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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三农”专家读解“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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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
2010-02-11
降蕴彰
经济观察报 特约记者 降蕴彰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三位“三农”专家中,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指出,中央一号文件对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有待明确;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更关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农村创业环境有恶化的趋势。

缩小城乡差距目标有待明确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目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徐祥临:我认为,目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难点还是在体制、政策乃至理论上,最关键的是理论上,过去的计划经济理论主张剥夺农业,不利于农民;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理论也不利于农民。目前的情况是,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还没有彻底解除,同时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所以,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农村和城市相比,农民和市民相比,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可以说农民、农业、农村受到前后夹击,腹背受敌。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农民、农业、农村受到前后夹击,腹背受敌?

徐祥临:“三农”背后受到计划经济机制的冲击。1985年以后计划经济并没有彻底退出农村,比如户口、教育、卫生等方面。

“三农”前面受到的冲击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农业、农村、农民相对处于不利地位。但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予以改变的。但我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市场经济教条主义,认为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两三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认为这是符合规律的。这种观点对于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不利的,事实上也没有这个规律。此外,还有的经济学家宣称腐败有利于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宣称工业化必然靠剥夺农业和农民进行原始积累,把这些看成是经济发展必然的代价。

经济观察报:如何才能扭转城乡收入差距?

徐祥临:要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必须让“三农”更快地现代化。一方面大力破除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另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经济的教条主义。华西村为什么能够共同致富?其实华西村就是利用了市场机制好的方面。华西村是农村,吴仁宝是农民,现在是最了不起的农村最了不起的农民。假如,在政策上不允许华西村在村的范围内把农业用地变为非农用地,也就是说不准他们获得农村要素非农化后的要素报酬,或者非农产业发展获得的利益都归吴仁宝自己,不搞共同富裕,那么华西村就不是如今的华西村,吴仁宝就不是如今的吴仁宝。

所以,华西村有两条经验可以总结:搞非农产业,是吴仁宝带领广大村民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在分配上,遵循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所以华西村、吴仁宝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标杆,我们国家把这种发展思路贯彻下去,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很耀眼

经济观察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你认为,有什么深刻内涵?

党国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深层次的意义。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中央强调,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还要稳妥,二者必须兼顾。“积极”这个字眼在这里使用,其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新经济战略已经形成。

从一号文件提出的意见,国家将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镇行政管理体制和改革财政制度,为深入推进城镇化,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这些措施来克服城镇化的难点问题,确保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一号文件在大力推进城镇化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下一步,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围绕“城镇化”逐步展开,并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经济观察报: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将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有什么样的推进作用?

党国英:2009年中央工作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今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意味着农民工在“农转非”和就业、社保、子女就学等方面将更快向好,享受平等权益。

农村创业环境还在恶化

经济观察报:今年“一号文件”的亮点很多,在你看来,哪个“亮点”最为新鲜,最为吸引人?

郑风田: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专门列出一条讲就业创业,即第13条“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提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我认为重提农村创业意义重大,抓住了未来振兴农村的“牛鼻子”。

经济观察报:目前农民就业创业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郑风田:我们学院的研究小组在对全国进行广泛的调查发现,我国不少地区包括苏南,农村创业环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不是变好了,而是有恶化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城乡创业环境的差异在逐步拉大。农民在创业时要面临诸多障碍,包括用地、环保、税收等层层审批,使农民新办企业异常困难;各地片面招商引资,对外来资金许诺种种优惠,而对本地农民创业则设置诸多障碍,形成“一个乡镇,两种制度”,农民遭受“非国民待遇”;农民融资贷款十分困难等。农业就业难的实质问题是创业难,农村缺的是创业空间,而不仅仅是减负。农民在创业时面临各种困难与障碍,如何清除这些障碍,把农民的创造力解放出来是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一环。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创业问题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创业。但对农民创业问题一直重视不够,由此而导致我国农民创业政策很不健全,不仅缺乏总体的创业政策框架,而且也缺少具体的支持政策:既没有针对农民的融资项目,也缺乏相应的创业基金支持。

经济观察报: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就业创业存在的上述问题?

郑风田:未来我国应该制定国家层面的激励农村创业的政策框架体系,并通过解除各种管制来改善农村创业环境,比如设立农民创业基金、提供各种融资贷款服务、创业教育与培训,减轻农民创业的行政、管制和税收负担等等,通过重振我国农村的创业活力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带动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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