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1)

14:10

2010-02-10

张军

1 | 2 | 3 | 4

作者，张军。本书作者作为一名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学者，以置身其中的姿态和旁观者的清醒视角，回顾了30年来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和人物。作者选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几个时间点，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改革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以回顾和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改革内幕。而这其中最为隐秘的，莫过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和沉浮，他们又是和那最耀眼的事件浑然一体的。本书将揭开这些不被大众所知的事件背后的力量。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

类型：经济

第三章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第四章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第五章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第六章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第三章

特区试验场

邓小平先生于24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在1985年8月1日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

今天的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说，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应该解读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过程。这话听起来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对于三十年前的中国领导人而言，制度变革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设计得当的试验，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准备。而当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决定把一个临近香港的南方小镇辟为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试验场的时候，迎来的还多半是阻力、怀疑、挑战和指责。于是，这才有了上面邓小平先生有所针对的那段话。

三十年来尽管风雨坎坷，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试验场。它有1979年第一个引进香港“外资”兴办的来料加工企业；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个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标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会公开发行（IPO）的全国第一张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个外汇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个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会；它有全国第一个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还有1990年第一个探索出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的模式；它是建立劳动服务公司和实行劳动就业合同制的第一个尝试者，是最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域，也是实行党、政、企业分离，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引进招聘上岗制度的先锋。

1987年春，我有机会与我的同学一行四人坐火车南下，去了广州、深圳和珠海。那个时候，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并不是可以随便进去的，出发前我们在上海办理好了去深圳和珠海的手续。珠海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但深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当时深圳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建筑和购物中心，我们从深圳大学那里还搭乘小巴车去了蛇口工业区参观。20世纪80年代去深圳的人都想方设法要去一趟地处山区的所谓“中英街”。“中英街”是在沙头角镇上的一条小街，一边归属香港，一边归属深圳。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内地人跨到街道那一边的香港商店里，内地的警察是要喊他们出来的，因为内地人被允许逗留在“香港”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记不得我们编造了什么理由到深圳公安局拿到了去“中英街”的通行证，只记得我在“中英街”买的一块香港的布料至今还在锁在家里的衣橱里，不知道该派什么用场。

特区的制度试验

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在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总能听到一些声音，特别是经济学者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比较负面的评价和批评，甚至种种批评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问题，以至于中央领导人得出来发表意见平息这些公开的争议。不过，对这些问题的记述我准备放在下一节进行。当然，我在下一节要记述的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经济学家之间的研究和争议上。而在本节，我想讨论一下深圳的试验在挑战原来的计划管理体制和试验新的体制方面所作的贡献。在我看来，这个贡献应该是深圳特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贡献。而有意思的是，三十年来在对深圳的批评和质疑中大多数针对的却是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忘却的是它在体制试验上的贡献。

在我自己的书柜里藏有多本关于深圳特区的研究著作。除了《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之外，还有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数是写于80年代初，内容是调查和总结深圳特区在体制改革和试验上的经验。很多我的学生曾经在我的书柜里发现这些有关经济特区的文献资料时都会觉得奇怪，当时我怎么会对经济特区感兴趣呢？其实，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我并没有把深圳特区作为我的研究项目，一直到了90年代初前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之后，才对经济特区试验和沿海发展战略有了一些接触，因为当时我的指导老师华大伟（David Wall）先生正在从事关于中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研究。总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参与经济特区和沿海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机会，我才收集了一些早期的研究文献。现在看来，调查和记录深圳特区体制创新试验的文献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局限下，深圳特区的建设一开始就必然受到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尽管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广东省制定了特区条例，但要执行这个条例，则需要创新体制，打破原来的管制，需要得到特区之外的旧体制在很多方面的容忍、让位和配合。深圳仍然要与它的上级主管部门，乃至中央部委打交道。所以，深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进行的种种变革和对新体制的试验一开始就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全局性的价值。事实上，到了今天深圳依然算是中国最市场化的经济体，像华为、中兴和万科这样的公司出现在深圳而不是上海，一点都不奇怪。

深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涉及很多方面。首先它需要创新融资制度；需要改变原来体制的投资管制；需要引入竞争机制；需要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需要突破原来的土地管理和经营模式；需要允许和建立劳动力市场；需要政企分开；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行政官员治理；需要有地方的立法权；需要改变计划经济的工资决定和福利分配机制；需要改变商品的计划定价体制；需要引进新的激励模式。而深圳在这些方面对新体制的试验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今天在中国经济中观察到的许多新体制和新规范，几乎都能在二十五年前的深圳找到它们的影子。

1 | 2 | 3 | 4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共有条评论)

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