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建筑不是乌托邦(3)
建筑不只是房子
从2月份开始,史建在他策划的纽约建筑中心“因地制宜,中国本土建筑展”(buildingchina)里,试图用崔恺、王澍、刘家琨、都市实践、张雷已经建成并且投入使用的建筑作品来阐述中国实验建筑在“以退为进”本土裂变后的走向。他在策展词中写道:“‘因地制宜’绝不是一种退避和守成的姿态,它充满着东方的智慧,隐含着再造东方建筑学的宏愿。”在中国标准设计院作汇报讲座时,他在5个作品的基础上又挑选了台湾实验建筑师黄声远和谢英俊的作品,作了一场5+2的演讲。
谢英俊在台湾9·21地震后为了帮助日月潭的邵族部落重建家园,不惜把工作室搬到山里,驻扎达9年之久。他采取了社会学家的工作方法,深入部落中,跟原住民打成一片,以环保、绿色和可持续的建筑理念,研究当地的住房特色,希望建筑如此进入人们的生活。他用钢、草和各种回收物发明出一套经济的设计系统,目的是结合当地的社会条件,令居民在最简单的经济条件下能够自己盖房。
他设计的轻钢结构屋型令居民可以在5万元的成本控制下盖自己的房子。现在,继河北翟城之后,他在河南兰考做了地球屋003号。
黄声远自动“下乡”了10多年,他曾经在2005年的深圳建筑双年展上展示自己的台北宜兰项目,现在那个地方有了更大的变化。在宜兰的挪东小镇,你可以看到他的建筑团队为达到 “营造公共空间”效果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公共空间的营造包含着点线面的努力。小镇的河道中,是他们自己种植植物做的生态绿化;为建设当地的社会福利馆 (相当于社区中心),他们通过调查,发现老人更爱看每日流动的车河,这大概是老人们在潜意识中证明自己仍然有活力。于是他们就建议把福利馆朝向公路。这样经年累月下来,你现在已经很容易看到挪东小镇因公共空间带出的小镇活力。
史建说,谢英俊天生能够和原住民打成一片,但他缺乏和高层沟通的技巧;黄声远不同,当他确立目标后,采取的往往是和当地政府合作的方式,政府将项目交给他,而他能够筹来经费。“两人虽然采取的都是自下而上的实践方式,但是都通过了自己的深度介入,选择能够把自己项目推动下去的方式,令建筑起到比盖房子本身更广泛的作用。”
——而这两个例子对于当下的地震重建也有参考价值。
5·12的汶川地震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不同,它也不同于9·21的台湾地震。在这个尤为特殊的历史时刻,通过政府的快速反应和媒体的及时报道,灾民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因此有良好的“众志成城”的可能性。史建考虑得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社会上的资金是足够的,台湾那边有过类似的经验,原住民早期被过度关注,曝光率很高,资金大量投入,时间拉长了,但五年以后,资金没有了,媒体关注降到零的时候,居民的失落感就会非常强。国家社会来救你,不可能救一辈子,怎么才能让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建设部建筑设计研究院之前已经设计了震中北川中学。副院长崔恺说:“建筑师要造出谢英俊的房子,肯定不是在办公室里,一定要在现场。我估计马上要出现的局面是各地要包干做设计,做设计就有些机会。在这样一个由政府来牵头,通过分配任务、各省支援的情况下,各省的开发商直接进入,在这个地方定向投资捐款;还有一个方法是合作,请台湾、日本的建筑师来合作,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大家不会像平常一样去做一个新农村。建筑师介入的价值是保证建成的城市不是一堆垃圾。”讲到速度,他说:“现在看报纸,3个月规划,3年重建,很显然,速度是第一位,人从无处可居到有临时居所,这个过程要快。生存都有问题时,谈乌托邦没有意义。从一个特别原始的临时住房到建一个未来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规划,还包括人文结构等各个方面,也包括原来的地方能不能居住。”崔恺提到了所谓的长期计划和近期计划。近期计划,第一步可以采用临时房,但它如何在过渡阶段,在保持速度的同时,做出一些不那么大跃进式的设计?而长期规划,则是各方面社会资源协调后的结果。
张路峰认为,现在的问题还包括各地建筑师职业水平不均衡,在西部县城,一级职业建筑师基本没有。这么多城市需要建,职业建筑师是不是能有相当的职业水平?现在不但灾区需要重建,职业系统也需要重建,不然再发生重大灾害时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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