决,谁也不会被吃掉,谁也不会被清算。这个中间地带越大,两极地带就会越小,社会就会越稳定、越和谐。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转型中,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包括个人利益的争取——实际上往往诉诸权力层面,多是想占据对方的权益地带。这种诉求并不能创导出一个公民社会。诉诸权力,会中断社会的联结,使社会愈加分化,而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势必重新自动导向新的权力垄断。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沿着理解与合作的道路改变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使权力的垄断变成不可能。我们相信,真正的人类利益,是建立在妥协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的。妥协的前提,是对其他各方的理解与信任。理解与信任的前提,则是大家能够各负其责。在这里,履行责任与享受自由应成正比。

因此,我们希望“精英”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政府改革,建立起保护弱者的生态系统、保护社会交流的有效机制,为民营企业的成长、为中产阶层的发育创造条件。对于官员而言,讲责任心,就要讲责任制,就要讲问责制,但我们认为,他们更应该是一些有特殊信念和道德勇气的人,他们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推动改革创造历史功勋。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来就是伟大的政治家敢于担当的结果。而企业家们,尽管面临着一个对新兴财富并不十分信任的社会环境,但他们不能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不过,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履行合约,兑现他们对工人、对银行、对股东、对消费者的承诺,力所能及地扶危济困,如保育钧所说,那些置身边困难群众于不顾、跑到老远的地方去种树或捐款的人,不能说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我们向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致敬。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缺少负责的态度,不缺少“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言”一直是“士”的存在方式。我们反对犬儒主义。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必要时拍案而起的愤怒,但我们建议,在掷投枪的本领之外,学会更加建设性的表达技巧。如果各方主体只受自身意愿的驱使,就会随时制造出新的对立面。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先进入到“中间地带”的人,他们不会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并永远抚摸那些创痛的记忆,他们最应该知道如何在多元的、宽容的基础上争取广大公民的权益,从而建立起新的和谐秩序。

我们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相比上述严肃话题,那些带来大众狂欢的网络红人、娱乐明星更加吊人胃口,他们抢走了众多大众传媒的视线。我们乐于见到这种多元的民间文化表达,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将怀抱着一个简单而顽强的信念,在今后的每个岁末年初,寻找、发现、报道他们——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力量”。我们的责任还在于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谐”真的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目标;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真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手边的一举一动。

欢迎进入2007年。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价值
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 如何驾驭我们的力量仲伟志

2007年,萨拉•邦乔尼(Sara Bongiorni)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自己与家人如何艰难地寻找 “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她说,“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邦乔尼是一名商业报道记者,2002年还曾获美国商业编辑和撰稿人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商业报道奖。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抵制“中国制造”一年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情绪化反应,而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所进行的一次实验(她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而不能仅仅是中国),她甚至两次提到自己的中国血统,但是,这样的一本书,仍然透露出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复杂心态。

这不是美国人的第一次。他们也曾因“日本制造”而焦虑不安。当年的美国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生产的家电、汽车、机床、照相机、打印机,等等等等,而且,“日本制造”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美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兔子,他们的惶恐可想而知。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他们也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

这一切似曾相识,犹如时光倒错。

现在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已经不太实际。不同的是,当“日本制造”风生水起的时候,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发展得头头是道,赶欧超美。而“中国制造”,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廉价的服装、家电、玩具的代名词,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压低的。尽管没有一种思维范式能涵括中国的问题,但他们谈论的热度无疑升高了我们的水银柱。“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恐怕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无疑,“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中国资本”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辩证看待。首先,我们的国力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的地步;再者,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万山不许一溪奔”早已不合时宜。但是,看着那么多外资到中国下注,看着那么多产品涌出国门,看着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增长,看着那些骄傲的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否也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不可靠的幻觉?是否存在着一种骄矜浮躁的心态?

2001年《经济观察报》创刊不久,适逢中国加入WTO。当时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纭,有人说,受到体制制约,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败下阵来。这一悲观论调已不攻自破。还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会“倒逼”中国改革,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指针,我们自然也乐见其成。

但是学者秦晖先生告诉我们,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道路还有第三种可能,而且这可能性还不小。他认为,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中国制造”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结构,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都得被迫降低福利标准,自由市场国家也将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样一个吸纳全世界资本、在全球进行采购并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世界工厂”,已经须臾不能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兴衰起伏。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改变诸多国家的劳资关系格局,甚至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一个开放中的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这个话题这么快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以至于令我们有些手足无措。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个伪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只要能够崛起,我们无须作出任何承诺。但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前苏联过于迷信力量的积累,而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清醒认知,无视公民权利,利益分配失调,才导致一个超级大国困厄纷至,四顾苍茫,乃至最后陷入危机。

我们应该看到,公民社会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带来了“高效率”的产出,但这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吗?我们应该看到,公众福利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但这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吗?显然不是。我们不能把力量建设与资源配置锁定在某个僵化的轨道上,而应该善于观察国内结构变化,善于梳理各个阶层的权益分配,并善于对制度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

凡成长必有烦恼,这是每个崛起中的国家都要面对的。如何克服这种困扰,是政治家的使命,也是每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今天,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中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们,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赢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全球思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价值链中的一环,“只做买卖不问其他”,今天的利润也许就会转化为明天的成本。

我们不想泛泛地谈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很多中国企业家愿意与一些伟大的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纠缠在一起,却忘记了履行合约,忘记了如何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办好。他们应该明白,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增强,就是其公共使命的最好体现。一些企业家拿着本应支付给股东的钱去行善,拿着银行的贷款满世界去种树,拿着拖欠员工的工资去花天酒地,显然不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仍开口闭口捍卫民族工业,抱负固然远大,自身却忘记了对工人、对银行、对土地、对消费者、对出资方的各种承诺,这种高调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实不足取。众多的中国企业家都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责任意识。企业的趋利性无可指摘,但我们能不能杜绝以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来攫取土地、牟取不义之利?——这样就可能挽救众多政府官员的性命。我们能不能善待员工、按时发薪?——这样才能让员工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受益,才能让员工对社会产生好的影响。我们能不能到期还贷,而不是继续行贿、以贷还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可以说,离开这些,我们的经济社会权利、个人自由权利都无从谈起。

这样做显然比喊一些使命口号艰难得多。我们知道商人行贿往往源于官员索贿,我们知道企业履行承诺的能力往往受制于市场变化,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等于承担了过多的公共责任,似乎是有失公允的。我们知道在那些后现代国家、后工业国家,企业的社会角色日益纯粹,企业的特定功能就是经济绩效,企业家对公共利益的担当变得相对间接。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是社会发展、经济崛起的基础动力,企业家的使命如何单纯得了?

我们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企业家的责任,但用什么样的方法增加,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计前提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最终有可能要砸掉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企业家毕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他们动用社会资源获取了巨大利益,自然不能抛弃秩序重装的责任。关切生活质量的提升,关切社会权益的分配,应该是中国企业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不再视工会为陷阱,不再视人权为干扰,应该是中国企业的价值路标。

当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与发达国家紧密相连,成为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捍卫人类社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价值基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大家应该在保留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作为全球化的新赢家,我们已经学会不再拒斥使自己从中得到巨大利益的体系,现在我们应该致力于让这个体系健康成长、永续发展,并让自己从中获取更好的收益。只有失败者才会自成体系,只有弱者才画地为牢、我行我素,让傲骨变成狂悖。

单纯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当然不能解决全局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我们如何驾驭、使用我们正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力量?

欢迎进入2008年。

什么是负责任的现代化仲伟志

这一年足够漫长,甚至有些太漫长了。现在,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后的第30个年份,即将落下自己沉重的帷幕。这帷幕本应是华丽的、斑斓的,在它后面的宽阔舞台上,本应呈现这个国家3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庆典。但是,等到我们总结这一年的时候,却发现这是一个最难描述的、深不见底的年份。

当幕布刚刚揭开时,我们看到的是南方冻灾,损失历史罕见,上百万人无法回家。后来是四川地震,它对人们的冲击,随着死亡数字一点点加剧。镜头里的惨状触目惊心,万众一心的场景又让所有人为之感奋。而这种在大灾难中凝聚的悲壮情绪,又在8月的狂欢中得到了集体释放。

在一系列意外的冲击中,只有8月8日没有意外,奥运会盛大举行。此前七年,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百年梦想”做着浩繁的准备。这个日期曾经充满了无比的魅力甚至魔力,它几乎可以影响外交政策与经济形势。在这个日期面前,此前发生的那些灾难,只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挫折与坎坷,只是对我们的自信与能力的考验。

随着这一神圣仪式的完成,中国社会的复原能力也得到了惊人的展现。而一些走出北京机场的外国人,似乎穿越了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是一座地地道道的迷宫,令人目眩和困惑。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无穷的活力。它大步流星、强烈拥抱变革的姿态,让整个世界不可思议,却又难以抗拒。

他们开始宣称,美国已经衰退,“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而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世纪大裁决。这让我们很有一些困惑,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我们的目标是追赶世界,而在改革开放的第30年,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突然变得模糊起来。我们顺着世界的方向起飞,当我们已经足够影响这个世界,应该怎样调整我们的指针?

