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妈妈为什么要沉默”(3)

杜红娜觉得 “妈妈评审员”的监督，并不会让网络变得幼稚。有些内容面向成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不应该那么泛滥。

皮艺军认为，这牵涉到儿童利益优先原则。他举例说，比如我们向游泳池里放水，到底放多深？一个导演拍片子的时候到底是给谁看？放水放到以孩子为准，不要把孩子淹死。在文化市场没有实行分级的前提下，就要牺牲成人的利益，“当然成年人有自己的办法去寻找，当年一部未删节版的 《色戒》就曾引发人们赴港观影的热潮。”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要原则之一，该公约1989年获联合国通过，1992年4月在中国生效，也是目前为止获得批准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人权条约。

除了《妈妈评审团章程》中列出的“规定动作”之外，妈妈评审员们还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蕊是一个大学老师，面对大学生游刃有余的她，教育起自己的孩子却觉得在有很多地方无能为力。对于妈妈评审团这样一个新的组织形式，除了发现、监督不良信息之外，她希望能把视野放得更宽，像儿童用品、网络游戏这样的产品，在上市之初是不是可以由妈妈评审团对他们进行评审，避免孩子受到不良的引导？

在此之前，她曾经关注过英国的“儿童道路交通协会”，这个协会将根据家长的意见促进一些和儿童相关的立法，比如儿童过马路、儿童座椅等方面的立法及标准的制定。“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评审团通过大量的工作，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经验，虽然不能直接参与立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呼吁起到推动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所长郭海燕认为，一些“堵”的工作有必要，像法国、德国都这么做，装手机过滤软件，实行分级，有些比我们控制得还严。但终归不能靠这个，这种方法不是唯一有效的，更不是百分百有效。

“我们对青少年获取信息的方法低估了。”郭海燕曾和两个15岁的高一学生一起在人民网做访谈，孩子们告诉她，只要他们想看黄色的东西，就绝对能找到。

“现在的措施更多倾向于防范，怎么更好地引导，则体现了对青少年的尊重。”郭海燕说。

（本报记者陈勇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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