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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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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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成为世界性现象；国内，CPI创11年来新高，南方冰灾又使本已存在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以及环境能源的脆弱支撑使原有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宏观形势的这一局面，可能预示2008年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自

SARS以来最为困难和不平静的一年。

在国内外纷繁经济现象的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经济机理？如何准确判断当前宏观经济的主流？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哪里？面对复杂形势，政府、企业和个人应如何应对？日前，本报约请三位知名经济学家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嘉宾：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晓灵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人：新望经济观察研究院院长

从紧政策暂时不能松动

主持人：如何评估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对金融全球化的影响有所低估？

吴晓灵：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由于次贷问题引起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加大，世界将在能源高价的背景下进入发展减速时期。当前世界金融面临的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信用紧缩，因为大家对受到次贷影响的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不了解，所以银行不敢放贷，而并不是没有可贷资金。

从货币供应量来看，我们讲，全球流动性过多，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过多，只要信贷不是绝对收缩的话，已经创造出的货币供应量是不可能消除的。当前只是信用紧缩，而并没有改变货币供应较多的现实。另外，由于美联储现在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会进一步导致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很多人讲到的会出现“饮鸩止渴”的现象。

中国进入后WTO时期，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之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如果周边环境不好，中国也难独善其身。所以，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应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增强中国经济的适应能力。

也应该看到，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经济增长趋缓以及次贷危机蔓延的情况下，还是会有更多的钱来中国寻求利益，它们并不是冲着中国股市房市投机而来，而是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

吴敬琏：在我看来，美国次债危机是其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一种后果。当年香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按揭借钱买的房子还不了款，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都变成负资产了。前些年美国用增加按揭、发放次级债的办法刺激经济。当房价下跌时，次级债的债券也跟着跌价，拥有次级债较多的金融机构就发生资金短缺和一系列连锁反应而破产。

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恐怕还很难确定。第一，美国资产泡沫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冲击会达到什么程度，现在还看不清楚。早就有许多分析家预言说，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泡沫成分已经很大，早晚要破。但什么时候破，破灭时的震动有多大，这是不好预料的。比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泡沫膨胀了五年后在1990年才爆破，谁也没料到。就跟地震一样，地球板块之间挤撞的压力过大，就要引发地震，但什么时候震，震的烈度有多大，谁也不知道。这次美国的泡沫破灭不像日本那次突然，经过了几个回合的救市措施后，是不是已经缓解了？现在还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

第二，它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怎样，也还很难说。现在看，中国金融机构持有的次级债数量不大，所以影响不会太大。也因此有些人说中国情况特殊，不会波及到中国，恐怕也不能这样认为。次级债危机是整个全球系统的危机。从根源上说，它是这些年来世界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泡沫引起的。而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这两个问题都相当严重，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

主持人：美国已多次降息，我们的货币从紧政策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高，会不会使一些银行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

吴晓灵：世界金融形势动荡，美元降息会压缩中国人民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需求的空间。此时，央行会比较多地运用数量工具和汇率机制调控宏观经济，对此社会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007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基础货币量的差距不是太大，都在25000亿上下，这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来收紧银行的头寸，所以显示出两者差距减少、基础货币增量增加。中央银行采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只不过是把社会上多出去的那一块儿基础货币供应收回来。

有人提出，中央银行2007年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6次加息来调控货币，效果很不明显。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央银行不是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多次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不会把多出去的基础货币供应收回来的。而且，2007年M

增长16.72%，保持在16%左右，应该说，中央银行的调控是有效的。但是，必须承认，中央银行的调控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只能解决货币领域的问题。

主持人：继续从紧的政策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我们从以往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受调控影响最大的都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如何处理这一矛盾？

吴晓灵：为了减少从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我认为，首先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公司债、企业债的发行；要消除不必要的禁令，由市场主体选择融资方式与条件。比如，对企业债券的发行要求，刚开始要求必须有银行担保，而现在则要求银行不能对所有的发债担保。担保与否是市场主体各自的行为，应该由市场主体自己来选择。

目前，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而不必要控制货币结构。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对CPI的调控应放在M

，在控制住M

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调整M

和M

的结构来调控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M

余额约40万亿元，定期存款余额约17万亿元，如果定期存款能够通过直接融资变成活期存款，其实是有调节余地的。因而我们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严格管制存款市场的基础上放活贷款市场，特别是要正确引导民间融资，让利率杠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这里，我强调一下，居民和企业的资金是充裕的，单2007年企业的定期存款就增加了1万亿元，而A股市场融资额仅为2964亿元，如果我们能够尊重企业资金的自主运用权，它可以直接去放贷的话，那么，这对缓解银行货币紧缩后企业的资金需求是有好处的。因而，我认为不应寄希望于人民银行放松银根，应该呼吁监管当局放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自己去选择融资方式和投资来源。而且，如果大企业能够向市场去筹措资金，就可以腾出有限的信贷规模为中小企业融资。

