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喜洲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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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特约作者西早 这个位于大理和丽江必经之路上的小镇，虽然并不广为人知，在当地却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所在。老舍曾在《滇行短记》这样描述它：“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一座市镇，真是世外桃源啊！”喜洲如今还是那个喜洲，田园阡陌、屋舍连接，从明清时期保存至今的古院落，百年以上的都有151座

春节过后，太阳晒得小院越发暖了。林登（BrianDale Linden）反穿着件干活用的T恤，跟他的新邻居，一个本地热情的白族姑娘搭伴刷墙。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打2008年4月搬进了这个两进的喜洲白族传统院落，总算是把他中国的家安了下来。

自1985年林登第一次造访喜洲，这个位于大理坝子北部的小镇一直在他的私人地图上有着独特的位置。做过客时，自然一切都好。当他决定在这安家时，却是真正了解这方土地的开始。

喜洲的好房子实在多，当然，这也需要足够的想象力，意思是你其实能从房子上看出来过去人们在这儿怎么生活。

南诏行宫：喜洲镇

张天雷老人的房子就是这样。他快90岁了，住在市户里附近。他的宅子虽然只有一进院落，看上去有些老旧，早期的精雕细琢的痕迹却还在。他现在老得眼睛总是眯着，看人有些模糊，说起过去那个“喜洲”来，却十分清楚。

他坐在堂屋外的小板凳上，直着腰板。“你要听我说说喜洲？”“那好嘛。”他略微沉吟，似乎是脑子里的旧事太多，还得缓一缓。

“喜洲镇啊——它和别的乡镇不同，它过去是南诏的行宫。榆（西汉时称喜洲为榆）这样的县全国到处都有，但是南诏行宫就不同了。所以它有城隍庙，现在是十皇殿。有文庙，在大慈寺的奇观堂，也有武庙。”

“喜洲还有点特别。南诏的清平官（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张建成留学成都，他去成都大慈寺玩，回来后照着成都大慈寺的样子造了喜洲大慈寺，那是真正宫殿式的建筑。全国只有三个大慈寺，另一个在西安。我家的家祠就是盖大慈寺剩下的材料——张氏宗祠，现在在坡头村。家祠盖完后取了个名字，白族话叫‘书歪’，译过来就是书苑，我们叫它桂林书苑。取‘高攀月中桂’之意。”

“我们从小要学两件事：除了读书就是做生意。云南人过去总说 ‘穷大理，富喜洲’，大理虽然是个国都，建城盖房子都倚重喜洲人。喜洲人世世代代做生意，做到大的商业集团，我们叫4大家8中家12小家。大理就没有商帮。喜洲男人在外面做生意，妇女娃娃就留在家里，做生意的人容易接受新思路。抗战时期华中大学最早迁到广西，后来大轰炸，喜洲人杨克成就邀请华中大学搬过来，帮他们解决校舍。华中大学来了就在大慈寺和我家祠堂里上课。华中大学的教授住在我们村里，学生宿舍在市上街。”

“华中大学来了以后，四大家族出钱盖了私立五台中学（现大理二中），请在清华大学学生物的喜洲人杨白伦当校长。杨白伦的办学作风是不论贫富、外省来的学生都一样对待。他挑老师很苛刻，一般昆明师院的高材生也不一定能进来。华中大学逃难来的学生很穷，也在中学代课领点工资。不过华中大学的学生做代课教师也要试讲几个月，不行就立即辞退。”

跟那个时代的多数喜洲人一样，张天雷家在当时当地实在只能算是普通人家。虽然曾经有过显赫的先人，同族的人在下关开着一家号做生意，他读到了中学，之后在族里的长辈那儿帮着看号学做生意。在那时候，这就是喜洲青年们惯常的生活。——不过，“我也坐飞机到四川见过世面。”

实际上，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白族史的教授董建中调查，喜洲这个小镇 “在云南历史上发挥过的重大作用，云南省没有任何一个乡镇级的城镇能与其相提并论，从历史文化的厚重来说，它甚至超过了现在的一些州市级城市和多数县城”。张天雷说的文庙在一个县城的建制上虽然还有很多争议，但喜洲本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它有史可查的2500多年的历史中，元朝之前，它一直都是云南的重要城市。元忽必烈在云南设立行省，在大理设县之后，它在政治地位上才由城降到了镇。“不过，元以前云南半壁江山的统治者都是喜洲人。元之后，喜洲人仍然通过两种方式保证了喜洲本身的繁荣：一是考科举，过去科举的录取率极低，但喜洲人考取进士举人的简直遍地都是；二是出门做买卖。”董建中说。到民国时期，喜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喜洲商人大力兴办工矿企业，到处开设商号，他们的商号遍布中国南方各省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重要城市。“形成了以严、董、杨、尹4大家为代表，包括8中家、12小家和400多户小商贩的工商业集团。其中4大家在云南商界是首屈一指的大商号，他们常出任云南商会会长、董事等职务，影响举足轻重。”

