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4月27日，就在发改委大院的一间办公室里。

这间办公室最近一个月使用频率非常高。在此之前，十几家行业商会组织已被约到这里。据说，发改委价格司就“稳定价格”与这些组织进行了“沟通”。“约谈”没什么寒暄，被约谈者甚至都不认识与他们谈话的官员。在平常的行业管理过程中，他们很少见到这些官员。

约谈往往非常直白，进门就直切正题。每个被约谈者面前，只放着一杯白水。约谈现场波澜不惊，但“约谈”引发的反响却震荡不已。

低调约谈

一个月前的一天，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中国肉类协会等十几个消费品行业组织收到了来自国家发改委“约请”通知。

这份通知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定于4月2日在北京召开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邀请相关行业协会和工商联相关商会参加。座谈会将通报当前市场价格形势，了解当前消费品行业动态，研究讨论保供稳价问题。

4月2日当天，十几家消费品行业组织准时赴约。一位参加了当天约谈的商会负责人说，“约谈就在一间会议室内进行，和平时开会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此次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官员简单介绍了当前的价格情况，并介绍了相关的价格法律文件。不过，并没有明确提出不要涨价的要求。

中国肉类协会常务副会长邓富江参加了当天的座谈会，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项很正常的工作程序。会上各个行业都提了自己面临的一些问题、成本的压力和对涨价的看法等等。邓富江在会上提出的意见是，“肉类价格目前是涨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市场的合理回归，不能把价格的通道给封住。”

开完会以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官员提出要求说，各个企业应该想想怎样应对自己的行业，怎样自律自己的企业。这在邓富江看来，算是政府打招呼了。此后各行业组织都相继发出了本行业的倡议书。

发出倡议书的决定，是在当天的发改委价格司会议室里就已经定下的事情。邓富江说，当时我们提出来，肉类食品有自己的特点，还有鲜活等特点，因此我们的倡议书单独发出。

座谈会期间，国家发改委还分别对个别企业进行了“单独约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人士说，比如对一些白酒企业的约谈，主要是因为其价格波动已经背离了市场情况。在约谈白酒企业的时候，并没有相关行业组织的参与。

具体约谈的过程，国家发改委人士并没有过多介绍。他仅表示，和开会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谈到的问题会更加具体，毕竟来的都是一些已经出现问题的企业。他强调说，约谈并非直接干预市场，并不是每一次开会都是约谈，但有一点，这些约谈都是围绕价格来展开。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为回应社会质疑，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对外解释了其“约谈”行为。

发改委称，3月份以来，陆续有部分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

4月28日，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对本报强调说，发改委4月2日召开十几家行业协会和商会的会议，并不是约谈，而是座谈。只有对于个别明显存在不正常涨价情况的企业，我们才可以说是约谈，约谈也不是不让涨价，而是要提醒他们遵守市场规律，并遵守《价格法》和相关文件的规定。

约谈过后

发改委的约谈会议开完后，4月13日，全国工商联召集下属24家商会发布了共同联合声明。事实上，当天真正参加4月2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约谈会议的全国工商联商会只有4个。一个参加的商会说，其实他们对搞这种集体声明是很不情愿的，这是典型的违反市场规律的做法。但最终，他们还是参与了倡议书。

4月19日，邓富江将协会起草好的“承诺书”拿到全国肉类行业理事会上进行公布，《自觉维护肉类食品安全和价格稳定倡议书》也对外发布。邓富江说：“我们的和工商联的是不一样的”。

邓富江逐字逐句地给记者念了一遍倡议书的内容，“为确保肉类食品的有效供给和合理的价格水平……特提出如下倡议……”邓富江在“合理的价格水平”几个字上特意加重了语气，他说，“我们是要求合理的价格水平”。

在这份倡议书里，肉类协会做出了“不惜收、不惜售、不串通涨价、不操纵价格、不散布涨价信息”等“五不承诺”。肉类协会希望，企业能够为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努力。同时，这份“承诺书”被抄报国家发改委。

邓富江说，发改委召开企业座谈会，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是工作的一种程序。我们回来之后，传达了发改委的精神，都觉得很平稳。我们现在认为，目前随着热季到来，销售就已经是淡季，价格波动应该不会很大。

4月27日，国家发改委对一些重点煤炭企业进行约谈。企业是神华、中煤、同煤等四家企业，他们都是向秦皇岛港口销售市场煤炭比较多的企业。

秦皇岛是中国煤炭的主要中转站，其煤炭报价一向是国内煤炭市场的风向标。近期受到电厂缺煤、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带动，秦皇岛煤炭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国家发改委约谈前一天，秦皇岛港口山西5500大卡的煤炭报价最高至每吨810元，环比上涨1.9%，同比上涨16.2%。这一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125元，比3月底上涨40元，比前一周上涨了15元。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对本报表示，价格原因并不是约谈煤炭企业的唯一出发点，而是为了保证电煤供应和市场的平稳运行，但是市场的平稳首先取决于价格的稳定。

在该人士看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秦皇岛电煤价格不断上涨，部分地方电厂存煤告急，电荒提前到来等种种迹象说明，接下来的电煤形势是非常紧张的，要提前着手准备。

尽管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一直认为，此次对煤炭企业的约谈重点并不是价格问题。但其对最近一段时间的价格约谈行为并没有回避。

他说：“保持价格稳定是今年的首要调控目标，我们已经多次发出了通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今年一季度以来，尤其是最近的一个多月，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出现了不断高企的情况，发改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加大供应、查处违法企业进行惩罚、对一些行业企业进行约谈、加大地方检查力度等措施。”

