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戏就是一辈子

经济观察报记者张晶 《读库》的张立宪曾经将“国宝南迁”这段传奇从故纸堆中翻检而出，选编入册。张立宪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这本书印了几千册，大多尘封在出版社的库房里。而所谓 “典守”，按照作者那志良先生的解释是，“不是看守，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高于身家性命”。

简单两个字，却道出了那先生一生的功绩。那志良祖上是满族正黄旗，按老年间旗人的说法，那家属于“黄带子”，但在他出生时，那家已家道中落。1925年，因为有平民中学校长、同时是 “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下称善委会）的负责人之一陈援庵的举荐，那志良入职故宫，直至离世再无离开，这一入戏就是一辈子。90岁（1908－1998）的高龄，也让他成为故宫博物院旧人中最后离世的一位。有人甚至戏称，在那志良有生之年，他的年龄实际上比故宫博物院还要长，因为在他进入善委会后10个月，现在人们亲见的作为博物院的故宫才真正得以建立。

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往事忆旧，那先生曾有四部著作，《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珍宝七十年》以及儿童读物《故宫历险记——老博物馆员说故事》，可见这难解之缘是道不尽的。其中《典守》一书，是那先生临终前一月才完成的自传，着力于南迁。而《我与故宫五十年》这本传记文学，则由在台湾被称作“民国史长城”的《传记文学》杂志中的相关文章结集而成。

故宫文物在历史上有两次大迁移，一是抗战时期的南迁西移，一是国民党兵败后的渡海入台。那志良亲历了其间的种种磨难，《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中皆有尽述。七七事变后，出于“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的考虑，文物南迁已成定局。如此大规模的文物“远游”从无先例，装箱的门道也得重头摸索：厚棉垫在下，放入薄得像蛋壳的填白脱胎瓷器，碗里铺薄棉，再放一只，木箱中一层稻草，一层棉花，缝隙间塞紧棉花；玲珑玉件不能和沉重的玉山子一起打包，容易撞击破碎……

在那志良记忆中，出北平城那天，“天黑了，警察局来了电话，说外面已经戒严了。在暗淡的灯光之下，车辆缓缓前进”。那先生和他“典守”的故宫文物，自此开始了风雨飘零的岁月。

“故宫文物，像逃难一样，向后方撤离。”有车无油，不能开行；一遇大雨，路断桥断；很多时候，文物存放地点尚未确定，只能 “抬着棺材找坟地”。其中历数的往事，尤以两件让人余悸犹存：其一，从宜宾运古物到乐山须经一段水路，当时因水流湍急，只能靠船夫用纤绳拉船将古物运至库房，谁知船行到半路，纤绳竟然断了，船只立刻改向倒行，若是冲入大河、撞到乐山大佛脚下，必定船破、宝葬、人亡，此时船突然横过来，搁浅在沙滩上不动，人、船、宝均安；其二，民国三十年，因一个瘾君子将烟蒂丢在草垫，峨眉县一家鸦片烟馆突然起火，旁边是一家油坊，大火迅速蔓延。由于没有自来水，唯一办法就是拆火道，但大家都不肯拆房。那志良找来保长，说火不烧出西门，被拆房子故宫博物院一概赔偿，若烧出城，则不负责。拆房不久，火冲出西门，草房既拆，火也渐渐熄灭。否则西门库房的文物，难保不付之一炬。

在一次次遭遇大难却毫发未伤之后，那志良也感慨“文物有灵”。那先生后来还请欧阳道达写了一幅“南乡子”挂在家里，作为对押运文物险途的纪念——“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清灯夜更寒”。

1948年前后，在 “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的社会情势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人纷纷主张文物迁台，作为理事长的翁文灏虽认为“国共正在商谈，迁运古物未免扰乱人心”，但也最终应允。于是就有了随后文物的三次迁台。

12月21日，首批文物在南京下关装船，“最终还是桂永清总司令亲自劝导登轮眷属，以国家文物为重，才相率离去”。在惊涛骇浪中，箱子左溜右移，“就连狗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吠叫不止”；第二批送运的是《四库全书》及《四库荟要》、宋元瓷品、全部铜品，倒是顺利于三日后抵达基隆。那志良对一件事记忆很深，当时很多小船靠岸兜售香蕉，有人问，“我们出来之前，不是有人告诉我们，台湾苦极了，只能吃香蕉皮，为什么反而是这样便宜呢？”到了第三批运送时，时局已非常紧张，又正值阴雨连绵，海军人员携家眷一闻有船赴台，便拥进船舱，总司令数次上船规劝都无济于事，“男女老少，放声大哭，他看到这些都是追随自己多年老部下的眷属，哭得如此可怜，黯然无语”。最终除中央博物院的150箱上船，故宫博物院的728箱只能运回。那志良后来也讲到，“运台文物的箱数，与（抗战时代）南迁箱数相比，以数量计，自然仅有南迁的四分之一；但若以质计，则南迁文物中的精华，大都已运来台湾了。”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共事后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馆长的单士元，再次与那志良相见时慨叹不已，“看今朝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我与那公心里知道，海峡两岸故宫各剩一人了”。这位老人曾回顾自己的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而相见四年后，两人相继去世。但他们一生的经历，共同勾勒出故宫史上最不寻常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