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衙门（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蔡氏支持新学派但并不压制坚守传统的旧学派，因此北大同时还有政治或学术观点属于旧派的学者，如仍拖长辫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称帝、“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以及黄侃、崔适、陈汉章等。当年仅24岁且无学历的梁漱冥在佛学研究方面才华初露时，蔡元培立即破格将其延来北大任教，丝毫未考虑他的学术、政治观点的“新”与“旧”。

新旧兼容，使他往往不被双方理解。他的这种办学方针首先遭到旧派学者的激烈指责，对此，他作了公开回答，提出了著名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当激进的青年学生猛烈攻击旧派学者辜鸿铭、刘师培，并对蔡元培仍聘用他们表示不解时，他则开导劝说，希望他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他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将教师的政治观点与学术水平分离，学校只问其学术水平而不干涉其政治观点这种将 “公”、“私”区分，“互不干涉”的划分标准，无疑能广罗人才。

中国向有将不同思想观点诬之为“异端邪说”而不容其存在、强调思想“大一统”的传统，蔡氏这种容纳各派包括自己并不赞同的思想派别、真正鼓励百家争鸣的做法，确开一代新风。其实，这也是办好大学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语境中，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权力总想介入学术；也总有人不敢或无力进行学术争鸣，因而乞求权力介入学术。

随着新旧文化争论越来越激烈，政府开始介入，支持强调传统的守旧派。一些议员向教育总长傅增湘示意，如果不撤去蔡的校长之职并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逐出北大，便要弹劾傅增湘。1919年三四月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傅增湘、蔡元培等，对蔡施压。傅还在徐世昌指令下致信蔡元培，要求对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严加管束，并点名严责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对此，蔡元培复信反驳，并为新思潮提倡者辩护说：“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畸。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并再次强调：“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教育总长傅增湘虽有总统支持，对蔡却无可奈何。这种为维护思想、学术自由不畏强权的凛然风骨，确令人钦佩。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蔡元培通过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社团、出版自己的刊物而使学生真正成为主体。在他的鼓励、支持下，北京大学的各种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学生创办的刊物林林总总，蔡元培还批准专门经费并决定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给予切实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新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现代中国学界和政坛上一大批风云人物，即从北大学生社团和杂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民间社会的产生，这种公民的“自组织”是民主、开放社会最重要的基础。

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师生冲在运动前列，蔡元培必然卷到政治旋涡的中心。对学生参与政治，他的观点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他认为学生应有社会责任感，有权也应该过问国家大事。同时，他又强调学生毕竟要以学习为主，对政治不必过于热衷，特别是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更有赖于学有专长的专家，而非激情可以解决。对“五四”当天北大学生的游行，有关记述、回忆与研究不尽相同。一种说法是他支持学生游行，另一种说法是他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曾对学生进行劝阻。但有一点却十分肯定，无论他对学生游行态度如何，当学生被当局抓捕后，他即全力以赴营救学生。他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一定负责营救学生，为了保出学生，“愿以一人抵罪”，并与其他一些大学的校长在北大开会，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向警厅、教育部直至总统府请愿。经过与警厅和教育部的反复交涉，被捕学生终于在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不论蔡元培及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们对学生的行动、支持与否、对学生的政治观点赞成与否，一旦学生因政治原因被捕则顶着种种压力积极营救，显示了对学生的深切关爱，也为所有教育工作者做出应有的职业道德楷模。

由于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制的军阀政府认为蔡元培应负主要责任，于是在5月8日决定撤免他的职务。由于被捕学生已被释放，为了表示对黑暗政府的抗议，也为了避免学生因此再次走上街头，蔡元培当即提出辞呈，于9日晨悄然离京南下。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学生怒火即将再次爆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经过反复斗争，政府不得不被迫让步。1919年9月中旬，离开北大数月后，蔡元培终于重返北大。

中国传统女性并无受教育的权力，更不可能享受到在中国仍属“新生事物”的高等教育的权力。对女性的不公待遇，蔡元培一直深深同情，从他投身教育事业起就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力努力。当上北大校长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开放 “女禁”。他很清楚，禁止女生上大学是“不成文法”，便巧妙地钻此空子，公开声明 “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我国教育部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希望女生报考。从1920年春起，北大就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女性上大学之先河。北大开放女禁引起当时掌控北京政府的军阀们的愤怒，甚至扬言要对蔡采取强硬措施。但大学开放女禁已是潮流，闸门一开，任何人都无法遏止。

重返北大的蔡元培本想从从容容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点点付诸实施，但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蔡元培也不能不一次次身卷其中。时代，未给他从容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他曾与胡适等人一起出面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希望以此改变政治的黑暗。军阀政府为了收买人心，似乎也响应他们的号召，成立了所谓“好人内阁”，蔡元培对此一度抱有希望，然而1923年11月，军阀政府终于暴露出本来面目，制造冤案，搞垮“好人内阁”。蔡元培在失望和震惊中于1924年元月提出辞职，并于1月19日在各报刊上刊登 “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的启事，于1月23日离京抵津，最终离开了北京大学。

“校长”北大是蔡元培一生最辉煌的一段，之所以辉煌，就在于他在中国播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火种。但他深知，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教育独立”。在北大的短短几年，他排除重重困难践行“教育独立”的理念。1922年3月，他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写道：“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云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此时，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已经五年，备尝艰辛，深知其中甘苦，如果说以前他关于“教育独立”的言论更多地来源于一种观念和理想，此时所写的这段话，则已是饱含风霜的经验之谈，弥足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