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前生今世（1）

摄影:廖颖

网络版专稿 记者 廖颖 土耳其的独特性应归因于它引人注目的地理位置。

她地处近东，却也属于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位于横跨东西方的关系网中，还与意大利、西班牙为邻，并隔着黑海与对岸的斯拉夫人和高加索人的世界相望。

她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虽很年轻，但它悠久、复杂的历史却包括了许多伟大文明的兴衰，比如赫悌人、弗里吉亚人和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突厥人对全球文明的贡献自不待言，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亚洲部分）在基督教早期历史和伊斯兰教传播中的作用也如此。

我展开世界地图，目光集中在中亚，那里存在一条由操突厥语的多个民族和国家连接而成的走廊，从中国的新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直到土耳其，这条线恰恰与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大体重合。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起点是长安，终点正好就是伊斯坦布尔。当年，行走在这条商路上的大宗货是中国的丝绸和茶叶，时光流逝千年，如今在土耳其红茶依然是男女老少最常使用的饮料。

土耳其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我们的祖先不远万里从东方来，就是为了做欧洲人。”但是在“脱亚入欧”、全盘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已经习惯了西服革履，甚至用拉丁字母书写突厥语言的土耳其人也在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上产生了危机。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土耳其便启动了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进程，然而直到今天，以基督教国家为主体的欧盟大门，却依然没有对这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穆斯林国家正式开启。虽然奥斯曼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已是近6个世纪之前的往事。

一本《我的名字叫红》让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年出生）摘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帕穆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

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文化冲突、融合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诞生那天起的胎记。

我漫步在午后的伊斯坦布尔街头：阳光和煦地照着满街的红色星月旗子，清真寺顶的大喇叭里不断响起神圣威严的祷告声，带黑面纱与穿玫瑰色长裙的少女同样风情万种地在街上翩翩而过，西服革履的上班族与穿着绣片民族服装的小贩带着各自的职业表情在广场上穿梭……老实说，我从未见过一个如此矛盾和绚丽的城市，充满了喧闹和刺激，生活变得异常隆重，街头每个人都犹如某个科幻剧集里的角色，讲述时间混淆的故事。

据说，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都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大大小小的清真寺穹顶不时闪现在我们眼前，线条流利，气息神秘，像是丛林里出现的野兽脊背。然而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更喜欢看托普卡帕老皇宫。也许只有“绮靡”二字才能形容它带给我们震撼的万分之一：整座宫殿，全部是雪白大理石铺就的地面，皇冠上钻石和祖母绿的光芒让人充满犯罪的欲望；后宫墙壁上，贴满了蓝色调瓷砖，那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特有图案，枝枝蔓蔓，缠缠绕绕，充满类似女性胴体的妖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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