但是，国家发改委频繁的“座谈”或“约谈”给企业造成的威慑作用已经显现。

一个曾参加发改委座谈会的商会有关人士说，无论约谈还是座谈，实际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措辞的问题。虽然没有说不让涨价，但是其实就是不能涨价。

该人士对“约谈”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做法，明显违反市场的行为。价格管理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不让涨价。现在我们觉得，再一直不让涨价，这个行业就撑不下去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听到煤炭企业被约谈的消息后，一些煤炭贸易商都觉得这是“利好”的消息。河南的一个煤炭贸易商说，这么多年已经证明了，政府越管制，电煤市场只会越乱。发改委的约谈让他觉得，下一波的市场行情肯定会更好，只是他担心，他从大煤矿手中拿到的价钱也会上涨。

约谈之外

自2008年至今的三年间，几乎每年中国都会上演一波涨价的风潮，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是因价格上涨而变得更加忙碌的部门之一。

在2010年年底的涨价潮中，国家发改委就曾多次召开煤炭、棉花、化肥等行业座谈，其中要求大型煤炭企业在年底前不得随意上调煤价；棉企不得盲目涨价；而对涉及到农产品的化肥行业，发改委联合财政部等相关部委上报了一份严格的出口限制措施。

此外，国家发改委为应对去年的一波通胀，还采取了派出价格督察组赴各地督察、稳定通胀预期、实施价格监管、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完善补贴降低影响、建立绿色通道等办法。

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对本报说，保持物价稳定，有很多工作都还在推动当中，一是这些政策效果的显现可能需要一定时间，而政策的落实需要流通、农业等部门的配合，尤其是需要地方的配合落实。

国家发改委价格信息检测中心的一位人士对本报说，价格上涨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眼前的，也有深层次的。发改委为控制物价上涨，基本上能做的、不能做的都做了。发改委也有来自国务院的压力。价格约谈，甚至在过去曾使用过极端的价格管制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看，在应对2010年四季度的一波涨价潮中，最有效的是重要农产品的价格日报制度。从2010年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紧急部署稳定物价以来，自12月2日，价格日报监控显示，全国的粮食价格在10天内，没有丝毫波动。

国家发改委的人士说，价格监测报告制度目前依然在实施，只不过随着一些农产品价格回落，日报制度已经部分取消。

价格报告制度开始于2006年4月，当时国家发改委价监司为健全完善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将原有的对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成品油价格两种监测报告，扩大为四个，即重要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重要能源价格、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和重要经济作物价格，每月分别报告3次或1次。但上述物价报告制度在2010年的一波涨价潮中被打破，粮食、肉禽蛋奶、蔬菜、水果等食品的价格被改为日报。

而今年国家发改委则开始更为频繁地通过约谈，来稳定市场物价。尽管发改委一直辩解称，“约谈并非干预市场”，但这一做法，在遭到学者批评的同时，也遭到了市场的反感。

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说，稳定物价，政府决策部门应该是标本兼治，找到问题的原因，是受到成本冲击的，应该通过措施减缓成本冲击的程度，并适度允许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流通环节、市场秩序、生产经营的方式等，政府应该多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否则就有干预市场的嫌疑。

而来自农业产业商会的人士说，“直到今天，我们价格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丝毫进步。”

在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闫淑君看来，政府有很多政策，在落实的环节里，还是有打折扣的地方。

闫淑君说，中国需要减少物流的环节和成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在政府方面，绿色通道已经在实施，现在更多的要考虑公路收费这一块儿，这个不是某个具体行业或企业的事情，公路收费实际上是政府行为。

长期以来，中国的物流总费用一直都高于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在GDP中的比重也是世界少有。有统计称，中国的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运输费用占GDP比重，分别高出发达国家80%和5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1.7万亿元，同比增长17.9%，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7.9%。随着一波又一波涨价潮袭击，中国商品价格流通成本过高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最近，江苏等省上报国家发改委的调研报告指出，流通成本高已经成为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首要因素。江苏省的调研报告指出，蔬菜经田头集中、产地收购、长途运输、销地批发、再到零售，需要4—5道环节，销价比购价一般高出2—5倍，高的达5—8倍。

在各项物流费用中，运输费一直都是最主要的成本。物流信息中心的数据称，一季度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中，运输费用0.94万亿元，增长13.6%，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高达54.2%。

闫淑君说，中国流通环节中存在的环节较多，造成效率较低。多的这些环节，带来了价格的上涨。各种重复性的东西，增加了流通的成本。可能大家都在忙活，但都没有挣到钱。各种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几年有了一些改进，但是改进的步伐还是比较慢的。

约谈过后，全国物价涨价涨势似有所缓和。对于国家发改委来说，这是乐于看到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约谈过后的局面则更加严峻。

4月29日晚间，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陈泽民对本报说，现在企业不仅面临着人工成本、油价上涨带来的流通成本、上游成本等环节带来的冲击，还面临着保持价格稳定的责任任务。企业只能通过不断地挖掘自身潜力，来应对眼下的非常时期。

陈泽民的另一个身份是郑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说，作为企业，我能理解国家的目的是从大局出发，毕竟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上游的涨价。但还是希望，一切都能够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在北京的最近半个月里，陈泽民为商会的会员企业办了一个培训班，给农产品加工企业培训如何争取到国家对涉农企业的资金支持，以度过难关。他说，如果坚持一段时间，企业确实出现亏损，则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涨价申请。

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国家发改委的“约谈”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于一些行业来说，另一种“约谈”正在酝酿之中。

来自石油业商会的人士说，他们会在节后主动找发改委“约谈”，目的是为了防止油荒，而为民营炼油厂争取油源。“既然傅成玉说他们炼一桶油亏20美元，那为什么不把油给民营企业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