但历史并没有因为奥运会而改变。乐观的情绪很快就被另一个意外事件驱散。就在美国这厢倒闭那厢裁员、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刻,中国重演了美国当年大萧条时期人们将牛奶倒进河里的一幕。不同的是,当年倒牛奶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价格,而我们却是因为,那些我们曾经不吝溢美之词的名牌企业,为我们生产了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

整整一年,光荣与耻辱似乎是在进行一场赛跑。对于商业伦理与道德底线的失陷,腾空而起的神舟七号也无力挽回。“毒奶粉”所引发的恐慌、悲伤与愤怒,让人们开始重新评估那些为创造社会财富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企业家们。这种怀疑情绪迅速蔓延,让整个中国企业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甚至远远超过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因为这一事件有可能砸掉一个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有可能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裂痕。

我们一直相信,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他们是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一支积极的变革力量,人们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也曾经急切地谈论社会责任、公共责任,但是最后,他们中的这么多人,却没有承担起自己分内的职业责任、道德责任。甚至于,那些口碑良好、产权结构清晰、没有“原罪”压力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一代企业家,也有人在“毒奶粉”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同谋——这就是我们冀望的最有可能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新型企业家群体?我们为之奋斗了30年的现代化,难道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们希望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即便他真的“不知情”。我们相信,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并发起反思,有可能完成对整个阶层的救赎。或许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似乎有些苛刻。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指望一家商业机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家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塑造,他们当然要担当起道义与责任。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一些无关痛痒的道歉,更多的则是叫屈不迭、流泪求助。

当然,企业家不可能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人人都有一份责任。我们痛痒相关,可能都不清白。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问题,却往往懒得表示反对,更说不上反思。比如我们应该从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事件中学到更多,不能再让弱者有“私设公堂”的想法。比如我们应该从四川大地震中学到更多,否则就无法对得起这场巨大的灾难。再比如,我们听到陕西农民周正龙又要翻供,只是觉得此人可笑、此事可疑、是非标准大乱,却没有想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 “周老虎”的影子。

我们应该更多的检讨自己。我们建最高的楼,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工业品,举办最盛大的运动会,我们使用了世界上近半数的水泥,筑造起了一个个里程碑。但这只是成长的一部分,只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一轮现代化进程,似乎从一开始就被简化了。八十年代曾经一度活跃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既没有形成一种全民的自我教育,也没有在官僚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很好的传承。理性、自由、道德等现代核心价值观被经济增长目标所取代。而这个抽离了核心价值的发展进程,其实早已埋下了中国社会那些最深层的矛盾。

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进程也是屡起屡背,每一次都是“救亡压倒启蒙”,转到富国强兵或强国富民的道路上。难道这次也逃不脱历史的宿命吗?在这一年,这个问题使得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颇为惶恐。他领导的这家企业已经有着130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动荡而几度沉浮。可以说,这家企业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它的领导者也才会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他对我们的记者说,中国近现代史是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而中国的近现代化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但当他找朋友谈对现代性的看法,却深受打击,谈了一圈,“这些人都不关心这些事”。

这的确让人有些沮丧。这些事我们不能不关心。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年代里,全世界都在围观中国,因为中国手中有一把钥匙——当然在一些人眼里,那也可能是一枚魔戒。中国力量的加入,正使得国际社会的诸多主流规则面临挑战,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的价值观、文明观、发展观。我们将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是不计社会成本的大踏步向前、建设山寨版的现代化,还是帮助现代文明秩序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

那么,让我们每个人都负起自己的责任吧。让企业家负起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成为市场经济的信仰者,而不是权力资本的拥趸;让他们成为有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的社会公民,而不是被社会嘲讽甚至仇视的对象。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政治家也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体现为亲商、清廉,他们更应该是勇于反省、敢于担当、有着特殊信念和道德勇气的人,他们应该善于观察国内结构变化,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他们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对体制弊病习焉不察、甘之如饴。

让知识分子也负起自己的责任吧。我们反对功利与伪善,但是也要警惕那些坚定有余而宽容不足、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的人。我们需要知识分子圣徒般的执著精神。面对强权,面对腐败,面对道德沦丧,面对成千上万受到伤害的孩子,知识分子岂可袖手无言?但我们也一直主张,在一个尚未成熟的多元结构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学会更有建设性的表达技巧。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将对一部分人的爱转换成对另一部分人的恨,而应该在宽容的基础上,唤起全社会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与信任。我们不能中断社会的联结,知识分子必须具备对话与妥协精神。

2008年终于要过去了。这一年我们急于创造辉煌,急于应对挑战,急于战胜灾难,急于完成任务,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写出自己长长的“后忘书”。这一年又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对过去投入了太多的热情,但由于历史主体的缄默,我们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仅仅变成了一段怀旧的旅程。这一年我们面对着过去、面对着当下、背对着未来,就像是在倒着走进新的一年。现在我们又开始忙着对抗危机、刺激经济,充满了不安与躁动。我们行进的姿态,当然要调整过来,但是我们能不能就像李曙光教授所说的,在进入新的一年之前,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让我们先停下来,从各自的角度反思一下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反思一下我们已经得到的和期盼得到的东西?“中华民族或许能因为这一天、这一年而成熟许多、成长许多”,这样的话,绝对不是矫情。

1978年,我们的国家正是被巨大的困难逼迫着走上了一条新路。如今我们再次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果我们善于思考,这些困难就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有可能像30年前一样倒逼出一种改革的合力,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新的机遇。如果这样,这一年就真的不会白白过去。

我们的一代新人李翔

还有谁记得叶戈尔•盖达尔?

将近20年前,35岁的叶戈尔•盖达尔是全俄罗斯最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一代新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以非凡的勇气终结了前苏联,结束了冷战,重塑了整个世界,那么盖达尔要扮演的角色,是将帝国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导向一条市场化道路。他的爷爷14岁时参加红军,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造就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是知名的共产党记者和菲尔•卡斯特罗的朋友。“盖达尔”这个姓氏在前苏联具备某种特殊的魅力——后来,叶利钦说,在选择他的内阁部长时,“盖达尔”这个姓氏对他的决定不无影响。但出生于1956年的叶戈尔•盖达尔却被亚当•斯密迷住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他将斯密的两本书奉为自己的最爱。萨缪尔森、李嘉图、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也都是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书时最熟知的经济学家。

1986年,30岁的盖达尔和同他志同道合的一群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的蛇山聚会,在一个破旧的疗养院内讨论经济学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个团体就是后来主导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青年改革派。当然,1986年时,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热衷于围着燃起的篝火,一边享用美味的羊肉串,一边同自己的朋友讨论这个国家必须采取的改革方式。可是这群年轻人与众不同,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在内心深处明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怎样的改革方式,同时坚信他们能够影响历史,改变国家和亿万人民的生活。盖达尔在研讨会的结尾说,刚刚结束的研讨会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这群仍然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将会掌握苏联经济,改变它的计划体制,让它高速发展,他们将会身居高位,尤其是他和红发的丘拜斯;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将会因为自己的理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

1991年11月5日,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电话宣布刚满35岁的盖达尔将成为总统叶利钦的最高经济顾问、财政部长和政府副总理。叶利钦决定将这个国家的经济交到以盖达尔为核心人物的青年改革派手中。这个秃顶、圆脸、个头不高、个性柔和的年轻人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机会去改变整个国家,使其脱离经济不振和物质紧缺的轨道。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人们熟悉到几乎要将它遗忘,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青年改革派为俄罗斯设计了后来被称为“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路线。他放开了价格管制,尝试唤醒俄罗斯人身上潜藏的企业家精神,而后来的总理丘拜斯则设计了私有化改革方案,不情愿地制造了我们称之为寡头的经济巨兽。

2009年的12月16日,53岁的叶戈尔•盖达尔因病逝世。去世之前,他就已放弃了直接介入政治的努力,相反,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名政治题材的作家和经济转型的研究者。在2007年出版的《帝国的消亡》中,他试图提醒俄罗斯人民不要沉醉于对往昔帝国荣光的幻想之中,“帝国作为强大的君临其他民族之上的国家这一概念成为一种产品,有如可口可乐或纸尿布一般易于销售……很容易激起对业已沦丧的帝国的怀旧之情”,而事情的真相是,“关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被异族敌人葬送的传说乃是危害国家未来的神话”。

如今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告别革命甚至告别激情的年代,以至于当我们再提到盖达尔和丘拜斯这些名字时,会产生历史惊人的遥远的感觉,尽管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过去20年内发生的事情。他们曾经是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年轻人,在一个充满无尽变数的国度,闯入了一群由昏昏欲睡的老者和顽固到不肯面对现实的固执者把持的权力中枢,开始迫不及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具备的野心,也从不顾忌可能遭受的攻击,他们拥有明确的目的,也为自己设定了清晰的路径。

