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相馆，新风范
多年来，中国照相馆总店先后换过三个地方，但都没有离开王府井大街；30年来，照相馆橱窗内的照片更来迭去，但三位伟人的肖像始终赫然在列；10年来，最初来到北京的18位“创业者”，如今只有2位在世。
从上海到北京，从老式的座式相机到数码摄影，从父一辈到子一辈的代代传承，在经历了辉煌、低谷、复兴之后，中国照相馆的一切，是否还跟得上机械复制时代下的节奏？
国营老字号的黄金年代
1937年，上海王开照相馆的头牌师傅吴建屏开始自立门户，并起了个响当当的“中国照相”的名字。因为照相、修版、暗房技术他样样精通，还懂得利用“名人效应”大做文章，“中国照相”很快在“十里洋场”站住了脚。当时明星陈云裳的《木兰从军》正在沪光电影院上映，吴建屏用两个小时为其拍摄了100多个样子的戏装照片，分发给买票看戏的观众，还“堂而皇之”地将其陈列在照相馆的橱窗，一时名声大噪。
上海这一站后来还经历了赵秋棠和徐松延两个经营能手。直到1956年，周恩来发出繁荣京城服务业的倡议，“中国照相”作为商业迁京的网点之一，全班人马一趟列车来到了北京。原中国照相馆的退休职工何奕生回忆说，“支援首都，一个理由就够了。”当时整个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最初的名字也被定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自此开始了它长达45年的国营历程。
最初的选址也费了一番周折，大栅栏、崇文门、东单、西单都试过，直到最后同样经过周恩来特批，定在了王府井的南口，也就是如今的东方新天地所在地。1956年到1988年，中国照相馆经历了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和当时整个北京的相片非常简单的拍摄风格相比，中国照相馆拍出来的照片，精致而漂亮。
“那会的中国照相馆就和赶集一样，车水马龙的。”老摄影师解黔云说道。人们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等着排队拿号，下午3点后停止发号。即便如此，有时拍到夜里10点多才能收工。当时的照片没有一寸、两寸的，最小是三寸，全国各地的人到这里照相，照片下面还要特意印上“中国照相”四个字，和别人提起来还要加上一句，“当年这里给领导人拍过照片”。
中国照相馆摄影师姚建中讲述了他的父亲、前任总经理姚经才的一个故事。1956年10月20日，周总理和秘书两个人来到中国照相馆拍照。当时是周日，照相馆内人特别多，站在周总理前面的是个军人，看到后忙站起来让总理先拍。姚建中说，当时父亲不过三十六七岁，从来没有给领导人照过相，心里特别紧张。总理反倒像摸透心思似的，说你不要把我当总理，我相信你们的技术，一定可以给我照好。姚经才用了一个多小时，拍了14张照片，总理从中挑出了最喜欢的两张，其中一张后来还被选作了遗像。姚建中说，“1976年总理去世时，邓大姐对我父亲说，总理生前最喜欢两张图片，一张是我父亲拍的，另一个是一位意大利记者拍的坐在沙发上的，也是他生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不光是拍摄，中国照相馆还承担了很多领导人照片的修复工作。天安门标准像中毛主席那一张，最初是新华社的郑经康老先生用如来（双镜头反光相机）拍的，人非常小，中国照相馆的娄国强和老师张孔嘉，一点一点地把它放大到六寸。如今中国照相馆门前的三张伟人像，成了很多人到王府井拍照留念的背景。
外拍小分队和改制走活
到了1992年，王府井大街面临大面积改造，中国照相馆也搬迁到女子百货大楼，老字号一融入大百货，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好多客人都不来了，有时候一天才拍一个卷。”现任总经理方寿莲感慨道。
“我们把那段时期都称作‘八年抗战’，事实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当时一个28岁的高级技师，一个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块，提出来辞职时说，“我不是不热爱中国照相，因为我要结婚，挣不到钱，这是现实问题。”
这种困境因为“外拍小分队”的诞生最终得以突围。现在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一步走得非常明智。
那时候，时常来中国照相馆拍照的航天二院老干部刘润芝对摄影师解黔云说，大院里很多人都想到这里拍照，就是腿脚不好，来一次太困难。这倒让解黔云动了心思，带着徒弟和化妆，直接到航天大院上门服务。
“当时整个航天大院都热闹起来了。整整拍了一个星期。”解黔云说。后来小分队的数量越来越多，来接他们上门的车络绎不绝。方寿莲记得，当时王府井两边，从南头到北头，都是接外拍小分队的车。
