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小井庄草根金融生死劫（2）
尴尬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何开荫介绍说，小井庄的合作社有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它完全采取封闭运行，所有筹集的资金只向社员发放，不向外发放，不作其他用途。而后者则是开放的，更像现在的村镇银行。
不吸收存款，这是小井庄社区金融合作社的底线，也是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一大区别。
然而，合作社的“红火”，让何开荫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把合作社升格成一个农民自己的乡村银行呢？为此，他写了一份“关于创建全国第一个农民自己办乡村银行的建议”，并上报安徽省政府。
2007年1月22日，是何开荫提交建议两周后，银监会出台了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条件的文件，同时还颁布了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的三个暂行规定。在后来的农民资金互助社试点中，小井庄未被提及。
更为尴尬的是，包括小井庄在内的许多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均被置于“非法生存”的境地。因为按照规定，农民资金互助社“在行政村设立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万元”，“有符合任职资格的理事、经理和具备从业条件的工作人员”。张德元感慨，有几个农民具备金融业的从业资格？
“小井庄试验”终究没有升格，但是其经验却得到了推广。
张德元教授介绍说，安徽省的扶贫基金最初是分到贫困县各个村镇的，后来省里转变思路，开始在金寨、霍山、太和三个县试点，将原本分给各村的扶贫基金集中起来，在每个村创建一个基金会，具体操作正是仿效小井庄模式。据了解，这一做法已经在全省29个贫困县中推广。
危机
小井庄的危机始于2007年初。
以李祖全为代表的几个农民 “精英”，投资近百万，合伙兴办了一个食用油加工厂，加工设备早已购买到位，但是由于缺少流动资金，工厂一直无法开工。而在办厂过程中，李祖全向合作社借贷4万元，由于工厂无法运转，已经到期的借贷迟迟未能归还。
作为合作社主任，李祖全的这一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其他贷款户也纷纷拒绝偿还到期的借款，一年多以来，合作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李祖全本人也成了“罪魁祸首”。
关于李祖全和另一位会计私分合作社资金的说法也在村里流传，一位村民告诉本报，通过同为社员的兄弟或亲戚担保，两人向合作社多次贷款，实际控制资金22万元，其中李祖全12万。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李祖全承认了12万一说，但绝无私分之念，他表示自己的责任一定会承担，如果油厂运转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社员间的矛盾也被激发。贷过款的社员默不作声，没有贷款的社员则有些愤怒，他们组织起来前往山南镇政府，要求镇领导干涉并解决此事。
远在省城合肥市区办公的张德元熟知小井庄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本报，之所以不愿意干预此事，就是希望农民能够自己解决，从而锻炼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也是试验的目的所在。
“当初做的时候，我就反复说不仅我要超脱，政府也要超脱。”张德元坦承，现在来看，不靠外界干预，恐怕村民一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山南镇一位副镇长和李祖全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李祖全说，农民的素质是有限的，今后要使合作社顺利运转，资金的所有权和监督权绝对不能下放到小井庄，必须放在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即使将来这笔资金赠送给小井庄，也不要说出来，否则就会被分掉。
李祖全的话颇有代表性，但是村民对外界干预管理的要求，并不是试验者所期望的，因为它正在背离实验的初衷。
得失
这一危机的出现，正好印证了张德元当初关于小额信贷普适性的担忧。张德元解释说，贫困地区生产简单，村民需求的资金规模小，这也就意味着市场风险较小，而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则正好相反，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办法来控制风险。
张德元举例说，在合作社的章程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即所有资金不能全部贷完，必须预留20%。张德元最初以为这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后来跟村民聊天中才得知，预留是为了怕有人急用钱，如果从合作社借不到钱，信誉何在？
“在面子和风险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面子，而不是风险。”张德元说。在张德元看来，合作社已经发生并且今后还要防范的问题不包括精英控制与民主管理的矛盾。
能人一上台，往往就会出现精英控制问题，李祖全就是一例。在村里，他是比较能干的人，大家都相信他干事不会错，所以有了这种思想，监督就容易出问题。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失败项目，也一再说明这是个棘手问题。
按照规划，试验的计划周期为两年，“希望通过两年的民主训练，可以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张德元说。然而危机的出现，也让试验的组织者不得不重新考量“小井庄试验”，民主训练的时间还会延长，那么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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