另外，中小企业现在确实面临困难，但主要还不是货币紧缩。不久前的调查显示，主要是人民币升值确实对部分出口企业的利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摊薄，尤其是部分纺织企业受影响较为明显。升值过程中部分企业将被淘汰，这是经济杠杆的作用，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陈代谢的必然现象。汇率的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再加上原材料的变化，会迫使企业升级换代，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结果。但同时，当前迫切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破产的企业职工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通货膨胀压力究竟从何而来

主持人：有人预计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将超过7.5%。央行该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越来越快的压力？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这一冷一热会同时出现？

吴敬琏：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以为通货膨胀是由人民币升值引起的，或者两者是伴生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与其说通货膨胀是人民币升值引起的，还不如说它是由低估了的人民币没有及时升值而引起。

1994年外汇改革、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经常账户盈余增加很快，外国直接投资也大量涌进，那时，人民币就开始受到升值压力。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可选择的对付办法。一个办法是或快或慢放开国家对汇率的控制，让本国货币升值。当汇率达到了供求均衡点，升值压力就自然不存在了，但这样做也可能有负面效应，就是使出口成本提高，从而降低出口的短期竞争力。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坚持汇率不动，不让本币升值。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维持本币不升值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收购外汇。

我们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政策。2003年以后，人民银行频繁入市干预。开始的时候，平均每天收购1亿-2亿美元。到了2005年每天平均收购7亿-8亿美元。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国家储备达到1万亿美元。这时，国外热钱赌人民币升值，大量流入中国，更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了减缓升值，人民银行在2007年每天平均收购17亿-18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在2007年末达到15000亿美元。这么多的美元，人民银行是用大约12亿中央银行货币从商业银行收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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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银行的货币叫做“高能货币”。“高能货币”的1块钱通过商业银行的贷款活动会变成好几块钱，在中国大约是5块钱的货币购买力。为了购买现有1600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大约创造了60万亿元的货币购买力。

人民银行这几年也竭尽全力设法收回过多发行的货币，除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外，还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也就是由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简称“央票”），卖给商业银行来收回货币。这两年，央行大约发行了3万多亿央票。虽然人民银行采取这样一些“对冲”的措施，但货币供应量还是大量增加了。

这就是市场上流动性泛滥的来历。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因为货币过量供应，大量的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需求关系就决定了物价上涨。一般认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在3％以下应该说是正常的，3％左右还可以，说是温和的通货膨胀，超过了5％就应该叫做高通货膨胀了，当然还不算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管是由成本上升触发，还是由需求强劲触发，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结果。由于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而造成价格上升：或者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的上升，叫“资产膨胀”，或者是消费品物价指数的上升，叫做“通货膨胀”。在经过若干年的货币超发积累之后，到2006年，开始在资产泡沫的形成上表现出来，到了2007年中期，通货膨胀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既然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要抑制通货膨胀，从短期的观点来看，办法只能是采取从紧的总量政策。

主持人：我注意到，刘世锦教授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更强调通货膨胀的国内因素，更强调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刘世锦：通货膨胀很难说出自单一原因，一般都是多因素导致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这次通货膨胀需要特别关注要素成本的推动。

物价上涨一开始被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突出表现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占到总价格上涨的80%-90%。与以前通胀发生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这次农产品涨价时东西并不缺，即使是涨价幅度最大的猪肉，商店还是能买到的，虽然有些地方可能供应偏紧，但没有断档，只是价格高了。这说明问题不是直接发生在供求环节，而是出在生产成本上升上。以猪肉为例，涨价有一系列原因，如猪饲料涨价、流通环节不畅、疾病影响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养猪的比较收益发生了变化。一个农民在家养猪的年收入约为3000元，但如果他进城打工，一个月收入1000元，年收入可能达到12000元，所以，有打工的机会，他不大会选择养猪。其他行业就业机会越多，收入越高，他就越不愿意养猪。这是一个长期的、基本的因素。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周期性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只是个案。从整个宏观面来讲，我国正在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成本推动的压力趋于加大。具体地看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达到2000美元以后，多种生产要素价格都出现了拐点，价格的提升是一个自然过程。最典型的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但是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民工荒”并不是指中国现在没有民工了，而是指如果继续支付过去的价格，那些工作现在没人做了；只有把工资水平提高后，才会有人愿意继续做。也就是说，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历史性、转折性的。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样情况。

第二，我国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价格扭曲的状况还普遍存在。比如，最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由于价格管制，国内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炼油环节出现亏损，炼油企业缺乏积极性。还有，我国高耗能企业比重过大，和我国电价偏低有直接的关系。再有，劳动力价格，除了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着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比如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费用要有支付、加班加点超时间工作等各种侵害劳动者利益的情况，这些“隐性成本”的显性化，也会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提升。还有一块是环境成本，企业生产产生的污染不花钱治理，排到企业外部让社会承担，即所谓“内部成本外部化”。

