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粮价颤音下的洞庭粮农们
在粮食连年丰收的基础上，农业部提出今年粮食生产要保持去年水平。在益阳市，对出现抛荒的惩罚，提升到了党纪、政纪处分的高度。这在今年出台的 《益阳市耕地耕作管理暂行办法》里写得清清楚楚。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普通农户还是种粮大户，只要能让地里长出庄稼，都被寄予了厚望。
然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们仍不放心。日前，他们走访益阳，带着一个大大的疑问：农业部的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
“种地发不了财”
今年46岁的刘进良，一身深色西服，手挎黑色公文包，显出与周围乡亲不一样的身份，但脚上踩着的一双黄色塑料拖鞋还是暴露了他的农民本色。
尽管如此，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叫他“刘总”。2003年，刘进良举债承包当地3000亩抛荒稻田，至今共承包土地3700亩，是益阳市面积最大的种粮大户。去年，刘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十大标兵”。
“那么多地荒了太可惜，我感觉种粮还是能赚钱。”刘进良解释自己当时的“壮举”。2003年，正是粮价由低到高的转折期。
骑上摩托车，刘进良带着记者在牌口乡和欧江岔镇的十几个村子里转了一大圈。一路上，他东指指，西指指，“这一块是我的，这也是我的”，神情就好像一位出巡的皇帝。
刘进良的家乡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利兴村位于洞庭湖区。这里十几年前还人烟稀少，大量天然形成的湖区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村民自垦出大量土地，这些土地称为“甩亩”，区别于进入国家册定的“正亩”。刘进良承包的大多是这些地势较低的“甩亩”。
经过张家塘村，刘进良指着一大片低洼地说，“这里原本都是良田，几年前种粮不赚钱，村民在这里挖塘种藕，后来荒废了”。
他下车，沿着刚开挖的排水沟一路走向田的深处。自附近村雇请的工人正在工作，刘进良一路走，一路交待注意垒好沟堤。
土生土长的刘进良是种田的好把势。每天，他都要看天气预报，还自己“看云识天气”，以此决定何时播种，何时插秧，村民们大多跟着他有样学样。
他当过兵，做过17年村干部，还贩卖过几年粮食，丰富的经历令他颇具“强人”特征。通向他承包田的一条灌溉渠必须经过一农户的稻田，多次协商未果，僵持之下，他塞给包工头1000元钱强行挖了开来。
在刚开挖的水渠边，湿润的泥土厚厚地压在刚刚长成的秧苗上。“不这么干，耗不起！”刘进良说，“当然我给了他（稻田主人）足够的补偿。”
在种地上，刘进良很舍得投入，花一大笔钱购置了拖拉机、旋耕机、收割机等等，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耕种。
在村人眼里，刘进良是“大老板”，“有钱”。但只有刘进良知道自己其实是在“硬撑”。
大面积种粮几年来，刘进良的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再生产。落进腰包的，除了囤着的100多吨优质稻，就只有30余万元的欠条。
如今，刘进良承包每亩土地，须每年向户主付费300元。今年，他申请到130万元工程费，经一些部门转手后只收到80余万元。据称其余部分用于工程招标费以及相关部门出车费，等等。
“粮价确实是涨了，人家都以为我赚了钱，但是涨幅不大，成本也涨了一大截，我的投入也很大。”刘进良说，“种地发不了财，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开头了就回不去。”
“他们赚得太多了”
在益阳的种粮大户中，刘进良并不是最先吃螃蟹的人。“先行者”是现年56岁的卢青年。卢至今仍是当地知名的种粮大户，2003年就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十大标兵”。
1992年，自沅江市草尾米厂停薪留职后，卢开办粮食加工厂赚了第一桶金。1999年，卢发现他厂里加工的大米销售困难，粮价陷入了那一阶段的最低点，农民卖粮难，耕地抛荒。