今天我们可能怀疑这群当年不到40岁的年轻人,也就是全世界媒体称呼其为“青年改革派”的年轻人们对这个国家采取的手段和措施究竟是否妥当。人们争论着他们是断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将公有财产拱手让与寡头的媚外的经济学家,还是让这个国家终于走上经济发展的正途,缔造出中产阶级和财富精英的爱国者和改革派。但是历史上那些正在成长的变革者们毫无疑问都曾经被人这样质疑过。历史只是还没有足够长。

富兰克林•罗斯福凝聚在自己身边的新政派在一段时间内被两党共同鄙夷,在前往哈佛任教的途中,25岁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宣称自己曾在华盛顿为罗斯福工作后,同桌就餐的绅士们纷纷离席。约翰•肯尼迪聚集在白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一群纨绔之徒,而不是美国的一代新人。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这些年轻人们都向往开拓一片新边疆,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往往高唱变革,期待自己能够引领自己的国家和时代。他们前途无量,时间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代表着正在展开的未来,而未来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的作为。

如今我们要把目光投射到中国的新人身上。六十年的政权建立时间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间,巨大的成就背后是时代人物的年华老去。菲利普•罗斯冷酷地写道,年老不是一场疾病,年老是一场大屠杀——他不是以年轻人的自得去这样写,而是以一位年老者的自省这样说。曾经引领风潮的人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去,而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们最意气风发的时刻——我们记得北岛大声朗诵道“我不相信”,崔健双眼蒙上红布高唱“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歌声仍然回荡在耳边,周其仁仍然是那位用文字击败电信垄断的才俊,张维迎还在呼唤企业家精神,而柳传志高兴地宣称联想 “是黑人穿西装”,要穿得好看。他们的地位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中得到确定,他们也如愿把这个国家导入到一条新的运行轨道。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和时代,跟他们的变革努力息息相关,他们享受荣誉,也承担抱怨。而如今,火炬也已经传到新一代的年轻中国人手中。

在他1961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朗声说:“希望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能同样地听见我此时此刻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了新的一代美国人。”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然逝去,我们要看看新的一代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好火炬的准备。

这些不满40或者刚刚满40岁的中国人,在他们心中仍然存留着对政治灾难的记忆,即使并未经历过,他们对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也并不陌生;他们也是随后的政治改革的受益者,因此他们能够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他们目睹过邻国的崛起,他们知道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如何变成了现代化的经济区;他们亲自参与了经济改革,其中很多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而且本身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他们还亲身体验了全球化与互联网革命,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不久的过去还经历过了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们对灾难、危机与繁荣都不陌生。

在他们前辈们的身上可能仍然能够看到历史的阴影,意识形态留下的烙痕仍然存在;可是这种影响在他们身上已经被最小化。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渐消逝,除了那些年轻的意欲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学会了去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也在消逝。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作用于国家与社会的最有效方式。

他们接受过的教育让这些年轻人中的商人开始谈论公司管理和董事会架构,也让他们认识到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他们中的很多人整天口头上还会挂着创新和创造力这样的名词,他们为自己在商业上寻找的榜样是诸如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美国式的企业家英雄。这些年轻人中的知识分子则开始谈论公民社会,他们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思想脉络都不陌生,他们从其中得到营养并且寻找自己的导师。其中的艺术家、电影导演、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和运动员则得到了更加宽阔的舞台,如果说这一代年轻的商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行业的精英仍然在为赢得国际认可而努力,那么这些以无国界的语言进行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则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全球性的尊重,他们是中国创意阶层崛起的代表人物。未来的中国取决于这些人在未来所能取得的成就。他们享受了前辈开创的繁荣,得到了前辈们以莫大的勇气和牺牲为年轻人换回的机会。如今,未来的繁荣取决于他们,更年轻的中国人的命运和将得到的机会也同他们相关。他们理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分享了财富和繁荣。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叶戈尔•盖达尔和他那群年轻的朋友,别急着将他们变成历史书上没人爱读的一页。没错,我们已经告别了革命的年代和激进变革的年代,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珍惜他们身上那种不畏惧做出改变的勇气,以及敢于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的勇气,即使我们是在用更加柔和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在面对我们的现实中国时,我们以及这些我们选中的中坚阶层必须一起承担变革的责任和变革的后果,而不是去抱怨变革的障碍。我们继承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将之变成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我们的进步年代。

国家意志应由个人表达魏黎明

时近岁末,我们邀集各届人士,以书信的方式表达我们对2011年的期许。其中之意,便是我们深知这个国家的未来兴衰,不仅取决于那台轰鸣的国家机器,更取决于这个国家每一个生动的个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理应是这个国家全部的主题。

民为国本,始能为国。

国人有关现代国家的概念,始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此前,国不过一家之国,民则为一姓之奴。国不知有民,民只知为奴。辛亥之后,共和与民主的声音响彻中国。人民始知,国应知有民。

由是而下,百年沧桑,历史巨变。但个人在历史的浪潮中却总被消解于国家、民族、组织乃至集体的宏大之中。人民耳边总有一个声音不时响起——国家高于个人!

两千多年前,一个统一的专制大帝国形成之前,杨朱曾经发出“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声音。然而,“贵我”的响声很快就被淹没。

在“道路以目”的黑暗时代,民与国天然隔绝,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朝廷确立的一整套严密、精确的制度体系下,国家与黎民泾渭分明,任何的个人意志都渺小、卑微,甚至大逆不道。

一姓之国一个接一个地倾覆,在五花八门的登基大典轮番上演的历史长廊中,国家始终不知有民,黎民永远是沉默的看客。直到那场伟大的革命将那些关乎民众的权利概念带到神州大地!

此后,我们走上了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一个理应更加开明的时代。当我们制定了宪法;当我们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时光到了网络化的21世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有权自信地发出代表个人的声音,而国家应该尊重这样的声音,捍卫发出这声音的权利。

然而,我们依然看到了有运动员顾虑“先谢国家”还是“先谢父母”。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每当个人与国家相遇,总有一些有形,甚至无形的压力让心灵的流露变得诚惶诚恐。大话、套话、空话可以轻易将真实而自由的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以个人表达为重要内容的个人意志,屡屡遭遇国家意愿的强力纠正。

如果叩问内心,我们很清楚怎样的表达更能打动每一颗心灵。

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国家意愿与个人表达之间,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考量。国家不再天然地尊大,个体也不再天然地卑微。这样的考量将是人性的、自由的和真实的;这样的体系不仅可以让中国融入世界,更可以让国家变得更为强大,人民获得更多尊严。

当下的中国,有些人却选择了沉默。沉默,不仅因为真理不言自明,更因为太多的事实让很多人无话可说。

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善良的个体翻开了法律——保护公民财产和人格尊严,本该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在“不这么干你们吃什么”的训斥中,本该大声宣言的个体只是低声地呢喃:人人生而平等……

有些话不说出来,但不说出来并不表示不存在。在沉默者看来,个人表达所体现的个人意志,与国家意愿其实并不冲突。就好像,爱自己的父母,才能爱这个国家;珍惜自由,才能倍加珍惜自由的国度;而渴求真相,才能保证这个世界不变形、不变质。

时代推动国家制度转变。一个国家,只有尊重个人意志,创建通畅的渠道使无数个人的意愿转化为国家意愿,才可能真正有前途。与之相反,始终将个人置于国家、集体之下,只重视国家利益,忽视个人利益;只听见国家的宏愿,忽略个人的声音,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悲剧。最终,受损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这在我们,是有无数历史教训的。

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与一百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

上个世纪,正是从第二个十年开始,短短三十余年内的两次世界大战,让无数鲜活的个体在庞大的国家机器碾压下顷刻无形。眼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动荡,凯恩斯主义盛行,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中有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影子。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国家作为一个掌握了巨大资源和权力的机器,理应表现得更加小心翼翼。

真心地祈愿人类不再重蹈覆辙,但仅仅是祈愿还远远不够。每一个个体都应当知道,沉默和旁观找不到出路。改变世界从来都要从改变自身做起。

我们需要改变,这样的改变需要勇气和智慧。这种勇气,于国民,是要开口说话;于国家,则是要让人说话;这种智慧,于国民,是要学习如何说话;于国家,则要时刻听取**,并且创建制度让民说话。

将看似宏大的国家意愿还原为个人表达,让个体意志的集合变成我们这个国家的共同意志。在庞大机器的运转声中,侧耳倾听个性的声音——这样的创想对习惯于指令者来说也许并不悦耳,但却是我们避免历史悲剧的唯一途径。