第三，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大。随着中国、印度还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全球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上升，拉动这些产品进入一个价格上升周期。粮食、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已经进入了一个周期性的上升阶段。在我国对外开放度已经较高、初级产品对外依赖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国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

由于上面三个原因的影响，我国未来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是推动我国目前通货膨胀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对付的因素。

主持人：但要素成本上升是否一定会导致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升，出现通货膨胀？

刘世锦：这关键取决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是说，存在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比较或者“赛跑”。过去许多年中国的要素成本偏低，劳动生产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格局。前几年我们担心的不是通膨而是通缩的问题。但是当要素成本上升加快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和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差别比较大。从理论上讲，对自然资源、劳动力依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其涨价的压力较大，对自然资源、劳动力依赖程度较小，或者本身通过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空间较大的行业，特别是制造业，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就比较强。另外，垄断性行业吸收要素成本上涨能力比较差，而竞争性行业则比较强。有些行业，比如农业是比较典型的对土地、劳动力依赖性较高的行业，通过大规模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不大，所以农产品的涨价就最先表现出来。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我认为，下一步需要关注基础产业类和服务类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目前这些行业的涨价压力已经表现出来了，如能源、公用事业、一些和人工成本关联度比较高的服务行业，涨价压力是比较大的。

抵御通货膨胀压力能力最强的是制造业，特别是竞争充分的工业品行业。比如，汽车行业一直在降价，其实刚才讲的那些涨价因素在汽车行业都存在，但是由于它是大规模生产和销售，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较大，吸收成本上升能力就比较强。然而，即便是这类行业，吸收投入品涨价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如果投入品的涨价幅度过高，它本身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最后也可能会涨价。最近一些制造业比如彩电行业也在酝酿着要涨价，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就可能进入一个所谓全面的通货膨胀时期了。

吴晓灵：我同意刘世锦的观点，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而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这个“成本推进”包括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必须上升；包括我国现在资源的价格是世界的“洼地”，如果我们用较低的资源来进行生产的话，只是用中国有限的资源来补贴全世界，因而中国必须及时地调整资源价格，包括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的定价，都由市场来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这些价格的调整就意味着要推动成本的上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想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就必须在管住货币的同时调整价格。如果能管住货币，就会出现价格的有升有降；而如果在调整价格的时候不管住货币，其结果就将是全面的通货膨胀。

经济过热的根源在哪里

主持人：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也有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升。请问：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有没有关系？

吴敬琏：所谓“通货膨胀”指的是消费物价总水平的膨胀；所谓“资产泡沫”指的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价格的膨胀。它们二者同出一源，就是货币供应总量大大超出需求总量。

这里有两件事需要注意：第一，从货币超发，到流动性泛滥，再到价格上涨，中间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在政府大量发放货币时，人们容易产生所谓“货币幻觉”，以为手里的财富充盈，可以放手花钱。这时需要的是宏观当局的科学预见和稳健政策，否则难免陷于被动。其次，价格上升往往并不是从消费物价开始，而是从资产价格开始。在房地产、不动产、股票、债券、收藏品等资产的价格飙升时人们更容易产生非理性繁荣的幻觉，而对泡沫失去警惕。

举个例子，日本战后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在近二十年的长时期中取得很大成功，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现在我们是第一），日元升值压力增大。1985年订立广场协议，日本放弃对汇率的控制。为了减缓日元升值的速度和增加内需，日本的中央银行（日银）放松银根，大量注入货币收购美元。但消费物价并没有上涨，多余的流动性涌入资产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票猛涨。当时日本人非常得意，在全世界大量收购，把美国资本主义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也买下来了。开始，日银认为有问题，应当采取紧缩政策，但是大藏省（财政部）不同意，直到1989年年末日本政府同意紧缩。但刚一开始紧缩，房市和股市就突然崩盘，由此带来10年萧条，到现在还不能说恢复繁荣了。

日本这件事就给大家一个教训。货币是不是过量供应不能光看物价，它很可能跑到资产市场上。资产市场的膨胀，专用名词叫“资产膨胀”。

主持人：那么可以说，近年以来的房价大涨和股市过热也是货币增发和流动性泛滥的一种表现。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对此也应该有所作为？

吴敬琏：当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从2004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措施，防止我们的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现在看来，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

不过在通货膨胀已经显露出来，CPI上去了以后，同时大众又很有意见的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CPI上升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即货币总量过多的问题。宏观经济的问题要用总量手段来解决，而不能用对微观经济的行政干预来解决。宏观问题如果用微观手段，例如管制物价的办法去解决，虽然能使大众得到某种心理满足，但恐怕不能真正见效。而且如果价格不反映供求，就很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结果会适得其反。

