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斐斐   中美关系终于在新年伊始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层互访。

1月4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问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会见中再次强调了降低全球经济以及双边贸易当中不平衡的重要性，双方也就伊核与朝核问题进行了交流，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一行将于1月9日至12日访华，这都是为了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19日对美正式的国事访问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气氛。

近期，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1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一举升至6.6088，在2010年12月31日，汇率曾一度探至6.5896，创1993年中国采用官方市场汇率机制改革以来的最高点。

本报在2010年初做中美关系前瞻时曾引用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的观点作为标题——多事之秋，敢斗愿合，“双方在汇率以及贸易摩擦问题上的争端将主导经济与金融领域的议题，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可能对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

面对返回亚洲的美国，见招拆招的中国在总结成果之余，难免在起初的应对上有些措手不及。

因此，胡主席的这次访美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鼻祖布热津斯基1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谈到这次访问时丝毫不吝溢美之词，称“这将会是30年前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元首最重要的一次峰会。” 布氏写道：“为了让此次出访更具实际意义，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应该尽力拟好一份共同宣言，以更好地体现美中合作的历史潜力。双方应该承认双边合作肩负着比自身国家利益更大的使命，并以21世纪前所未有的全球互相依赖性为道德守则。”

该宣言应该开启一个确定共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进程，应该坦承双方异见领域并且共同寻求渠道来缩小差异。它同时也应该注明对于共同关注的安全领域的威胁，并且承诺双方并通过加强协商与合作来进行应对。

这似乎直接跳到了一个结论，而这一结论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但如何达到这一结论，中美学者在逻辑上则陷入了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

布氏在文章中写道，一些中国国内人士对于自身转型以及全球地位等问题的分析散发出了不成熟的盲目自信。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日前撰文指出，中美去年在区域安全问题上屡生摩擦，这可能只是这两个国家常态性多方位矛盾的预演。“虽然不能排除中国崛起后因骄傲自满而自招其损，但目前还是由于美国损害中国主权而引发两国失信。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Paal）表示，两国关系目前的形势总体上还不错，但也许更棘手的问题会发生在元首峰会之后，所达成的成果能否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个月当中幸存。

包道格认为，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推进双边关系进行前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更多议题推进两国领导与精英层更广地交流。他认为让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元首峰会后再进行访问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并建议在2012年前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下一代领导以及美国年轻领导层之间的互访。

“进入2012年，随着美国、韩国、俄罗斯进入大选季，任何改变都将会演变为影响中美关系大局的因素。”包道格说。

不过从短期来看，2011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还是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重大影响。特别是中期选举，共和党重掌众议院大权之后，美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当中的一大变量。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David Lampton教授指出，共和党重掌众议院大权后造成的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僵局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酝酿的一些大动作——诸如出口管制改革在其后两年任期间更加充满挑战。

“当一个权力被削弱但寻求连任的总统，面临着一个两极化的国会，甚至连本党党员都对其不讨好的中间路线心有余悸时，想在中美关系之上有新的令人振奋的举措将是非常困难的。” David Lampton说。

更有甚者，共和党人可能发现将有那些（中美关系中）争议但有可能并不合理的提案不断推向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和白宫，让他们来处理这些民粹主义的提案并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终的问题就是，总统到底是否有意愿来使用其否决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美关系之路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将会更加崎岖”，David Lampton表示。

因此，中美关系在2011年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也由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决定。虽然业界普遍对于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但是一直降不来的失业率似乎也暗示着2011年，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将继续成为美国大众对于本国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不满意的一个出气孔；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在2010年也只是书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在国际舞台之上，崇尚独立与改革的法国接过G20的接力棒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议题设置是否能够为中国在世界舆论之中寻求一个更平衡的位置？这些都等待我们去洞悉，并主动介入以求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