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唐贬宋可休矣

2009-09-23

图门巴雅尔

经济观察网特约作者图门巴雅尔 曾几何时，梦回唐朝成为很多草根意淫的温床。是谁头一号标明李唐王朝是中华帝国的顶点，一时间还难以揭发，我清楚记得初中时代历史课上女老师手捧教材娓娓道来：“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点，而安史之乱成为转折点……”云云。成语“误人子弟”的意思是：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偏见植入不辨是非的小孩子大脑深处，其流毒遍及思维和其危害可能是他们的一生。

直到现在，唐朝依然排在艳羡榜第一，这正是金铁木执导《大明宫》的受众心理基础。艺术本身是一门旨在再现或表现美的“技术”，老金的巧妙在于，将国人对盛唐抽象的崇敬之情物化于一座号称“千宫之宫”的伟大宫殿群——大明宫——在这中国历史上最华美的宫殿中上演了当年全世界最奢华、最暴烈的马球比赛，最具艺术气质的帝王与最浪漫诗人的千古佳话——当涂满艺术与爱情、欲望和阴谋的历史大幕缓缓升起，武则天、唐明皇、杨贵妃、李白、黄巢……一一上场亮相。这就是大明宫，这就是“大明宫”中的唐朝。一个绝对独一无二的关于唐朝的故事。于是老金称自己的这部影视作品为“史诗剧情纪录片”。

我们有理由相信，老金当初对《圆明园》的感情和现在对《大明宫》的感情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更倾向于把一部严肃的纪录片排成好莱坞式的历史大片，像《勇敢的心》那样，充满古典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对于《圆明园》，据我所知，身边朋友很多人是咬着牙看到“火烧圆明园”那一环节，手不听使唤地按下“暂停”键，长舒一口气，而最终打消看下去念头；然而，我手捧茶杯望着“水晶石”特技处理下大明宫葬身熊熊烈火之中，心头同样是沉沉的，当实景镜头扫过荒草淹没的大明宫夯土台基，远处高楼大厦隐隐绰绰，竟然一种怅然袭来——即便曾经的辉煌确实明白无误的，但终究难逃一劫。此时我全然没有，圆明园遭焚毁带给我的那种屈辱和沉痛。

我们同样不能怀疑，圆明园的艺术价值至少不会低于大明宫，而无论是幕后的导演还是台下的观众的情感色彩差异如此明显呢？

答案很清楚：爱新觉罗氏的清朝怎可与李唐帝国相提并论？即便是相邻的赵宋王朝也无法望盛唐气象之项背。

褒唐贬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然而，事实上，果真宋不如唐吗？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黄仁宇在他的名著《中国大历史》中也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这是怎样一个国度？士大夫乐园，“中华文明之造极”，二程朱熹，欧阳司马，三苏四学士，岳飞文天祥，靖康之耻，崖山殉国，李师师，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王安石，蔡京……
每一个人在这个布景上留下了他们的或高大或卑微的投影，却任谁也脱不了那一抹忧伤的底色。自古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华，在赵匡胤扫平宇内的时候，却建立的是一个残缺的帝国，北有蛮族之契丹，西有蛮族之党项，大一统最后变成了三国演义。

这是每一个赵宋皇帝解不开的心结，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构，他们都作出了他们的努力，然而每一次努力换来的却是徒劳，甚至是更深的打击与沮丧，光义中箭只身逃难，赵恒颤立儃渊，赵构不得不杀岳飞以保半壁江山，每一次的努力最后都换来是沮丧与消沉。

他们是忧伤的，他们的国家也是忧伤的，歌舞升平，繁华兴盛的背后总有着耿耿于怀的不甘，还有酒酣耳热之际的愁肠。

东京不夜城的瓦肆，丝竹管弦的背后总有着收复河山的怨曲，只是这怨曲从东京唱到临安再唱到崖山，最后竟成绝唱。

虽不为也，势所使也。

每一个赵宋皇帝一定在每一个深夜这样自我安慰与解嘲。

如果细心，我们会发现，赵宋皇帝比其他朝代的皇帝，甚少有昏庸与残暴，甚于其他朝代者，就连公认最差的宋徽宗，也只不过玩玩金石书画，没有太监当权，没有外戚干政，没有特务统治，没有文字狱，只是被大臣政客蒙蔽，犹如李隆基，一个艺术家皇帝被政客玩弄股掌而已。

所以，宋一代很少真正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江，杨幺，最大的方腊，都是很地域的，都不曾真正动摇这个国度的根基，大宋赵官家的名号深入人心。

读书人，妓女，艺术家，贩夫走卒，平民，工匠，都在清河上明图的画卷里恬然自乐，东京城的名号举世皆闻，流行歌曲宋词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犹如今天的流行音乐，传唱天下，最著名的词人苏柳，一有新词好词，如今天的新单曲一样总是风靡一时。

那是怎样一个时代与国度。

大明宫再如何“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那究竟是帝王之所，而长安城中的士农工商的生活却被严格地限制在“里坊”之中，那个时代的首都，没有夜生活，宵禁之后很多风流才子都遭遇类似《红楼梦》中贾瑞的困窘——两头院落门都上了锁，只好在夹巷中挨一宿……

然而到了北宋汴梁，“坊墙轰然倒塌”。

北宋给人冲击最大的不是宋词，那仅是继唐诗以后新的诗歌式样。真正令宋人兴奋的是他们的城市生活，那是一种商业化城市生活，一种快活、享乐、放纵的农耕文明的城市生活。

这个巨大的容器的出现，是中国城池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因为它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是中国第一座文艺复兴的不夜城。

南渡后的宋人，是很怀念北宋东京汴梁城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这座城市唤起了他们的城市意识。以至于后来，他们不在乎江山是谁家的，只要城市是他们的。

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全国范围内按城市（镇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十等。而在之前的隋、唐，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受到处罚。北宋时期打破里坊制，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城市的时尚生活方式与市民的消费观念。

到了公元1138年，出京南下，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的原汴京城的市民们，真的太怀念那座城市的生活了，他们不仅在临安复活了东京，而且陶醉其中，“直把杭州作汴州”。

北宋的汴梁与李唐的长安或者洛阳相比，是一个更接近生活，而远离耕战的城市，它独特的风华诠释着中国彻底从封建门阀统治的时代走出，市民成为了城市的主角。可惜早期的事物往往绚烂而无法自我节制，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淫靡泛滥，更不幸的是碰上了游牧人周期性的强力崛起。不过这个时代似乎与现在的我们有着更多也更贴近的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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