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打造“产品”
商学院巡礼之一
香港科技大学IEMBA是如何打造“产品“的？
网络版专稿 记者 康怡 孙健芳 6月末，来自港澳台的50多名学员结束了香港科技大学IEMBA在京的学习，即将转战上海。尽管这些学员大都是来自金融、保险、文化、地产、制造业、信息产业等不同行业的精英，可是香港科技大学IEMBA这个空间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科大的“产品。”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其商学院在短短时间里发展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顶尖商学院之一。它是亚洲首家同时获得美国国际管理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及欧洲管理发展协会（EFMD）双重资格认证的商学院。学院以其高质量的研究、创新的教学和国际化的师资见长。
香港科大商学院的MBA课程一直名列亚洲前矛，2007年的《经济学人》杂志MBA排名，香港科大商学院获得亚洲首位。其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合办的EMBA课程，连续五年在伦敦《金融时报》的排名中获全球前十名，五年的排名分别是：2003年第九名、2004年第六名、2005年第二名、2006年第三名、2007年第一名，创造了全球EMBA的奇迹。
香港科大商学院的IEMBA课程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已经打造出已有170多位优秀管理人员。
这些学员，在科大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看来，是产品，科大的任务就是通过一支与众不同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专门设计的各类管理培训课程，以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来打造这些产品。
科大如何打造这些产品呢？为此，我们采访了科大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
eeo：申请者科大的IEMBA课程，需要有哪些条件？
林智生：申请者须持有认可学位，具备至少十年工作经验，并在机构内担任高级职位。他们亦须确保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与这个为期15个月、每月一模块的课程。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会了解面试者公司的情况、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你影响了公司什么，这个公司在行业里发展的未来碰到什么问题，这些都会作为面试的条件。
当然我们还会做很多的功课。例如详细了解每个同学的背景，公司的背景，然后再决定招他，然后再对学生进行组合。
而且我们在细节上也很注意，例如我们不会招收同一个公司的两个学员，因为他们在一起有可能回放不开。
eeo：为什么说科大IEMBA的教授是与众不同的？
林智生：首先我要说一下科大的背景。1992年香港政府提出为了未来的竞争，要建立一个商学院，考虑到香港在亚洲的经济定位，建立了香港科技大学。
而当时正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一位正教授年薪才十万美金，相当于80万港币，当时在港的教授的年薪是150万港币，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引来了一大批优秀的教授。
要成为EMBA教授，不管是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案例，必须有两个。
在美国，如果企业在管理上遇到问题，就会公开招标，各个教授去投标。然后由公司的专业委员会来评选，如果中标了，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当战略领袖，同时公司就按照你的方案执行，一年后进行总结，如果第二年绩效上去了，就说明你的方案很好，这样就有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不管是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案例，必须有两个，才能成为EMBA的教授。
科大商学院的大部分外籍教授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标准照过来的。不过现在有一些变化，在经济全球化之后，很多教授不一定再是去参加过大公司的实践，因为公司的实践也在不断的进行变化，研究课题开始朝着小型化、分散化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教授研究的个案就比较多了，不一定是总体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研究案例，如果没有案例，这种管理教学就没有效率，我们科技大学有这样师资的优势。
eeo：您认为如何是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商学院，哪些因素起决定因素的？
林智生：我认为在选择商学院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要选教授；其次要考虑到学校文化，大家进入到一个学校，就是要去感受学校的文化；第三个就是找同学，你看这个课程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同学，同学不仅是交朋友的意思，EMBA不仅是灌输性的教育，而且同学间的互动非常重要。
为此，我们每一届会做一个特色平台，例如在2004界的时候，我们就把亚洲重要的LED企业都放到一个班上，同时在上下游链接上也做一些整合，例如安排投资银行的参与等，这样就能我们尽量让他们在一个平台上，教学可以有一些整合，为将来的合作提前打好基础。
eeo：香港科技大学地处香港，和国内的商学院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林智生：体制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香港的大学都是公务员体制。学生生源的多少与教授的薪水没有直接的关系，人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把商学院做好，做一个班也是一个品牌，做十个班也是一个品牌。教育不能够商业化，更不能够产业化，香港GDP的20%花在教育上，大陆才3%，在这种体制下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eeo：对科大毕业的学员有什么期望？
林智生：：我希望我们的毕业生能为政府智囊团的建立提供一些新的力量。
我有一个理念，而且我相信未来中国一定会这样做，我们不能就出一个林毅夫，出一个易纲，他们只是代表了他们个人，不是代表一个团队的研究文化，个人毕竟只能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如今，金融和宏观、微观已经交织在一起，所以应该是一个研究团队来支撑这个理论，来推进政府的发展。
我想所有的享受纳税人资源的人团队、机构都必须要有一个回报社会的功能，因此商学院应该通过教育学生、通过学生工作去回报社会，这是漫长的一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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