向变革年代的行动者致意文钊

我们可能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瞬间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印在微博上的面孔,和我们在那一瞬间留存的记忆一般无二。或许,他们跟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在需要呐喊的时候,他们张开了喉咙;在需要自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站立;在需要援手的时候,他们没有躲闪;在这样一个沉默的变革年代,我们向行动者致意。

对于我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种距离内心最为接近的表达方式。尽管很多人抱怨网络扭曲或者放大了现实中的很多东西,不过,我们依然相信,微博正是这个变革年代的忠实投影,你当然可以觉得这一切都不那么靠谱,但是想想看,现实世界是不是远比微博更为光怪和离奇,只不过你从来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

微博之内,我们活在一个“最坏的年代”。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冲击着你的眼睛和大脑。从官场到民间,从富人到穷人,社会在不断拉大已经存在的裂痕,很多人丢掉了对时代的最后一点希望,他们为中国社会不能保留仅存的道德底线悲哀,精英和学者被耻笑和谩骂,他们在一夜间蜕变成雷人雷语的代名词,而升斗小民们,总是被打上被凌辱和被损害的印记。

微博以外,我们身处一个“最好的年代”。我们距离梦想中的完美世界从未有过的接近。中国财政收入超过了10万亿,80%的民众被宣告跃入小康生活,这个国家有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广的医保制度,增长最快的经济,跑得最快的高铁,在电视上,人们以唱红歌释放自己对幸福生活的体验,甚至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也已经在全世界开花。

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也许每个人的心理体验都不同,但那种焦虑和迷茫的情绪,却会以同样的速度野蛮生长。我们很早就学会了跟生活妥协,并且安之若素。我们这样告诉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多一点忍耐,多一些看透,并试图让我们和他们都相信,这就是生活的原色。

甚至改变本身,也会让我们不安和恐惧。曾几何时,我们都相信,生活需要某种改变;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这样也还过得去。不一定会好,但也未必有多坏——谁知道真的变了,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再说,如果这个世界变得并非我们期待的那样,不是更让人头疼?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大相信,这个国家所有宏大的愿景,最终总要回到地面上,清晰成每一个具体的公民意志。只有这些小小心愿生根发芽,才能撑起一片理想的天空。我们不记得来时的路,也迷惑于漫长旅程的下一站。100年沧海桑田,对于变革的憧憬和迟疑、狂热和厌弃,如一对孪生儿般明争暗斗,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变革,却也从未歇脚,尽管有时候它的步伐蹒跚。

当一个路人,用手机拍下那些乞讨的儿童发在微博上,他成就的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打拐行动;当一个学者,以决不妥协的姿态,说出他内心对这个国家的真实看法,他就让谎言失去了更多的传播机会;当一个父亲,仅仅因为坚守,而让自闭症的孩子盛放着生命的光华,爱就弥散着所有人的内心。有时候你会发现,支撑这些行动的是一些很简单的想法,朴素而实在,但正因为这样,这些想法一旦付诸实践,就具有了超越其自身的能量。

没有任何一种幸福会从天而降。那些行动者投射在微博上的身影,至少让我们不那么悲观,即使最灰暗的色彩都无法遮盖那一抹希望:一个真正的变革年代正在开启大幕,这个大幕一旦开启,就永远也不会再关上。

记录在这份年刊中的那些面孔,我们无意将他们作为偶像,我们无意为他们的行动涂抹上某种色彩或者光环,你可以不喜欢他们做事的方式,站立的姿态,表达的立场。不过毫无疑问,有时候,我们就是他们,他们也是我们。也许抱怨,也许忧虑,也许悲观,但始终有信念,始终不放弃,他们愿意做点儿什么,然后就去做了,不仅对自己,对生活,也对自己的国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的样子,正是我们对自己、对生活,也对自己的国家应该抱有期望的最大理由。

这是微博上那些全然不同的面孔给出的一致信息。他们是官员、学者、企业家、艺人、运动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儿子的母亲,他们混迹于江湖之远、身处庙堂之高——这些并不重要——事实上,这些面孔,让我们理解并尊重每一个生命存在的意义,相信理性和坚持的价值。在行进的道路上,他们为自己点亮的一盏烛火,照亮了自己前面的路,也会为身边的寻路者带来哪怕些许的温暖。

这是一些普通中国人的面孔,这是行动着的中国的面孔。抱怨什么,就尝试去改变什么,主张什么,就努力去建设什么。不要觉得这一切毫无价值。历史总归是无数生命价值的投影。我们坚守的全部信念,付出的全部努力,在于未来会按照我们愿意的模样打下底色,我们书写的不完全是当代史,理解这一切,也许会让我们无比惆怅,但这是事实。

现在,让我们向行动者致意。

为现实寻找可能的通路孟雷

世事纷纭,似乎无人可以时时的气定神闲,作为新闻业者,不免更是如此。寒来暑往,花谢花开,若干年只是乱花迷眼、五味杂陈。这世界变化快。

大转折的时代,仍在继续。靠摸石头过河,伸手已难探到底。以往,连续好几年,《经济观察报》的年终特刊都定名为《转型力量》,现在回头看,转型仍未成功,力量仍未凝聚。问题是,我们是否曾经想清楚过,中国要转的那个型是什么型,哪些力量能形成前进合力,而不是零和博弈?

想不清楚这个,众人划桨开大船,那船只会在浪涛中心转,是进亦忧、退亦忧,勉力能做的,只是维稳、防倾覆。这半年常听见的话是“顶层、顶顶层设计”,头些年常听到的是“不仅要脚踏实地,更需要仰望星空”,说的都对,这就是忧患,我们尚缺乏的就是清楚的彼岸灯标,是路线图。

历史长河滚滚,人类目力有限,航道灯标若设得太远,云山雾罩,望山跑死马,空剩下悲情,剩下望空画饼之讥;若设得太近,三步就一个转弯,是人为制造险情。对于一个国家,可能好的政治治理、政策设计、路线图,就是能够管十年左右,不长不短正合适。太长了,权力、利益、眼界会形成强大惯性和限度,如果有弊病,会积重难返。太短,政策缺乏延续性,会短视,会有更多的现实计较,而忽视政治家的“历史责任”。

政治家如此,办报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因对现实的关切,而流连止步于此,而失去沉静思考未来的能力。现实中充满了热闹繁华,也充满着波诡云谲、步步惊心、人事代谢、财技权谋,盘点记述这些,好看也讨巧,我们平时干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们也希望,年终岁尾时能稍微静一静,考虑一点关于未来的稍长远些的真问题、冷问题。这也是办报者的“历史责任”。

所以本期的特刊,选择的关注点是未来,是2020年的世界。我们会尝试着去研判、描摹八年以后这个世界的具体图景,当然,重心还会放在中国社会。定位于2020,不是要去回避现实,而是为现实去寻找可能的通路。我们预设的前提,是中国和世界在那时并未处于大的动荡和衰敝中,老实说,这并非出于坚信,而是必须——我们愿意为未来而努力,正是缘于我们希望国家和人民、我们以及后辈,能够生活在一个比现状更好的世界中,而不是相反。否则我们的努力没有意义。

我们判断,2020年的中国经济仍在平稳增长,狂飙突进的时代已过去,但人们或已可安心于“常态化”的经济局面,而不至于时刻忧心忡忡,消费型社会初具雏形。人民币的市场化取得进展,或已成为区域性的结算通用货币。垄断在被打破,中国的民间资本更自如地分享现今尚被各特殊利益集团所割据的禁脔。“放权、让利”从经济领域延展至政治领域,人民的自由在扩大,权利更加被尊重和保护,宽容的分享型的政治权利模式开始建立,这会体现在更广泛更直接的竞争性选举、官员财产公开,也会体现在“计划生育”、“户籍管理”等管制型政策的变化乃至废止,人们可以更自主地决定后代的繁衍,家庭的居住与迁徙,及公平的教育、医疗、保障体系。而世界,也会更自如地适应中国的发展,维系全球化的治理,中国已是最重要的一环,不仅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必须分担起更多政治责任,而不是仅出于一国利益。

八年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条件去更多地关心气候、健康、智慧,关注太空和各种技术进步,以及更重要的,如何爱人与被爱。

基于这一切,我们愿意做一次关于未来的“乐观主义者”,尽管我们从未忽视过达成乐观的艰苦和代价,我们只是把那些当做我们日常应尽的本分,不必在所有事情上和所有时间里都刻意去强调和描摹。

新年了,期望我们都能短暂地超拔出日常的、庸常的生活之外,就当容许自己稍微地走了一下神,去纵容一下我们作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对未来进行憧憬的能力。生活当然在继续,世界或者也真有它自身的目的,不以人力为转移。但是人的思想的自由驰骋,并不能被现实所禁锢,即便我们明天仍要跟从生活,或为一点点些微的改变而承受重负,但不妨碍我们今天在脑海中先去设计它一回。