刘世锦：有一句名言：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为什么呢？成本推动型主要涉及到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全社会的流动性会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比较高，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滞胀”的通货膨胀较高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

从中长期来讲，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面提到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手段，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以后，需要通过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国中长期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应该强调的是，自主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体制和政策上的创新，如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创新，等等。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些创新，技术创新也出不来，出来了也用不好。

吴晓灵：体制创新也很重要。中国现行体制的毛病是强政府、小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消除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冲动，让政府真正致力于公共事务和为市场参与者解决公平竞争的环境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界定政府的职责，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进一步完善以消费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政府应满足社会成员的安全需求。

主持人：我记得在本报对樊纲教授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出，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市场过热的根源在于整个要素市场价格严重扭曲，资源价格严重偏低。也由此使我国出口竞争力虚高，大量外资涌入，贸易顺差扩大。而且，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利润既不上缴，也不分红，既不能形成政府财政的消费基金(财政收入)，也不能成为居民的消费基金(居民可支配收入)，其结果是储蓄率不断升高，投资一热再热。

吴敬琏：是啊，现在的问题是要素市场上行政定价占了很大的比重，从而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且行政定价还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采取低价政策，鼓励资源的高耗费，并且削弱了企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例如，利率规定得太低就鼓励了盲目投资和无效投资；电价太低就鼓励了浪费能源，如此等等。要素价格的这种扭曲，是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得到改变的重要原因。

放慢速度或许有利于发展转型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都和粗放式、运动式、大呼隆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与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往往是一段时期的经济低潮。假如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或许是一次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的契机。

吴敬琏：在高速增长的背后，我们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两个失衡。

一个是内部的失衡，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现在GDP的结构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投资比重过大，而且还在不断提高。反过来说就是消费不足，消费占的比重太低，特别是个人消费占的比重太低。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企业经营上的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太慢等等。用大量的投资来支撑高速度增长，必然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量。几十年来，特别是从本世纪以来，投资增长太快，用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是靠大量的货币发行去硬挤出资源，寅吃卯粮或者是从外国进口来支撑经济增长。

外部失衡主要的表现我前面讲流动性过剩的来源时已经说过，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存底大量积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它的原因也在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弥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的缺陷，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努力增加出口，以便用出口需求补充内需的不足。中国在刚刚开放以后也学习了他们的做法，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正像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当出口导向政策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当外汇存底大量增加了以后，就需要调整政策，特别是要实现外汇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否则就会出现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

总而言之，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短期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拉动的经济发展。

吴晓灵：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运用价格杠杆配置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应在产业政策方面制定行业标准、排污标准等。光靠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的粗放式发展矛盾无法解决。

中国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中国环境和资源的现状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是严重的挑战。我认为，外部需求减少使得我们不可以过多依赖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方法必须得当，如果不是用市场化的方式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去因势利导，而是采取不得当的方式的话，将会加重自身的困难。

刘世锦：所以，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速回落的机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充分利用出口增速放缓的机会，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7年应是这轮增长的峰顶，现在，速度慢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环境压力空前增大；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等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可以说，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主持人：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历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结构转型实际是一个体制转型的问题。

刘世锦：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耗强度是不同的，大体上呈倒U形分布，上升速度较快的是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虽然一些年来能耗技术指标是下降的，但由于高耗能产业比重增大，总的能耗水平还是上升了。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又难以超越，体制政策环境则是改进余地最大的。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处在相同行业，面对大体相同的发展条件，企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程度可以差别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环境有相当大的不同。

因此，要充分发挥价格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中的基础性作用，该放开的要放开，需要政府定价的也尽可能适应市场变化，要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主持人：因此，也可以说，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体制改革。

刘世锦：对。尤其要在关键领域改革和体制建设与创新两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纠正被扭曲的资源价格。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对不能或不完全能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反映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及时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

第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信息服务，减少对微观主体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与此同时，加强在环保、节能降耗、安全、技术标准等方面的社会性管制。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科学发展的微观基础。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加大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力度，破除行政性垄断，在可竞争的环节引入新的投资者。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通过重组、上市等途径，改善其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进资产质量。在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的对内开放，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提高证券市场融资的比重。此外，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也都需要采取得力措施，使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吴晓灵：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否则，转变发展方式也是一句空话。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社会发展观的基础，能否形成和谐社会，能否让社会成员活得有尊严、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扩大内需时，在消费观念上要树立有限物质消费与提升精神消费的理念。中国的资源、环境不可能承受像美国人那样的消费方式。

在这方面我们应抵制炫耀式的消费观和“强者为王”的价值观，应提倡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和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平等、博爱、自由不是某个阶级的特权而是人类共同本性的追求。因而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武装我们的头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的作用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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