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但仅仅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单兵突进，在目前这个阶段已经很难实现。收入分配已经不仅仅是单纯收入的问题，而是背后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垄断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等系统性问题。

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千头万绪，涉及到各方利益的重新协调，靠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很难深入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先生直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蛋糕逐步被做大‘，但‘分好蛋糕’要比‘做大蛋糕’更难。”

当前改革共识形成，更需要能统筹推进，消除改革突破的掣肘。有两会代表和委员建议，在现有框架中，形成一个顶层设计部门是一个很好的现实选择。辜胜阻设想，这个“顶层设计”机构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应该是由中央和国务院牵头的一个机构。

改革突破口

在人大财经委工作七八年，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记得人大财经委曾多次提过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提案，“开始大家不重视，现在很多人都重视了”。

“收入分配已经到了不公平的边缘，从好多数字来看都到了很难容忍的地步。比如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反映国有企业的高管平均收入与全社会的平均收入相差128倍。”

收入分配方案最早提出于2000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职务的华建敏曾组织相关部门拿出过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面世。

2006年，国家发改委拿出第一份有关居民收入分配草案，至今已过五年。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数次被提起，草案数次被修改，政府、学界乃至民间反复争论。

2010年5月-8月，民盟中央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委托，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分别赴各地展开收入分配改革的调研，从此后两方提出的报告来看，改革的重点已不再是单独的针对居民收入，而是更多倾斜于改革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同时也在关注央企高利润和垄断行业高管的高收入问题。

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政府一直在试图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差距继续在扩大。贺铿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期，从理论上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实际上把效率问题看得过头了。

“比如改革开放30年来，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低，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当中，劳动报酬占GDP比例逐渐减小，劳动者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

除了理念原因外，贺铿认为第二个原因是：过去由于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各级领导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追求GDP上，对于收入分配方面注意不够。“我曾到珠三角做调查，发现当劳资双方发生矛盾时，很多基层领导一屁股就坐在资方那边。”

与贺铿类似，辜胜阻认为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他列举了一连串的数据：过去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之比达13倍。

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明确提出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辜胜阻认为，“两个同步”容易实现，但是“提高两个比重”很难，因为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就必须降低政府所得在GDP中的比重，这涉及企业、政府、劳动者三方的关系。

贺铿说，“第一就是要提高最低收入的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对于一些利润较薄但容纳劳动力多的企业，进行有选择的、阶段性减税。”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进而会辐射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等等。

“经济发展、稳定、改革如一个三角结构，如果改得太慢就会将很多矛盾和问题积累起来，比如民工荒问题一开始是小问题，不改革这个点可能永远存在，可能越来越大。”辜胜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