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经济观察报：凤凰卫视的视频中，奥巴马说“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时，有点被抢话的尴尬，当时气氛是怎么样？

芮成钢：现场没有尴尬，那是当天下午最轻松的一刻。发布会的空气一直很紧张，美国媒体对奥巴马的提问非常尖锐，都是类似于“你不认为你的声望日益减弱？”“各国元首不像以前那样把你当回事”等等，奥巴马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是最轻松的时刻了。大家觉得松了一口气。

经济观察报：你说韩国记者的不提问表现出亚洲人的腼腆，这种腼腆在国际场合你经常碰到吗？

芮成钢：腼腆的原因一是东方文化的含蓄，二是发布会用的是西方的母语，总统是西方的总统，是他们的主场。而且，许多记者其实是去看热闹的。我4次去G20奥巴马的发布会，很多人不是带着问题去的，他们是去看“明星”的，在伦敦时奥巴马上台时甚至会全场鼓掌，这不该是记者的态度。韩国这次发布会，有记者拿手机全程在拍——这不是工作，因为有专业机器的直播，这是一种粉丝的状态，所以一下子提不出问题来很正常。

经济观察报：同为亚洲人，是什么让你没有这种“腼腆”——个人经历、性格还是国家媒体的平台？

芮成钢：最大的原因是我希望我自己的表现能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所匹配，国家有更大的话语权，那么这个国家的媒体人应该有相应的表现。我不冲上去，也有别人冲上去。

经济观察报：现场有其他中国记者吗？他们举手了吗？“站出来”和你个人性格有没有关系？

芮成钢：有，这次他们没举手，但是在伦敦的发布会很多中国记者举手，不止我一个。这种场合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确会不适应。我是适应了这个场合，其实谁不想做个“easychoice”，坐在角落里看云卷云舒，我确实觉得有力量支持我去做有职业素质的记者，所以我要站起来。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在用中文回应这件事，但是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众，在字面上他们被“代表”了，却没有得到回应。

芮成钢：我上网搜了一下，用英文Google搜这件事只有两三条，说明没有多少外国人关心。新闻发布会是向全球直播的，会后我们没有听到韩国、日本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的媒体、民众有任何的异议，他们没有向我表达不满的情绪，在别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关心这件事？不管这个词出现在谁身上，什么场合，他们一听到就会立刻有反应，这种情况与我无关，这种“敏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那到底是文化原因还是语言上的误差？学者们可以去考察这件事。

经济观察报：你不是第一次因为“代表”引起异议，是语言习惯吗？以后会避免使用这个词吗？

芮成钢：我的采访视频有很多，不止这一两次，大家可以看出这个词不是我的语言习惯。以后不会刻意避免，该用的时候我还是会用。出了国门，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出国做了无礼的事，别人会说，这个中国人素质差，换成美国人亦然。

经济观察报：整个访问过程里你认为有需要调整或改进的地方吗？

芮成钢：没有。

经济观察报：如果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么“误解”是如何产生的？

芮成钢：讲个故事来解释，美国的前政要黑格将军，他每次和基辛格博士为一些事情争执时，基辛格总是对他说“亚历山大，如果你知道我所知道的，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你掌握了我所有的信息，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是我想说的，信息的不对称让人们产生了误解。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扮演桥梁的角色，去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有没有考虑到在国内，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引起的偏差？

答：这个问题很好，但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往往导致非常不好的结果，对国家利益而言是很大的障碍，可能会导致别国在政策中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决定，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去做，要去努力化解；但是国内一些朋友对我个人的质疑，和前者相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经济观察报：你希望自己一直以精英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吗？

芮成钢：其实我在晚间的《经济信息联播》里常常播报的新闻是大蒜多少钱一斤，柿子是不是烂在树上，房价会怎么浮动……这些和民生有很大联系的经济信息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但是大家往往看到的是我和某某政要的对谈，这是大家选择的关注点，我没有办法左右。

经济观察报：你的微博上几乎没有个人生活的痕迹，“朋友”一词后面跟着的都是福田康夫、陆克文的名字，这让人很难想象，如何去和政治家做朋友。

芮成钢：陆克文确实是我的朋友。一个人成为政治家之后，做朋友是困难的。如果你们的友谊开始于他成为政治家之前，比如陆克文，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个议员，后来很难得没有淡掉。和大人物做朋友是我的工作带给我的“特权”，但我觉得人的共性是多于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