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士绅在本地建设上颇有敢为人先的风气，他们搞风力发电、修桥补路、兴办学校、医院、图书馆，甚至还办了一个喜洲实验警察局。他们带头捐资支援抗日战争，支援解放军边纵游击队，支持地方教育与文献古籍出版，设立奖学金奖励资助有志青年完成学业。

1938年，这个小镇就兴办“淑川两级女子小学校”（1-4年级为初小，5-6年级为高小），招收女生300多人。次年即实行男女生混合编班。这里倡导自由恋爱，为杜绝浪费和包办婚姻，1936年5月26日小镇上12对青年举行了集体结婚。一些外出求学和经商的喜洲年青人志向远大，他们中的一位叫张耀曾的，在同盟会还未成立之前就跟孙中山一起做事，任干事长，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他曾与大力支持他的喜洲老乡们办起了当时一本宣传进步思想的杂志《新喜洲》，在这本杂志的第二期，一位毕业于清华的喜洲青年赵康节在杂志上撰文提醒他的乡亲们节制生育，这个理念比后来的马寅初更早。

但是，如今的喜洲，年度总财政收入不过1000多万，居民年平均收入三四千元，董建中说：“跟国内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村拉平了。”

搬到喜洲去

林登非常喜欢喜洲。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专业，他的父亲布莱恩（Brian）也算是一个中国迷。布莱恩早年在芝加哥经营古董、家居，总是走南闯北。到林登大一些的时候，他跟着父亲到了中国。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到一个驻华摄影记者的职位，后来得到中国政府奖学金，正式在北京大学学中文。那时候他认识了正在南京大学学习的珍妮（Jea－nee）。珍妮是美籍华裔，就读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1987年她正好参加了南京大学与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的一个学生交换项目，两人相爱了。

珍妮回忆说：“布莱恩总带着我们去一些可能是当时普通旅游者根本不会去的地方，比如内蒙成吉思汗的墓，跟着艺术家去新疆的丝绸之路。我们经常去这样的地方，计划表中根本就不会有去海南岛晒太阳。”1996年，珍妮和林登在芝加哥开设自己的林登画廊，一开始他们只卖美国艺术家的油画，也辅以一些家具。慢慢地，他们也代理中国艺术家的画。“芝加哥比较保守，纽约能接受的东西芝加哥可能还不行。我们在当代艺术家选择上偏重传统和写实。”珍妮说。

这样做了几年之后，林登“想在中国安一个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总在讨论这个问题。2004年，林登又到了云南，回家后他跟珍妮认真地商讨起这个设想的可能性——而且这决定在商量前已经是定案了，要在云南安个家，不过具体地方由珍妮决定。他几乎是有些霸道地把珍妮一个人发到云南来，“你去给我们找个合适地方吧”。

起初这个家的概念仍然非常模糊，珍妮说这对于她更像一个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卖掉了一个画廊和芝加哥的房子。他们的朋友，昆明姑娘唐蕾陪着珍妮踏上了找房之路。2004年底，她们俩一路开着车到大理，在各种小街巷上乱逛。一个从沙坪来卖东西的小贩听说她们要在喜洲买房子，拍着胸脯跟她们说，跟着他喜洲的房子哪都能买。这当然好，珍妮本来就觉得洋人街太过喧嚣了，安家的话还是喜洲合适。

他们到了喜洲，到处看房子，在富春里看了一所被锁了多年的老房子，草长得比人还高，看上去很长时间没人住了。小贩又带着他们到大界巷看了赵府的房子，房子是四合五天井，保护得极好，小贩说你们要买了这房子还能让人给你们修一停车场。可是一打听，才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时间兜兜转转过了半年。唐蕾后来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是得找政府，这样才能知道哪些房子能买，哪些不能买。

喜洲镇政府还真把这事放在了日程上。这个古镇实在沉寂了太久，外国人买房算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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