祝各位读者新年顺遂安康。

企业家的群星闪耀时文钊

我们一直在犹豫,当我们拉开视线,回望中国商业走过的激情岁月,目光该投注于那些功成名就者,抑或早就淡出人们视线的“失败者”?没错,我们选择了仍然站在那里的人群。出现在这一期报纸上的名字,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成功企业家的一份子,即使他们中的第一代,现在也依然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以自己的存在,阐释着商业的使命,和一代企业家的精神力量。

但是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不该被忽视的名字。从温州的“八大王”开始,步鑫生、马胜利、李经纬、戴国芳、李途纯、施正荣……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悲剧色彩,但却不该被认定为失败者。他们中间,有的壮志未酬抱憾终身,有的毁誉参半至今难有定论,有的隐于乡野,有的仍在为证明自己而奔走。他们具有绝佳的商业嗅觉,甚至比同代那些优秀企业家具备更大的勇气和胆略。他们也不乏智慧和谋略,能在复杂格局中把握仅有的机会。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最初成功的幸运也是最终失败的理由。他们因为最早冲破了环境的某种限制而享受商业的红利,却也最早触碰到依然坚硬的“底线”。

即使如此,我们依然相信,正是他们和那些成功者聚合起的整个群体,塑造了中国商业的性格和特质。他们因为那个时代大喜大悲起起落落的命运,绝不仅仅是一部个人历史。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如果这个完整群体缺失了其中任何一部分,中国商业也许还不会拥有现在的荣光。

让我们赞美这个群体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史,是经济由计划管制到市场做主的进程。商业的力量以绝无仅有的耐性和坚持,不断挣脱束缚,在与老旧体制的博弈中持续扩大生存空间和版图,一步步地从边缘地带走向舞台中央。这的确是一部现代版的“长征”。在历史的征途中,是前赴后继的失败教育了中国,让我们不得不正视那样一种力量,他们可能徘徊于这个世界的边缘,但却从来不可能消失。只要有一丝空气渗透,这些看似脆弱的生命就获得了萌芽,如星星般点亮一片又一片天空,从南方到北国,从江浙的小作坊,到遥远边城的背包客,从此生生不息。从那时起到现在,企业和企业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为活跃的力量之一。

所以,我们无意重复企业家的奋斗史。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未结束,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代人的成功都无法复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从体制内开始了最终告别体制的创业历程;“92派”则彻底成为体制的叛逆者,但无可否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正是依靠被他们放弃的体制赚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100万,由此开始了拥抱市场的漫长里程;接下来的一幕他们的前辈无从想象:从网络泡沫废墟中站起来的互联网一代,在怀疑的目光中搭上了中国加入世贸这趟快车,中国经济进入年均增长率超过10%的黄金十年,国际资本和新技术革命导演了一幕幕令人炫目的造富神话。

今天,对于仍处在生长期的第四代企业家来说,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他们不大会像前辈那样,戴着计划经济的沉重枷锁舞蹈,但他们也就此丧失了从体制内获得好处的机会——毋庸讳言,这的确曾经是机会。他们也不会再有那样一个激情年代,仅仅因为更早地踏入市场,就获得了超越体制的先发优势。他们生长于中国经济只能“七上八下”的年代,甚至新技术革命本身,只要做一个优秀的模仿者就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的几率,未来也会小得多。

要创造中国商业的未来,只能靠这一代人自己。他们是现在的80后、90后,无论你对他们有着怎样的看待,都必须承认,他们塑造着未来中国商业的底色。他们需要像前辈一样勇敢和坚韧,还必须拥有超过前辈的创新意识,他们需要像前辈一样对中国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一个更像地球村的商业世界里,还必须有超过前辈的眼界。他们可能不屑于前辈把握政商关系的谨慎、圆滑乃至谦卑,但又必须找到和环境和平相处的方式,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我们绝非是想让企业家们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土里。

这并不奇怪。很多时候,人们以为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塑造环境,但更多时候,卓越的企业和企业家只能是环境的塑造物。即使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短暂历史中,这一点也能够得到清晰的印证。企业家的成功史,处处写满了计划与市场、管制与开放、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痛苦甚至有些时候会显得混乱的过程,乍看起来充满了偶然和反复,不过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最终还是从历史的缝隙中卓然而出。历史告诉我们的惟一密码,就是放手给企业家自由,让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如果我们还抱有希望,是因为遥远的地平线上似乎已经看得到这样的图景。

在我们宣布让市场决定之后,这是通向繁荣的惟一道路,也是我们能够给予这个国家的重要承诺。一旦历史走在正确轨迹上,中国经济的天空,必然闪耀着企业家的星光。

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世界文钊 张邦松

2010年,渣打银行在一份传播甚广的研究报告中断言,世界正处于一个超级周期。在开辟市场、增加贸易、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全球增长率将创历史新高,并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期。渣打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几乎是同一时期,世界银行也启动了一项课题,这项由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倡导的研究,两年后拿出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研究者相信,到那时中国有潜力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人们愿意拿2030年作为观察中国的最佳时点,也许是因为它跟现实有足够的距离,但又不至于太过漫长。这些预测何时变成现实并不重要,世界关心的是趋势——中国走在一条怎样的道路上。相比之下,我们更有兴趣知道商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谁将成为2030年代的领军者。这远比宏大叙事来的重要。

理由呢?李克强总理说过这样的话:“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是市场主体。企业兴则经济兴。”所以研究商业应该是更好地测度经济的一种方式。我们猜测,在2030年的领军者中应该会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阿里巴巴、腾讯或者京东,但也许那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无缝对接的已经是另外一些公司。如果他们恰好出现在我们这一期的特刊中,的确不会令我们意外。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无从窥见15年后的商业版图,就像我们未能把握15年前的商业世界——当二十一世纪投下第一缕阳光,无论是阿里巴巴、京东或者腾讯,这些后来光芒闪耀的公司还依然平凡,现在,他们不仅改变着商业,还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如果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站在2030年的门槛上,看到2014年的他们——15年后商业世界的领军者。或许我们依然会困惑,我们想象不到改变商业的会是这样一些公司。那时候的他们,就好像2000年前后的马云,那个后来被人们称为“外星人”的家伙,起劲地布道着电子商务,但是他的阿里巴巴营收还只是百万美元的量级,谁能将《福布斯》杂志封面上那个张牙舞爪的家伙跟2014年史上规模最大的IPO联系在一起呢?刘强东在IT领域疯狂地开着连锁店,除了公司名字听起来一样,他所做的事情和现在的京东没什么关系,他的榜样一度还是在家电连锁领域攻城略地的国美。2000年QQ已经很流行,但是恐怕马化腾自己,也不会想象今天的企鹅帝国。

出现在这期特刊上的一些公司,体量和知名度要远超2000年的阿里、京东或腾讯,即使如此,这也不能保证他们在2030年能够站在舞台中央。所以,他们是谁或者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商业领军者?

这种力量不仅来自商业本身,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已经过去的2014年。现在踏上商业赛道的那些公司,遇到了和他们的前辈截然不同的环境。人们喜欢用改革行至深水区来形容2014年的中国——这句话我们在2004年就已经很熟悉,但只有在过去这一年如此确定,今时不同往日。这是一个需要改变而且改变正在发生的年代。要问的是,过去30多年中,中国面临的各种波折和调整跟今天我们感受到的是否一样?所有的改革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为标的,以每个人的生活福祉和尊严为终极目标,今天的改革也不例外,只是它将面对更大范围的利益调整。改革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现在这个群体又将成为改革的对象。并且,当我们再次以开放促改革的时候,今天的世界和30多年前的世界相比,变化即使不是颠覆性的,也是革命性的。

作为经济世界的一个核心存在,公司会和所有改革主题发生交集和互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改革的风向标和试金石,但他们同时又是改革的产物。时代塑造了商业的模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现在改变正在发生。看看今天的创一代吧,他们少了太多的牵绊和束缚,他们不知道“红帽子”,对所谓的“原罪”也没有概念——这是他们的幸运。他们向父辈认为理所当然的潜规则或者明规则挑战——有“富二代”接班人大胆地表达对政商关系的反感,他们不认为可以依赖政府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和市场。这在他们的父辈看来太过幼稚甚至荒唐,但如果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待商业的未来,应该明白这更会是一种现实。如果不是这样,当我们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我们可以乐观,是因为过去30年中国商业的进化史,就是一部政商关系从扭曲到正常的嬗变史。

自由让商业生出了想象的翅膀,从前互联网时代走到移动互联网时代,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在这样的语境中,那些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市场,才有可能变成点石成金的魔杖。只有在一个更自由的商业世界里,善于奔跑本身才有可能真的成为一项决定胜负的技能。

