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纪录片，我有点怕了”

作者：刘溜

发布日期：2008-03-17

刘溜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杜海滨：我喜欢的电影都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有关系的。比如侯孝贤的电影里，有打台球、滚铁圈，这都是我们曾有过的生活。我们一方面关心大的事件，关心历史题材，同时还需要一种视角去关心更微观、更卑微的生命。如果我生来就是首长家庭，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我就是这样一种环境。跟我息息相关的，我愿意讲给别人听。实际上这定位了我的方向，一个导演不会是所有的片子都去拍，作家写东西也是一样，不可能什么都写。

经济观察报：你跟底层接触很多，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到愤怒吗？

杜海滨：因为拍了纪录片，我不愤怒了。跟底层社会接触多了，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事件靠愤怒是不能解决的，相反，你会在非常底层的人身上获得对生活的信心。有了这样的经验，你思考的立场和角度会发生一些改变。可能原来是很清晰的立场，这时会发生一些模糊。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说拍纪录片题材很重要，你是怎么选择你的题材的？

杜海滨：我没有这么想过。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最早的《窦豆》，是我一个朋友的状态，他的状态挺有意思的。《铁路沿线》是偶然碰到的。《人面桃花》，也是认识了，觉得有意思就去拍。没有那么刻意地去选择题材，题材一定是自己感兴趣的。

当我要拍的时候，我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要拍。这种问，很重要。自己做，没有制片人的压力，制片人肯定要问有没有市场呀，能不能收回呀。所以，只要内心说服自己就OK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怎么说服自己呢？

杜海滨：那要看你是否被要拍的事件所推动，被某个场景所推动。像《石山》，几年前我看到的时候，就一下子推动我了——人拿着锤子天天在山上抡，把石头从山上撬下来。这种被推动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惊叹人的力量，一个人很渺小，力量很有限，但他每天在砸，可以把一座浑然一体的大山一点一点砸开；另一方面，时代发展到这种程度，这样出卖劳动力其实是很原始的，他们所得的回报特别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都市、与现代化发展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很早就想拍的，当我有资助之后，我就去拍了。

经济观察报：《铁路沿线》中那地方后来怎么样了？

杜海滨：那个地方被拆掉了，全找不到了。去了很多回。我想碰到他们，当时他们很多人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不能过多地跟他们交流，不能过多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拍完之后，我觉得可以跟他们做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片子，我想可能的话去帮助他们，他们没准会因为一个机遇，命运得到改变，但现在做不到了。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帮了吗？片子中有个人向你借钱买药，但你没有拍你是怎么回应的。

杜海滨：我帮了呀，我给他买药了。要是把这一段放在片中特别有嫌疑，好像我在做秀一样，我是不能忍受的，当时还不知道“做秀”这个词。我没有直接给他钱。之前给过钱。纪录片作者也没有多少能力，背后没有一个组织，个人能有多大力量？

经济观察报：跟被拍摄对象交流会有困难吗？如何才能让一个陌生人呈现他内心更深层的东西？

杜海滨：每次都有困难，这是对我的能力的一个考验。大部分的时候，人是不愿意把内心深处的东西向镜头表达的，只有对方充分信任你了，才有可能在你面前充分展开。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跟拍摄对象的交流，不管顺与不顺，都很重要。《伞》里的老人，开始是不允许我拍他的，他说你拍点人家有钱的、过得好的，我这过得多不好。你要跟他沟通到他对你非常信任，他知道你是善意的，不是来揭他的短，但也并不是说，我是来为你说话的，那就变成‘顺拐’了。不受我的影响，让他自己去说，这样才是最真实的。

经济观察报：会有这样的情况，拍摄对象很信任你，把你当朋友了，但你没有把他当朋友。

杜海滨：这样的人的片子是不会出来的。被拍摄者认为是朋友了，而拍摄者却冷冰冰的，这是种利用的关系，这样的片子是会看出来的，也不会是一个好电影。

经济观察报：拍摄时可能会遇到意外的情况，你怎么处理？

杜海滨：拍的都是我不了解的对象。比如我面对你，我现在所知道的，你就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聊着聊着，你可能表现出你完全不为人知的一面，很意外的东西。这样的意外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每次拍摄都能遇到的，当它来了，要接住，这特别考验纪录片作者的素质，需要在瞬间作出决断——必须确立拍摄机位，想好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构图。

