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经济的意识形态迷思(1)

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韩福东 美国金融危机，令很多人跌破了眼镜。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行为，亦令此前被顶礼膜拜的市场自我调适能力神话陷入窘地。有人开始转向，枪口对准新自由主义；有人死鸭子嘴硬，无视现实谱写的巨大醒世篇章；也有人三缄其口，暂不表态，或顾左右而言他。若干热心人士，进而开始忧虑整个地球村的主流思潮是否将要向左倾斜。

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思潮转向，并不新鲜。20世纪就左右摇摆了多次，撮其大者言之，则如《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所言：由自由主义现代性而国家主义现代性，再由国家主义现代性而新自由主义现代性。

市场经济体系在18世纪末兴起，进而在1870年代达到自由贸易运动的顶峰。延续到20世纪初叶，经济自由主义都在证明自我调节市场的合理性和放任市场、自由贸易的有效性的斗争中，一路高歌猛进。这是所谓自由主义现代性的阶段。

似乎是一种物极必反，接下来的一战和大萧条严重削弱了资本精英的力量，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展开，亦让自由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遇到了棘手的敌人。在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放任政策进行修正之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实行一种激进的反市场策略，其特征为中央计划经济。福托鲍洛斯称前者为社会民主主义版本，后者则为苏联版本。他们共同构成了国家主义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形式。

这种情形没能维持到20世纪末。福托鲍洛斯在分析新自由主义现代性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社会斗争变量的影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新兴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再加上技术变革使市场经济转向后工业时代，引发了就业结构和阶级的巨大变化。商品和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劳工/社会主义衰弱，这双重影响，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盛。

于是，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苏联版本的国家主义现代性或崩溃瓦解，或掉头拥抱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式微。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陷阱来思维，会发现所谓世界的主流思潮，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形势催生的产物。如同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在知识界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在21世纪之初，新的时代政治政权也已坚固成型。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走出毛泽东时代，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市场经济捍卫者，基本是不需要什么智力含量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一种话语权力的依傍。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左翼思潮兴起、计划经济破产因而市场机制变得无所不能，这种思潮的转向背后，彰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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