当商业重新获得想象的能力,我们的生活乃至整个世界也随之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市场和创新的商业模式,都无法确保一家公司成为领军者。过去30多年中,可以称为领军者的中国企业家身上,毫无例外地投射出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这绝非偶然。可以说这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但谁又能否认,这本就是商业价值无法分割的基石。他们在旧秩序坍塌和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敏感而大胆地把握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商业传奇。他们是转型的受益者、见证者,更是推动者。在商言商的表白背后,他们重构的不仅是商业规则和商业文明本身,还包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2030年,不论是否中国第一,那些已经站在商业赛道上的竞跑者应该明白,赢得一个赛段或许简单,但要赢得整个赛程,仅仅依靠技巧是不够的。所以,何妨大胆地宣告,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世界。

花蕾之约,我们和这个时代的约会文钊

起初我们只是想为中国的创业创新者做些什么。理由很简单,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冬天,无论对于资本还是创业者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因为那些被吹起的泡沫开始炸裂,就臆测冬天的寒冷,未免太过草率。我们相信,最好的时候正在到来——如果还没有到来的话,也已经在路上。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来由地给创业创新者们打气。试着问问自己,中国未来靠什么?政府显然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像1998年或者2008年曾经做过的那样,启动天量投资以维系持续减速的经济列车,体量庞大的国有经济正在酝酿10多年来也许最大规模的重组,传统产业三到五年内的主题是去产能和去杠杆——过剩产能出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不再是传统产业创造奇迹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在打破一个旧世界,这样做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赢得未来,所以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

是的,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从农民拥有种地的自主权开始,揭开了持续至今的创业创新进化史。80年代,诞生在零度空间中的第一代企业家,卑微但却固执地证明,一旦挣脱束缚,哪怕戴着镣铐舞蹈,他们释放的能量也足以撼动僵化的计划经济坚冰。浪花淘尽英雄,如今当时的创业者大半凋零,却也无妨他们的价值。“92派”在全民皆商的喧闹中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在和体制的爱恨纠葛中出走,最终成为背叛者。作为个体的他们无法洗脱那样的烙印,中国人却自此开始拥抱市场。这扇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一代,他们在网络泡沫的废墟中懵懂地站起来的时候,有几个人会相信他们将改变我们生存的世界?但是没错,就是他们。现在呢,谁可以告诉我们,五年之后的“独角兽”公司又会是谁?

谁会奏响这场交响乐的主旋律,谁会站在舞台中央?即使无法确定那个“他”,我们相信一定会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冒险的勇气也有敏锐的嗅觉,他们长于发现市场机会,运筹帷幄或者大胆莽撞,一旦认定就绝不放手。这群人所具备的那种特殊质素,我们叫做企业家精神。

创业创新者是每个时代的种子,是待放的花朵。通常,有几朵花就会有几个果实。花蕾,则是一种极有信用的预言。在我们眼中,花蕾企业,就是这样的预言,一个关于“独角兽”的预言。“花蕾之约”,是投资人、创业者、我们所有人和时代的一次约会。我们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投资机构和创业者,抱着极大的信任来赴这样一场五年之约。我们最终选择了投资人推荐的50家创业企业进行重点展示,并将持续跟踪这些企业未来五年的成长。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只是一种看待和角度,一定还有更优秀的企业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这是我们的遗憾。我们更感遗憾的是,不能给所有赴约的机构和企业更充分的展示。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本期特刊上记录下所有机构和企业的名字,向他们致敬。请相信这只是开始,虽然它并不完美。今后五年中,经济观察报会逐步启动报纸、网络、户外广告等各种媒体平台,通过文字、视频以及其他方式,记录并展示这些机构和公司未来五年的历程,创业创新由此会成为我们报道的核心主题之一。

我们生逢其时。这个社会对创业创新者正在变得宽容和友好——这也是我们乐观的理由。不确定性在于,创业创新者将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新经济催产士的角色,如何避免这些不安分的家伙在局限的空间中窒息夭折,决定权不完全在他们手里,还要看是否有适宜的土壤和空气,阳光和水。所以创业始终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猜得准他们将面对的未来,我们猜不准他们的成功与挫折——他们有可能盛放在收获的秋天,也可能在黎明到来前独自凋零。他们中间可能出现今天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或者是小米这样的公司,他们也可能依然默默坚守,执着一如刚开始创业时。不过没有关系,即使最不起眼的花蕾也有绽放的权利,他们终将赢得整个世界的尊重。

不可能人人都是创业创新者,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否拥有创业和创新的自由和平台,有多少人有意愿和机会成为造梦者,并且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调动资源实现梦想,比拥有多少家大公司更重要——创业者所能拥有的宽度和深度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高度。每一个时代的创业创新者都在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鹰的重生——据说它会在岩石上磕掉又长又弯已经无法捕猎的喙,直到长出新喙,还会将又浓又厚变得沉重的羽毛一根根拔掉,在新的羽毛覆盖了翅膀后,它重获飞翔的能力。

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如此笃定,中国经济会拥有绝不一样的未来。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但是请相信,这一切值得等待。如果五年之后,我们有机会问自己,你们曾经为这个时代做过些什么?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当那些创业者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在一起。

这一场与时代的盛放之约,你不可错过。

无可抗拒的冒险旅途文钊

我们隐隐听到了新技术革命的钟声,只透出一点光亮的道路却被雾霾包围着;我们迫切地想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有关商业的未来图景依然模糊,如结满霜花的窗玻璃。我们看到结茧成蛹,仍未见化蛹成蝶。2017年来了,借用游戏的语言,未露真容的“次世代”何时打开问号?

有太多陌生的面孔试图闯入聚光灯下。他们嘲笑一切传统和经验,断然宣布这些坛坛罐罐一文不值,确信自己才是掌握新商业密码的人,只等有一天站上舞台中央。没人能预料岁月会给创业风潮打上怎样的印记,即使那些笃定的投资人,也知道风歇处总有一些明星光环不再。那些想象中的“独角兽”,后来他们和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一样平凡。

一些曾经的商界英雄,主动或者被动地投身于互联网,开始一场未知的转型旅程。他们收获的质疑和冷眼远比信任和点赞要多。他们的辩驳少有人听,即使他们的名字仍然出现在排行榜上。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看来,这又算得了什么?他们花费几年时间,市值就可能超越一家兢兢业业几十年的公司,现在,他们才是资本市场的宠儿。

还有很多实业家,过去30多年,他们一次次证明了他们执掌的企业和他们自己,现在却安静于灯火阑珊处。他们当然没有停止脚步,只是宁愿选择跟自己对话。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年代崛起,代表的是上一个世代的成功与荣耀。现在,人们更热衷于各领风骚一两年的网红,对一夜蹿升的痴迷远大于基业长青。

令人困惑的是,很难再用一个标准来定义这个年代的商业人物。那些年人们一心热爱的偶像光环褪去,曾经的粉丝谈起他们都难免流露出一种浅薄的优越感。谁会想到呢,新商业世代的黎明到来之前,我们首先见证的是偶像的黄昏。有些人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他们好像盛装的酒宴上莽撞闯入的牛仔。在很多企业家的词典里,他们的名字叫做“野蛮人”、“强盗”,或者面目更为模糊的“枭雄”,另外一些评论者则对他们无所顾忌地撞倒餐台上精致的器皿大加赞赏——如果不是这样,新的价值体系怎样才可以确立呢?更大的争议正在于此:这些人是在破坏还是建设?

这是一个疯长的年代,也是一个消退的年代;这是颠覆与蜕变的年代,也是坚持与守望的年代。我们将见证一场漫长的博弈。企业家或者赌徒,创业创新者或者冒险家,建设者或者破坏者。在命运之神掀开所有底牌之前,最为锐敏和凌厉的观察家,有时候也难以给出准确的判断。尽管如此,财富的砝码之外,我们需要新的度量衡。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R和VR、金融科技、物联网,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技术带给商业的无限可能时,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来自于商业自身。即将到来的一切会将我们引向美丽新世界么?我们是否将拥有更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金融资本与实业的激烈碰撞中,谁会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将建设怎样的新商业文明和伦理,在规则至上的游戏里,情怀是否终将无处安放?