比如拍《铁路沿线》，过年晚上，我们围着火在喝酒唱歌。忽然来了一辆火车，火车这东西，来与停，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一般来说，唱歌在录音，火车来了，声音会把唱歌声盖住的。“停停，等下再唱”，如果真这样做，你就傻了，把特别好的一个道具错过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有灯光，有人在里面，相对安全温馨的一个环境，在铁路上走，不可阻挡的，我觉得太好了，真是可遇不可求。夜里的火车，造型感很强。

经济观察报：前几天看了你的《伞》，跟你以前的片子不一样，超出了观众的期待。

杜海滨：观众的期待挺有趣的。他有期待的局限性，一旦超出了他的期待，他是非常不宽容的。我从来没在乎过观众，我不靠票房吃饭，又不是明星。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很多人把纪录片看成就是拍底层小人物的。

杜海滨：这是大家的局限性，一定要拍得那么局部，一两个人的故事，太狭隘了。这种对纪录片的理解，限制了纪录片的发展。国际上的纪录片电影在这方面走得很远了，早已经超越国内还在争论的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宽容的环境，需要更多的不为利益拍摄的人。只有这样的环境形成了，我们的纪录片才可能在国际上真正有自己的位子。

经济观察报：但近几年中国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得奖挺多的。可能因为社会问题很多，拍一个国内常见的社会事件，拿到国外去，就是一个很引人关注的片子。我知道有一些人就冲着这个，拍个拆迁的事，然后去国外转一圈。

杜海滨：这让我们失去了自我判断、自我批判的机会，甚至根本没有形成真正的批判立场。不过也不能因为他有这种策略性的、利益的考虑，就说他错了。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不拍纪录片了，转而拍剧情片？

杜海滨：暂时歇歇，不拍了。我有点怕了。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怕了？

杜海滨：因为纪录片带给我的不确定的东西很多。花很长时间，很大精力，最后我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不在片子里面。就像打井，挖了很深，才发现下面并没有井水。虽然社会问题这么多，适合纪录片的空间很大，但是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很有代表性，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很准确的点，你找对了，可能不需要挖很深就挖出很多东西，那非常好，很幸运。但不是每次幸运都会降临在你身上。

你理性地创作了这么长时间，需要非常大的耐力。不像剧情片，出来后有宣传，有很多的光环。纪录片好像只有你得了奖，光环才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你有一个理性的把持，做得很有耐力、有条不紊，不仅投入，还要去其他地方挣钱，去补贴生活。没有耐力你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问题出现了，我干了十年，没有把纪录片当作职业来做，只是当作爱好，只有这样你才能不计回报、不计得失地去做，否则的话片子准会完蛋。今年我就想换一种表达方式，尝试一下，获得比拍纪录片更多的回报，主要是经济上的，以后做纪录片及相关的事就很轻松了，不至于现在还很紧张，毕竟年龄也大了。

经济观察报：你就要开拍的这部剧情片是什么样的一个片子？

杜海滨：肯定像我喜欢的那一类电影。比如侯孝贤的电影，很生活、很日常，也不是大事，也不特别尖锐，是琐碎的、家常的。现在有人拍片说一定要拍得狠，很极端的，其实这个社会太大了，不单单是混乱、焦灼、躁动，实际上它也提供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的家庭的、情感的、细微的东西。经济观察报：有些电影导演急于表达这个时代的焦虑。

杜海滨：越是这样，越找不着靶心在哪儿。静下心来，是需要功力的。现在比狠，扭曲得不行，到头了就是体制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政治电影。当然没必要回避政治。但我们更不应该回避自己的情感，我们不是天天跟政治打交道，私下的东西更多，跟你周边的、跟你自己更有关系的，它并不是能从当下这个时代脱离出来，也是当下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反映，而且它更能够去表现这个时代。

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培养了一批电影投机者。当然他们的电影起码也丰富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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