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经济的意识形态迷思(2)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思维世界中保持着逻辑的自洽，浑然不觉自己的荒诞。在新形势下催生的新自由主义，是否依然具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这本《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或许会给我们某些启示。当主流知识分子在两种意识形态间随形势变化而摇摆时，福托鲍洛斯指出，表象上相互对立的两者，其实具有相同的目标基础：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和东方的社会主义，秉持的都是相同的“增长意识形态”。

如果再进一步追溯增长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福托鲍洛斯给出的答案是“所谓的进步观念”：它不仅构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而且还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要素。将“进步”等同于“增长经济”的迷思，是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现代性共同的陷阱，其所产生的危机亦是多向度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一直到生态。

以生态危机为例，现代性名义下的环境破坏已是众所周知。福托鲍洛斯注意到，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出现了一种转变，资源不会耗尽的现代信条已被当前的资源短缺、资源保护伦理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技术观念所取代。但他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国际化市场经济的现存制度中，“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自相矛盾，最终必向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增长意识形态让步。

看到这里，读者很容易把福托鲍洛斯归之于左派。实际上，他本人对左派的抨击也是不遗余力的。该书专有一章《“全球化”与“左派”》，是专门批驳国际间各种左派观点的。他试图超越左、右，并针对当代多重危机提出一种具行动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将该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讲的是增长意识形态下的危机，后一部分，则推销他的“包容性民主”方案。

不过，很遗憾。他的包容性民主方案，在我看来，仍摆脱不了乌托邦的宿命。对宗教和神秘信仰体系的排斥，显示出他思维的一个盲点，无视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良性作用。对政治直接民主和所谓的经济民主的褒扬，背后是他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的反思，但亦表明他对大民主的一厢情愿的迷信态度。在我看来，虽然他对当代危机症候的观察是有启发性的，但他并未找到解决危机的真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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