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在镣铐下起舞”(1)

2009-10-01

李平

经济观察报记者李平　在思考半个多月之后，朱随兴决定加入龙大集团。

加入的方式是，朱以自己名下的1.6亩耕地经营权入股，成为龙大23000名农民股东之一。每年他将按照自己的股份领取分红，作为附加条件之一，他的一位儿子受聘于龙大集团，成为一名农业工人。

龙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经营公司之一。在山东、河南和内蒙古拥有4000亩农田，每年加工150000吨食品，并有约30家子公司，出口菠菜、苹果和冻肉等多种食品。朱随兴，是山东莱阳的一位农民。

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家公司，在70岁的朱随兴看来多少有些冒险。不过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块只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土地已经无法养活他越来越多的子孙。

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鼓励的一种做法。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是政府允许的三种土地流转形式之一。通过农业公司这种现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有望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农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在农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有效地避免粮食危机。

以公司形式存在、覆盖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农场取代目前的家庭零散种植；农民退出历史舞台，转而成为农场的股东和农业工人，如果这两个转变成为事实，中国农业便有望迈入现代化的进程。

不过，这样一个变革的进程注定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

过去60年，为了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至少三代中国人进行了无比艰辛的探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新一轮的博弈再度展开。

中国的政府部门尝试通过渐进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为规模经营腾出空间，就是希望农民都能像朱随兴所做的那样。

事实上，这种流转一直就是被允许的，到了2008年，中国开始为流转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固定为“长久不变”。

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种做法，以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部分经济学者为主体的一股力量极力主张把土地私有化。

在这些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士看来，政府应该把这块地的所有权出让给朱随兴。而朱随兴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出售或转租给大农场，也可以选择把地权卖给开发商，然后去城市中购置房产做一个城里人。

如果选择后者，去城里居住便需购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这必然是一个刺激消费的过程，有助于扩大内需。与此同时，进入城市的朱随兴们将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不过，与此相伴生的是，除了一套房子和一纸城市户口，朱随兴们一无所有。朱随行们想知道，“一旦做了城里人，怎么讨生活呢？”

相比较之下，中央政府设定的路线更容易让他放心，政府承诺土地权益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可以转租，也可以收回。

这种进退自如的弹性机制将给他安全感。像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民一样，朱把土地看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土地私有化或许会让他高兴，但如果私有化只是为了剥夺他的土地则另当别论。

“他们只是盯上了我的地，却不管我的死活。”他拍着桌子说。

中国只需一亿农民

中国的耕地正在迅速的变少，农民却仍然还有8亿。这困扰着陈锡文等农业决策者们。陈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些官员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的紧要关头。旧的体制被摧毁了，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高效、富有竞争力的农业新体制，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18亿亩耕地是中国8亿农民的生活来源，由于经营分散，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质量标准落后、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危机症候。

中国决策者们希望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将更多仰仗现代化的生物、浇灌等农业技术。但让分散经营的农民投资购买并掌握这些技术，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预见，分散经营的现状必须要在今后数十年内逐步得到解决。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往哪里去？

即便按照日本农业小农场的模式，中国18亿亩耕地也只需要1亿农业工人。如果按照大农场的模式，则需要的农业工人更少。

中国的农民作为一个经济阶层，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作为一个政治阶层，则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中国政府已经承诺要在未来逐步消除农民的身份区隔，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但如何给几亿农民落实非农就业岗位，对于政府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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