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我们贡献于读者诸君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商业人物“榜单”。我们确信,有关未来的种种只能在现实的蛛丝马迹中追索,今天活跃于商业世界的那些人,他们中间没有谁拥有决定商业未来的能量,有一天我们会忘记所有人的名字,但我们还是无法忽视这些面孔——他们年届古稀,或者风华正茂;他们掌控着庞大的商业帝国,或者仅仅拥有尺方的小店;他们受人尊敬,或者难逃争议;他们正在走向成功,或者终归不免失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将在商业的进化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不管喜欢不喜欢,最后是他们共同构建了即将到来的次世代。

这是一次无可抗拒的冒险旅途,我们会看到老骥伏枥的豪情和代际传承的微妙,也会感受正在蔓延的勃勃生机;我们看到新技术和商业梦想的完美对接,也体会被颠覆与被超越的落寞;我们看到更多的野心勃勃和志在千里,也继续目击欺骗、丑闻和大大小小的公司的陨落;我们会见证一幕又一幕的公司战争,也会亲历一次又一次突破商业边界与围城的冲击。可以相信,世界展示给我们的跌宕起伏一定会比过去几十年更为丰富与多元。终点到来之前,有些人把握机会,有些人接受宿命。

任何一种建设都是在各种新旧力量的扭结中跌跌撞撞走出混沌的。有一天我们可以接受,是王石和姚振华联手推动了中国公司治理文化的迭代,即使他们从未打算要扮演如此角色。虽然没有宝万之争,我们也总会看到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一幕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演。

一定要说,宏大叙事之外,请记住上海滩卖葱油饼的小店主。30年的个体户吴根存从来不是快速崛起的财富故事的主角,也不会是投资人竞相追逐的对象。他要做的只是做好吃的葱油饼卖给自己的客人。在中国,这样的小店主何止千万。如果正在孵化和生成的商业版图里再也没有他们的位置,这是否我们不想看到的商业迷途——当工业和大商业统治一切,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有机会坐在街边小店品味一张葱油饼和一碗鲜豆浆。我们应该会怀念返璞归真的味道,还有那种褪去了任何技术外衣的人与人的交互吧。

这个时代的商业、人和使命文钊

终有一天,回望走过的2017年,我们会发现它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它意味着开始,也宣告着结束。

我们在喧嚣背后寻找向上的商业力量,寻找驱动公司变革的信念。最终,我们和这样一群人亲密接触,他们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谓之“新青年”。

这样的分界基本上与年龄无关,只是我们对商业的一种观察角度。我们定义中的新青年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市场的信仰者,始终保持着对商业世界的好奇与敏感,对停滞不前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对进入舒适圈高度戒备——不管年龄大小,性格张扬或者内敛;无论扎根哪个领域,身为创业者或者一家500强公司的掌舵人,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创新和变革的饥渴感,从不安于既有的现实,即使在别人看来,那已经意味着绝大的成功。

1994年出生的MC天佑是这样一位新青年。虽然他通常会被人们归为“新新人类”。这与他所做的事情有关。这位以在直播平台上喊麦成名的年轻人,无意中成为一种社会和商业现象。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这样的存在——很可能,他和与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塑造一个新的商业世代。这个世代与我们过去的理解完全不同。如果你忽视MC天佑的存在,很多时候就无法和这个世代对话,更无法叩开它的大门。

80后刘畅一直生活在主流叙事里。她是头顶名校光环的海归,胡润富豪榜上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全球化和互联网将刘畅的时代与父亲刘永好崛起的年代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世界。对于这位新希望的二代掌门人来说,从她执掌这个庞大的农牧帝国开始,传承的价值就不是单纯守住这份产业。

刘畅和新希望的故事是一批中国公司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承担的或许比父辈还要多——虽然这么比较并不公平。如果说父辈扮演了开创者的角色,他们命中注定是改变者。他们需要继承上一代企业家敢于冒险又脚踏实地的精神气质,还要为这些体量巨大的公司注入新的基因,让这些公司以始终灵活的身段,绽放青春的活力。终有一天,这些公司会深深地打上刘畅们的印记。

互联网和新科技世界里的那些“8590”,也有我们眼中的新青年。商汤科技是一个80后公司,这与几位创始人的年龄有关。这家人脸识别领域的独角兽企业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奇,现在预言或许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可以断定,这些活跃于新兴产业领域的独角兽们,终将改变中国经济的基因。

吴世春是“酷讯创业邦”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典型的70后。这位曾经的创业者今天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投资人。他的投资理念是“帮助聪明的年轻人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也许从他的身份转换上,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经济变迁的蛛丝马迹。可以说,像他一样的投资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年轻。如今,这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掌握着亿万资金,他们眼中的“猎物”,正是我们所说的新青年。

方洪波也是当之无愧的新青年,尽管他是一位60后。这不仅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对时尚的关注,喜欢滑雪这样的极速运动。他成为美的集团董事长的时候已经46岁,不过正是他一手推动了美的集团壮士断臂式的变革,美的比很多传统制造商更早地完成了去产能。方洪波想的很清楚,他要让美的具备世界级的品质,成为世界级的品牌;要让美的变成一家科技公司和全球性企业。这些诉求最终的指向是,让美的始终年轻。

方洪波是另外一些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推动商业变革最关键的因素,所有打着传统烙印的商业都需要新青年,年轻的力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感知变化,有勇气拥抱未知,完成从数量到质量和品质的跃升。

……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新青年。他们生逢这样一个时代,移动互联网重新定义着一切,大数据、人工智能将很多奇思妙想变为现实。这个时代,只要有梦想敢行动就有无限可能,一旦抱残守缺就可能被遗忘在旧世界。

对新青年们来说,这当然是最好的时代。他们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市场的洗礼,他们相信只有市场的力量能够成就梦想,而他们的前辈,则要经历太多的曲折与苦痛,才最终接受这样的历史逻辑。市场是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天然纽带。

就商业来说,这也可能是一个残酷的时代。迭代与创新如此之快,以至于新青年们再也无法像之前的商业人那样,坚守一个产品或商业模式,就可能赢得漫长时光里的岁月静好。公司的生与死都比过去更为频繁,这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对商业的信仰如何深入这个古老国度的每一片土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商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也被永远地改变了。“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是我们关注他们的最大理由。今天的商业世界是新青年主导的战争,他们会是最终的胜者。新青年终将塑造一个新的商业世界,并打上他们专属的标签。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新青年的世界。

你好,企业家经济时代陈白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历史的瞬间了。它们浓缩在一张张老照片上,它们安静地躺在那些已经长成庞然大物的企业的纪念馆里,牵引着一批批访客的目光。又或者,它们在岁月中一点点飘散,再也不被记起。那些当年的风流人物,被时间淘洗,随风而逝。

那些悲情和激昂,成功与失败,就这样沉淀汇聚成一条历史的河流,冲过一道道激流险滩奔腾而至。一张张熟悉陌生的面孔,一个个被铭刻或者忘却的名字,共同塑造着一个群体的形象——企业家。

回望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我们必然会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呐喊,当封闭和禁锢一点点被打破,当人们头一次睁大了眼睛看身外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当人们也许是小心翼翼地,但也是义无反顾地迈出了第一步,终于有可能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第一次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即使这个选择仍可能不时触碰到仍显僵硬的边界——时间开始了。

自由的空气逐渐浸润着整个大地,商业的力量开始以无以伦比的韧性萌芽。当创业创新成为一种基本的权利,企业和企业家就拥有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市场从弱小到充满活力。在这样的进程中,企业家回到了舞台中央,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他们拥有闯与试的冒险精神,持续的探索和创新力,他们通过市场之手配置资源,不断地拓展着中国经济的可能性。

市场、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重新赋予中国经济以强大的动能和生命力。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直至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中国经济奇迹,企业家群体正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我们的“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最终报道了39位企业家,这是有意为之。我们知道,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回望四十年企业史,我们都会遗落更多数之不尽的企业家故事,这些故事中有太多的悲欣交集,柳暗花明,甚至还有生死离别。我们宁肯那缺失的“1”,成为一种象征,我们希望告诉读者朋友,我们是在向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致敬——不管企业规模大小,不管成功或者失败,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庞大躯体,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荣光。他们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接力跑。

在历时半年的采访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声音是“感谢改革开放”。当时光的河流倒转,那些生动而鲜活的个人记忆扑面而来,当我们在教科书上读过的历史,以令人料想不到的方式在某家公司的会议室里重现,我们忽然明白,这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表述,传递的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情感。正是这些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历史细节和个人记忆,构成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的底层架构。这些打动人心的故事,甚至看似卑微的更多普通人的尘封记忆,奠基起了历史的底座。

210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在他看来,企业家的使命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将其对企业家作用的观察写入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他以“企业家经济”为其定义,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正常、稳定和持续的行为”。

如今的中国经济站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要从投资主导转向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驱动,实现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的转换。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又一次不能有失的“惊险一跃”。这将是一个创新主导的时代,因而也必定是一个企业家主导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企业家茁壮生长的环境,需要企业家精神尽情释放的空间,需要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四十年改革开放清晰不过地告诉我们:对财富创造者最好的鼓励,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与市场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其财产权和创新权益。

当我们为四十年改革开放献上礼赞,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可以畅想怎样一个商业的未来?答案在今天的80后、90后、00后身上。他们塑造着下一个30年中国商业的底色。他们不用像先辈那样背负历史的包袱,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寻常不过的存在。不过,他们需要像前辈一样勇敢和坚韧,还必须拥有超过前辈的创新意识。他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这片土地,进而在更为融合的全球化商业版图上,争取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是中国经济通向未来的繁荣之路。那些未来商业的决定者,会像先辈那样,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当企业家的群星闪耀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依稀的光亮。

你好,2019;你好,企业家经济时代。

准备好和他们分享这个世界宋笛

这是一场漫长的运动会。

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们刚刚接受了时代好奇的审阅,90后走在最中央,00后走完了跑道弯曲的一侧,正缓慢逼近主席台。

主席台上的人还未觉察,播音员面前放着的纸上一片空白。远远看去,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面孔。方阵就要走过来了。

这时候,需要有人趴在耳边提醒一句,正在走过来的是谁。

世界企图把他们描绘成商店橱窗里的娃娃,贴上各种标签,用略带恐吓的声音介绍道:“他们,可不一样了”,像是在描述一群天外来客。

是的,他们确实不一样,但不是像商业机构描述的那样。

她翻了一下白眼,吐槽一些商业机构为了拓展年轻市场而创作的不知所云的漫画形象,“拜托他们要赚钱之前能不能好好调研一下”。

二次元是00后被贴上的标签之一。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伴随动漫长大,或许也喜欢其中的几部,这个符号对他们是如此普遍,普遍到像是一代人的基础设施。问题在于,你会觉得一条公路很酷吗?

