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从何而来

谎言确实存在。但谎言从何而来？

洛温发现，美国中学生对于近期的事件反而比对较久远的历史知道得更少。对其中的原因，洛温饶有趣味地借用非洲社会把人分为“活人”、“撒哈”（sasha）和“扎马尼”（zamani）这一传统观念进行解释。“活人”就是实实在在还活在世上的人；“撒哈”是人已死，但仍有曾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相知相识的人健在；而“扎马尼”是人已死，认识他的人也都故去。

洛温指出，教科书宁愿多写“扎马尼”，因为他们已经远离现在，即便说错了，也无从对质；而尽量少写“撒哈”，因为还有很多认识他们的人健在，弄不好，会得罪那些健在的人，会在“口述史学”面前栽跟头。于是，对于久远的历史，谎言可能更安全；对于近期的历史，还是免开尊口，或者人云亦云为好。

美国教师口中及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很多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有关。但是按理，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谎言与戳穿谎言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由的；那么，为什么像作者的另外一本书名所显示的——“谎言遍布美国”呢？这就必然涉及到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制作过程：作者、出版商、地方教科书委员会、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书评界——这是一个丝丝入扣的循环，谎言正是沿着它的轨迹，借助它的推动力量大行其道的。

洛温指出，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署名作者大多数只是挂名的，真正的作者是一些可以被称为出版社“班底”的枪手们。洛温仔细对比了两本新近出版的教科书：《走向今天》与《合众国的历史》，竟然发现里面的文字一段一段地雷同。难道在美国的教科书界，也存在如此明目张胆的抄袭？

洛温最后发现，不是两本教科书的作者谁抄袭了谁，而是两家出版社恰巧请到的是同一批枪手！而两本教科书的署名作者，那些历史学大腕们，其实几乎没有动过笔。更要命的是，那些枪手们除了有丰富的快速编撰经验外，往往根本不具备编写历史教科书的资历——他们有的甚至拿的只是英语学士学位。无怪乎，谎言、谬误在这些教科书里比比皆是。

在美国历史学界，与中国一样，大多数学术大腕们不屑于撰写教科书，甚至也没有时间去读一下自己署名的教科书。而那些枪手们，也通过同时为多家出版社编写多本、多学科的教科书而找到了生财之道。你为名，我为利，皆大欢喜。

美国对各州采用中学教科书没有统一的法规限制。有些州，比如田纳西州，接受几乎每一种教科书，只要它在装订、读者层次以及论述主题等方面符合基本的标准。但另外一些州，比如阿拉巴马州，设有教科书委员会，负责发布教科书规范、审查和选用教科书；其成员由州长或州教育专员任命，通常由教师、律师、家长或其他热心市民志愿担任。学校或教科书委员会采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主要依据是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但这两方面的标准有时是可笑的。

在内容上，他们在极右分子、公民自由组织、激进少数派、女权主义者等各种势力中间左右逢源，其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比如，为塑造好公民，一些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裸体照片；用洛温的话说，在美国中学教科书中，连奶牛都必须是没有乳头的。

在形式上，美国不少历史教科书甚至厚达千页，里面充满了希望能为教师与学生带来方便的插图、教师参考、课后问答、照片说明以及各种所谓学习“活动”设计。美国甚至出现了一个名叫“美国背包安全”的民间组织，其主旨相当于中国的中小学“减负”，希望学生的发育不受到沉重背包的危害。

在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爱国主义是谎言的主要温床。为了宣扬爱国主义，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惜“肢解”历史，英雄化历史人物，如哥伦布、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海伦·凯勒、威尔逊、林肯，等等。教科书还歪曲某些历史事件，如将印第安文明衰亡的原因解释为不能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

对此，洛温反驳说，印第安人聪明而善于学习，是殖民者害怕他们超过自己，才用自己带来的枪炮和疾病灭绝他们。并且，文明人的免疫力往往不及野蛮人；当年在欧洲人带到美洲的传染病面前，印第安人与白种人的去留正说明了这一点。

洛温揭示了这些爱国主义谎言之后的动机。出版商在教科书里宣扬爱国主义，是为了使教科书有更好的市场，因为他们认为爱国主义能很好地迎合不同的读者群体。实际上，即便爱国主义是美国多数读者最爱阅读的主题，爱国主义宣扬者的动机也是值得怀疑的。

洛温区分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他引用前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的话说：“一个爱国者是热爱自己祖国的人，而一个民族主义者则是一个蔑视他人祖国的人。”他还引用前德国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1946年4月18日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说：“不论是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的、议会制的，还是共产主义者专政的国家，人民总是被教导听从领袖的召唤。（领袖）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人民，他们正遭到攻击，然后谴责和平人士缺乏爱国精神。”洛温痛心地指出，爱国主义无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