这种“走出店门”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国照相开始做出改变的重要一步。1999年，中国照相搬到了如今的王府井大街180号，重装开业。两年后又做出减员增效的 “改制”决定，由完全国营改为有限责任公司，30％国有股，70％员工控股，最初出资人181个。“改制前派人去检查，照相室没有人，锁着门，不知道到哪里打牌去了。改制后大家的积极性都起来了。”
当时领导题的字是“中国照相”，注册时对方要求必须加个字，就改成了“中国照相馆”，“电脑上宋体不协调，也只能如此，其实这也能看出当时的体制僵化。”方寿莲说。
当年给周恩来照相的那台机器，现在陈列在金源燕莎的分店。那是一台老型的大座机，照出来的是干板照片。
如今的中国照相馆，暗室改明室操作；数码摄影也广泛替代了135胶片机；工艺流程上，过去的热裱，也改为“冷裱热压”，为的是节省电力和原材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一张最普通的照片，也得走七八个工序。”方寿莲说。
在这里工作了46年的老摄影师解黔云对记者说，中国照相馆还保持着电子修复和手工结合的方式。“人的脸部是球体，该鼓的鼓，该亮的亮，很多影楼修起来是平的，那是复印机里面出来的画，千篇一律没有个性。”
解黔云觉得，只有掌握了过去修版人员的技术，才能更好地利用电脑。“他得有一定功底。怎么下笔，什么弧度，横线条，弧线条，高光压在哪，都有讲究。”
在中国照相馆二楼的墙上，悬挂着大小不一的演艺界、体育界、商界、政界等各个领域名人的“标准像”，笑容可掬，姿态端庄，整齐划一。这样的照片又被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们称为“艺术肖像”。
“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带来一股春风，其实就是化妆和服饰，但是基本功肯定不如我们扎实。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光线有3种，平光、侧光、逆光。我把3种光线破解，每一种再破解成3种，三种影调变成五种——高调、低调、中调、白背景暗人物（剪影）、黑背景亮人物。这样一来，5种影调，9种光线，糅合在一起，就千变万化。这一点是任何一家照相馆做不到的，也是有的家庭几代人来这里拍的原因。”解黔云说。
老相馆，新风范
张晶
363
2008-04-14
张晶
多年来，中国照相馆总店先后换过三个地方，但都没有离开王府井大街；30年来，照相馆橱窗内的照片更来迭去，但三位伟人的肖像始终赫然在列；10年来，最初来到北京的18位“创业者”，如今只有2位在世。
从上海到北京，从老式的座式相机到数码摄影，从父一辈到子一辈的代代传承，在经历了辉煌、低谷、复兴之后，中国照相馆的一切，是否还跟得上机械复制时代下的节奏？
国营老字号的黄金年代
1937年，上海王开照相馆的头牌师傅吴建屏开始自立门户，并起了个响当当的“中国照相”的名字。因为照相、修版、暗房技术他样样精通，还懂得利用“名人效应”大做文章，“中国照相”很快在“十里洋场”站住了脚。当时明星陈云裳的《木兰从军》正在沪光电影院上映，吴建屏用两个小时为其拍摄了100多个样子的戏装照片，分发给买票看戏的观众，还“堂而皇之”地将其陈列在照相馆的橱窗，一时名声大噪。
上海这一站后来还经历了赵秋棠和徐松延两个经营能手。直到1956年，周恩来发出繁荣京城服务业的倡议，“中国照相”作为商业迁京的网点之一，全班人马一趟列车来到了北京。原中国照相馆的退休职工何奕生回忆说，“支援首都，一个理由就够了。”当时整个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最初的名字也被定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自此开始了它长达45年的国营历程。
最初的选址也费了一番周折，大栅栏、崇文门、东单、西单都试过，直到最后同样经过周恩来特批，定在了王府井的南口，也就是如今的东方新天地所在地。1956年到1988年，中国照相馆经历了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和当时整个北京的相片非常简单的拍摄风格相比，中国照相馆拍出来的照片，精致而漂亮。
“那会的中国照相馆就和赶集一样，车水马龙的。”老摄影师解黔云说道。人们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等着排队拿号，下午3点后停止发号。即便如此，有时拍到夜里10点多才能收工。当时的照片没有一寸、两寸的，最小是三寸，全国各地的人到这里照相，照片下面还要特意印上“中国照相”四个字，和别人提起来还要加上一句，“当年这里给领导人拍过照片”。