他们不喜欢这些标签,但也没打算抗拒。他们理解商业机构讨好的诉求:大学生的一条朋友圈转发标价在50元到100元,学校社团忙着接单和派活,更加富足的物质条件让他们的商业价值过早地展现,他们知道这一点。

14岁的他在镜头前说:“标签只是为了把人群区分开的一种方式,我不反感,而且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贴标签”。

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没有向世界证明什么的冲动,也无意于去掌握什么话语权,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还需要争夺什么呢?

当北京一本高中校刊的高二学生编辑正在为了一个描述性少数人群的选题策划抗争之时,一位女生从河南出发,怀揣着父亲给的1000多块钱抵达北京西站。她拖着重重的行李箱穿过了闷热的夏天和拥挤的人群,走向了青春的另一端。

这听起来是一个会发生在90年代的故事,但实际上,她今年18岁。

丰富的物质和快速传递的信息让现在的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涂着类似色号的口红,尽管不是同一价位的品牌;他们穿着类似款式的衣服,或许有正品和仿版的区别;他们玩着类似的梗、看着类似的电视剧,甚至如果不追究到最细微处,他们对于遥远世界的认知可能也类似。

但是隐藏在这些类似之下的是巨大的分割,带来这些分割的可能是地域或者家庭,也有可能是更多的外围因素,这些比年龄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一群人的特征,而他们也清晰地知道这一点。

一位安徽的高考生用了“底层”这个词形容自己。他说:“像我们这种没钱没背景的人,高考是唯一的出路,我不想生活在底层”。

一位海外留学生这样说:“我知道我挺幸运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像我这样”。

清醒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务实地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在一份00后职业观的调查中,对第一份工作工资预期占比最高的部分是5000-7000元,其次是5000元以下,参与这份调研相当比例的人正在国内最繁华的城市上大学,近20%的人来自于985、211高校。

让我们回看一下,出生在2000年的他或她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一岁的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束了通胀和通缩间的摆动,开启了一轮超过10年的经济腾飞,同年中国申奥成功并在7年后迎来了这场盛大的体育赛事。

五岁时,一场“反日入常”网络签名行动声势浩大,甚至被学者称为一次“网络民族主义运动”。

七岁,苹果发布了第一代iPhone,这款手机进入智能时代的标志性产品,在这年卖出了139万台,同年7月,QQ同时在线人数超过3000万。1个月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很难预料到它最终会席卷开来并裹挟着世界滑向了一个至今未知的方向。

比起上述事件,八岁时汶川发生的8.0级大地震或许会在他们记忆里留下浅浅的印象——他们那时实在太小了。一位陕西的00后记得汶川大地震的原因是学校为此放了假,这可能是八岁的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那些轰隆隆的大事件,对小小的自己所带来的影响。

后来发生的事情复杂得多,中国飞速拓展的城镇化和房价的起飞,使得坐在同一间教室内的同学,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家庭决策中的偶然因素就踏上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尽管地域、家庭、兴趣带来区隔和多样,他们仍旧共享着同一个时代。

同样的时代有可能赋予了他们同样的气质。“温和而焦虑”,这是北大教授张颐武给出的一个注解。这是00后的一种精神气质。张颐武说,他们是没有古典式忧伤的年轻人,他们更快地寻找到了和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方式。

大部分对于一代人的预测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往往很容易高估一代人带来的短期影响,又低估他们将会带来的长期影响。

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能让他们自己表达。我们希望对00后好奇的人看完这些文章后,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模糊的集体形象。我们更希望00后能够看到这些文章,在丢开手机吐槽之余也能有那么一时半刻的共鸣。

20岁的00后即将“出道”。他们会带着时代赋予他们的一切,好的、坏的,一波又一波地涌入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一点点解构它、重塑它,从商业、社会到文化,而我们要逐渐开始习惯和他们分享这个世界,这个最终将属于他们的世界。

祝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跃过数字时代分水岭陈白

hello,world——你好,世界。

1972年,C语言之父丹尼斯·里奇把这行再简单不过的入门级代码写入C语言教程。1995年,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他的成名作《数字化生存》中预言,比特将会取代原子成为未来世界的基本组成。此后一年,中国学者胡泳把这本书翻译到中国。从那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浪潮惊涛拍岸,奔涌至今。

那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敢确定,这个世界的数字化进程是否已经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开启。但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大多数人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2020年会是一个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交接权力的关键时间点——数字化生存已然是我们必须与之共处的现实。

未来已来。我们准备好了么?

疫情迫使我们在退居家中之时进一步走进线上。在最初的忙乱之后,我们必须感谢数字化,若非线上重新让我们实现了连接,在应对这场全球性危机时,我们将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从疫情的监测分析、社区管理到病毒检测诊断,从疫苗新药研发到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购物、办公和教学等场景不因隔离而阻断……正是科技赋予的力量,为中国更早地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为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由负转正提供了巨大的支撑。

疫情的洗礼让那些怀疑论者也承认,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体验过的新生活方式正在彻底重塑我们的生存状态,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从城市到乡村,疫情以我们未曾预料的方式加速了趋势的演进。我们正在亲历和见证这样的一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互方式被数字化彻底重塑,每一种商业形态、所有的商业组织都因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加入而展示着新的可能。

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数字化最终将怎样塑造整个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类自身。正因如此,在技术进步掀动的浪潮涌来时,人类始终需要存有一份敬畏。应该看到,科技进步的阳光之下也有阴影。

被巨浪推拽着直面互联网冲击的菜场贩夫,宣告了互联网平台的触角正式抵达我们生活的最后一个角落。我们满腔热忱地冲进数字时代,以为这个世界将张开怀抱欢迎所有人,但这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北大教授胡泳说,“这样想会忽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根本就上不了车,而是被彻底地甩在这辆战车之外。”

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发生,却常常被轻易地忽视。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伴随着或大或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便捷和隐私、权利与权力、竞争与垄断,这些在原子世界中已然存在的博弈,在比特世界被进一步放大。

在数字经济时代,因为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被淘汰,或许是很多个体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不应任由他们成为“数字弃民”。科技以人为本,这意味着需要以更积极的方式,帮助他们重获回归社会的基本能力。这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对那些互联网经济中的领跑者而言,数字化进度条的推进不等于他们将天然地拥有更多。他们从最初的探路者变成了无处不在的庞然大物,共同塑造着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但很显然,一旦监管者意识到,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系统需要包容和多样,塑造一个能力与责任匹配、鼓励新陈代谢的生态体系就成为必然。狂飙突进的拓荒时代就此宣告结束——当监管者重新审视规则和秩序,不管是否情愿,那些商业巨头们也会毫无例外地被重新塑造。

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坚信,科技可以为人类做得更多,创新的力量最终会让社会的大多数参与者获利。只要我们坦白地承认那堵数字围墙的存在,认识到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因数字化生存而变得更为窘迫,我们就一定会有办法帮助那些人。毋庸置疑,最终帮我们拆掉数字围墙的,一定是新的技术本身。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眼前的现实吧——就在这一刻,一头奶牛在农业操作云端又生成了一组饲养数据,有人拎着购物袋扫码了物美超市门口的多点APP宣传单,“鞋王”百丽的女鞋在薇娅的直播间被抢购一空,快递小哥拿起设备扫描了新一单包裹,行政秘书在腾讯会议中预约好了一场会议,在路口等待的旅人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比对着面前的车牌号……这是我们熟悉的日常,我们依赖于数字化提供的所有,我们憧憬着它将可能带来的一切。

在这期特刊中,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群商业人物的2020和他们想象的未来:他们是公司的决策者,数字化部门的操盘手,行业数字化的幕后推手;他们是制造业的掌舵者,数字时代的布道者,又或是风口上的弄潮儿。不管身份如何或者身处哪个行业,他们都是坚定的行动者,也是数字新世界的创造者。

1995年的尼葛洛庞帝说,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创造出来。现在,置身数字时代的分水岭,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奋身一跃,拥抱这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