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千元红包”秀？
6月初，东莞“红包”发放方案出笼。然而，截至7月3日，东莞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东莞全市32个镇街（道），只有五六家将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的名单报到市民政局。
今年4月底，中共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受澳门为市民发红利的做法启发，东莞也打算给市民发放补贴，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他称此项补贴为“临时生活补贴”，政府为此项支出逾1.2亿元。
今年3月初，澳门特区政府决定拿出逾20亿的盈余，向全体居民派发红利,永久居民可以获5000澳门元,非永久居民可以获3000澳门元。
而在更早的今年1月份，上海召开“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曾提交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引发社会热议。
在6月份出台的东莞市政府《关于向有关市民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问题的复函》中规定，此次补助的发放对象包括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非五保户的孤寡老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以及低保边缘户 （即家庭人均收入为401元～600元的人员）八类人员，发放标准是每人1000元。
和以前政府发放的“临时价格补贴”相比，此次“临时生活补贴”覆盖范围大为拓展，非低保对象中的部分人员被首次列入补贴范围。
按照东莞市政府的要求，各镇街（道）应调查统计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群体市民人数，于6月22日前报东莞市民政局。
东莞市民政局向各镇街 （道）社会事务办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深入调查,认真核实把关,做好低保边缘户的名单统计工作，争取6月底完成核对工作。
东莞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该市已对74151名群众发放“红包”7415.1万元。其中，低保户、五保户、优抚对象的金额已经发放完毕，但低保边缘户发放工作进展不顺。
事情难以进行下去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标准，对低保边缘户的认定非常困难，令这个1.2亿元的巨大政府“红包”陷于“难产”。
东莞市民政局救济科科长张全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先没有想到对“低保边缘户”的界定问题会这么复杂。
难以界定的边缘户
伍立君是万江区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最近这位工作了十几年的公务员有点头疼，这次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即千元红包）中低保边缘户名单的界定工作实在难弄。
伍立君解释说，很多本地人没有固定职业，收入很不固定，难以拿出确切的收入凭证，有的无业人员干脆说自己的个人月收入为零。
“现在唯一能证明其收入的凭证只有集体分红、出租屋租金等，很多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核实办法。”伍立君说，这些人来申报低保边缘户，区一级政府难以核实其家庭人均收入，但东莞市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衡量。
万江区的办法是，在东莞市低保户认定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区统一的低保边缘户认定标准，目的是想借此给社区干部一把尺子，一个天平。
在此基础上，万江区确定低保边缘户的提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首先由社区和居民小组对本社区的困难家庭摸底，提出名单。接下来，根据名单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结果交居民代表会议评议，然后将结果公示15天，没有疑议后，才最终确定。
“自己报名，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容易一拥而上，不但工作量成倍增加，而且认定起来特别复杂。”伍立君说。
万江区还希望通过与教育、计生、拆迁等部门的联动，筛选出真正的低保边缘户。
伍立君解释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只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会立即被剔除出低保边缘户的名单：如有子女在学费昂贵的民办学校上学；近几年刚刚因拆迁获得数十万元的拆迁安置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处理尚不满5年者等。
根据东莞市发放千元红包7.6%的比例，万江区7万户籍人口应该有5320人获得千元红包。“现在已经确定的有1000多人。”伍立君说。
在东莞市万江区小享社区居委会，分管民政的支委梁慧芬向记者出示了这份认定标准。仅认定条件就有19条之多。
尽管如此，梁慧芬还是认为一些标准并不好操作，不少标准很难把握。
万江区的做法并非通例，更多镇街 （道）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这导致不少地方申请领取千元红包的人数高达80%，甚至90%以上。沙田镇泥洲村委会分管民政事务的支委陈金明向本报记者表示，泥洲村有3690多人，提出申请的就有3400多人。
类似的情形在洪梅、道蟯等镇街（道）也大量出现。洪梅镇一位了解情况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上报千元红包的比例将达到95%以上。
一位村主任更是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千元红包由东莞市财政负担，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当然是能报就报，谁愿意得罪村民。
东莞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郑文辉对记者一再强调，东莞向低收入人群发放的这1000元，并非所谓 “红包”，而是“临时生活补贴”。与澳门向市民发放红包不是一回事。
近两年，物价不断上涨，东莞曾数次向市民发放过临时价格补贴、燃气补贴，补贴金额为每人每月10元至20元不等，补贴时间为3个月至4个月不等。
对于有的地方为争千元红包出现大量装穷哭穷、为争红包而导致纠纷甚至打架等事件，还有村干部把关不严甚至和稀泥等问题，郑文辉并不否认，但他认为，那些只是局部的非主流现象，被一些媒体过分夸大。
对低保边缘户难以界定的问题，郑文辉表示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实际上无非是工作量大一点，并非是界定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责任在镇街（道）干部和村干部身上。
尴尬的“新莞人”
去年以来，东莞为了表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尊重，特意将外来农民工称之为“新莞人”。但是此次“政府红包”发放却与他们无关。
之前由于刘志庚表示东莞发红包是受到澳门发红包的启示，而澳门又是向全体居民发放红包，包括非澳门户籍人士，因此，一开始就有一些“新莞人”对东莞政府发红包多有期待。
37岁的王卫宏来自湖南祁东县，在东莞石龙的台资企业台达电子厂打工已有12年，现在全家人都在东莞生活。他说并非在乎这1000元钱，只是当地政府的做法很伤人心。
“东莞的发展难道没有我们的贡献？”王卫宏说。
万江区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伍立君认为，给“新莞人”发放“临时生活补贴”，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收入情况难以界定；其次，东莞的经济实力和承受能力与澳门没法比较。
伍立君也担心，此次是首次将低保对象和低保边缘户纳入临时补助范围，以后的补助大多以此为例，这对政府街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长久下去，将难以为继。
郑文辉表示，生活救助的对象和范围，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此外，由于“新莞人”流动性很大，相关资料很难统计，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无法纳入发放范围。
一些镇街（道）干部则担心，如果相关操作不当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寮步镇一位官员认为，在当前物价普遍高涨的背景下，仅给一部分人好处，尤其在发放对象的认定方面各镇街（道）标准参差不齐，发放过程中又难免存在不公的情况下，确实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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