中国照相馆摄影师姚建中讲述了他的父亲、前任总经理姚经才的一个故事。1956年10月20日，周总理和秘书两个人来到中国照相馆拍照。当时是周日，照相馆内人特别多，站在周总理前面的是个军人，看到后忙站起来让总理先拍。姚建中说，当时父亲不过三十六七岁，从来没有给领导人照过相，心里特别紧张。总理反倒像摸透心思似的，说你不要把我当总理，我相信你们的技术，一定可以给我照好。姚经才用了一个多小时，拍了14张照片，总理从中挑出了最喜欢的两张，其中一张后来还被选作了遗像。姚建中说，“1976年总理去世时，邓大姐对我父亲说，总理生前最喜欢两张图片，一张是我父亲拍的，另一个是一位意大利记者拍的坐在沙发上的，也是他生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不光是拍摄，中国照相馆还承担了很多领导人照片的修复工作。天安门标准像中毛主席那一张，最初是新华社的郑经康老先生用如来（双镜头反光相机）拍的，人非常小，中国照相馆的娄国强和老师张孔嘉，一点一点地把它放大到六寸。如今中国照相馆门前的三张伟人像，成了很多人到王府井拍照留念的背景。
外拍小分队和改制走活
到了1992年，王府井大街面临大面积改造，中国照相馆也搬迁到女子百货大楼，老字号一融入大百货，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好多客人都不来了，有时候一天才拍一个卷。”现任总经理方寿莲感慨道。
“我们把那段时期都称作‘八年抗战’，事实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当时一个28岁的高级技师，一个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块，提出来辞职时说，“我不是不热爱中国照相，因为我要结婚，挣不到钱，这是现实问题。”
这种困境因为“外拍小分队”的诞生最终得以突围。现在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一步走得非常明智。
那时候，时常来中国照相馆拍照的航天二院老干部刘润芝对摄影师解黔云说，大院里很多人都想到这里拍照，就是腿脚不好，来一次太困难。这倒让解黔云动了心思，带着徒弟和化妆，直接到航天大院上门服务。
“当时整个航天大院都热闹起来了。整整拍了一个星期。”解黔云说。后来小分队的数量越来越多，来接他们上门的车络绎不绝。方寿莲记得，当时王府井两边，从南头到北头，都是接外拍小分队的车。
这种“走出店门”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国照相开始做出改变的重要一步。1999年，中国照相搬到了如今的王府井大街180号，重装开业。两年后又做出减员增效的 “改制”决定，由完全国营改为有限责任公司，30％国有股，70％员工控股，最初出资人181个。“改制前派人去检查，照相室没有人，锁着门，不知道到哪里打牌去了。改制后大家的积极性都起来了。”
当时领导题的字是“中国照相”，注册时对方要求必须加个字，就改成了“中国照相馆”，“电脑上宋体不协调，也只能如此，其实这也能看出当时的体制僵化。”方寿莲说。
当年给周恩来照相的那台机器，现在陈列在金源燕莎的分店。那是一台老型的大座机，照出来的是干板照片。
如今的中国照相馆，暗室改明室操作；数码摄影也广泛替代了135胶片机；工艺流程上，过去的热裱，也改为“冷裱热压”，为的是节省电力和原材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一张最普通的照片，也得走七八个工序。”方寿莲说。
在这里工作了46年的老摄影师解黔云对记者说，中国照相馆还保持着电子修复和手工结合的方式。“人的脸部是球体，该鼓的鼓，该亮的亮，很多影楼修起来是平的，那是复印机里面出来的画，千篇一律没有个性。”
解黔云觉得，只有掌握了过去修版人员的技术，才能更好地利用电脑。“他得有一定功底。怎么下笔，什么弧度，横线条，弧线条，高光压在哪，都有讲究。”
在中国照相馆二楼的墙上，悬挂着大小不一的演艺界、体育界、商界、政界等各个领域名人的“标准像”，笑容可掬，姿态端庄，整齐划一。这样的照片又被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们称为“艺术肖像”。
“改革开放以后，港台带来一股春风，其实就是化妆和服饰，但是基本功肯定不如我们扎实。现在人们通常认为光线有3种，平光、侧光、逆光。我把3种光线破解，每一种再破解成3种，三种影调变成五种——高调、低调、中调、白背景暗人物（剪影）、黑背景亮人物。这样一来，5种影调，9种光线，糅合在一起，就千变万化。这一点是任何一家照相馆做不到的，也是有的家庭几代人来这里拍的原因。”解黔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