在粮食市场摸爬滚打多年，卢青年认为粮价还会涨上去。1999年底2000年初，他与当地千山红农场签订协议，承包土地3200亩，当时每年每亩承包费仅140元。
2000年国庆后，卢承包的土地仅完成收割1700多亩地，之后连降20多天大雨，剩余1000多亩稻谷几乎全部烂在地里。尽管如此，卢青年当年仍获纯利16万元。这让他兴奋不已，以前开加工厂年获利也仅6万余元。
随后，尽管承包费一涨再涨，卢青年与当地农场仍连年签订合同。与刘进良不同的是，卢青年承包的都是农场的“正亩”，可以享受各种农业补贴。
如今，卢青年承包的每亩地可获补贴109.5元。去年一年，仅补贴他就获得共10多万元，全年种粮获纯利超过50万元。
他还利用自己的名气和已有的加工厂，开发出“卢青年”牌系列米制品，年获利100多万元。
驾驶着价值20多万元的“SUV”，卢青年说，“农村路不好，开着这个下地，方便！”
从工厂主到种粮大户，卢青年身上的商人气息更加浓厚。他正是以一个商人的理念在经营他的 “庄园农业”，因此只要有更大的利润，他乐于将大面积稻田转包给蔗糖厂种甘蔗。
此外，从粮食生产到加工再到产销，卢青年一手掌握了几乎所有环节的利润。而商人在粮食销售环节的大量抽水，正是刘进良一直反感的。
“平均每百斤粮食，贩子可以赚10到20块，到普通老百姓手里却只有1到2块。他们赚得太多了！”坦陈曾通过贩粮食赚了一笔的刘进良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张云华博士看来，种粮大户有时也会不种粮。“只要比较收益高，他们就种经济作物，比如种蔬菜。”他说。
他表示，事实上，“有些 （种粮大户）就算上了规模，比较收益也不高。”
刘进良目前就属于这一类。他反复表示，他看重的是几年之后。但是，5月底在益阳市里开种粮大户会议时，市领导表示国家肯定要对粮价进行控制，这让刘进良感到有些灰心。
回家后的第二天，他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算账：“今年到现在一共用了83042.32元。”他说，“我看这个形势对我们农民很不利。”
卢青年却早就看清了形势。“粮价再涨还是跟不上生产资料涨价。”他说。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卢青年从去年开始就有意缩减了粮食种植面积，大部分地被转包种甘蔗。
在洞庭湖区，甘蔗、苎麻之类的经济作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农户的田地里。
“够自己吃就行”
夕阳西下，微波荡漾的湖边，几头老水牛在饮水啃草。尽管机械化在种粮大户中间已颇为普及，但水牛仍然是普通农户难以舍弃的生产资料。
如今，即使是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也是当前政府求之不得的。在益阳农村，许多人家门楣上挂着 “光荣农户”的铭牌，金光灿灿地很显眼。
在欧江岔镇合亿村，村民老汤家的两层小楼围在一个小院子里，前有池塘，主人卧室装上了空调。老汤正在将一台崭新的新飞冰箱抬进家门。过一阵子，在广州市番禺区一汽车配件厂打工的儿子和准儿媳将要回家结婚。
平常，老汤自己也在省城长沙一个工地上干活。儿子和准儿媳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是都不愿意回来种田。现在，家里就只种了两三亩口粮田，“够自己吃就行”。
像老汤这样的村民，代表着当地绝大多数农民。欧江岔镇朱洪村村支书陈芝南说，现在村里种田的少，打工的多，在家的都是50岁以上，打工没人要的。
近几年粮价涨了，但是老汤仔细算下来，各种成本涨得也很惊人，所以他坚持将家里剩余的田都给刘进良承包了。
就在卢青年第一次靠承包土地尝到甜头的2000年，朱洪村进行了最近一次的分田到户。陈芝南说，没有人愿意要，后来只好按户强行分下去。
总体上，老汤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似乎从未想过要去模仿卢青年或者刘进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筹不到钱。
刘进良从当地农信社贷款，月利率达到12.6‰。相比之下，老汤儿子生产的配件组装成汽车，城里人购买时贷款年利率仅7%左右，有的甚至免息。换算下来，前者多出后者逾倍。
张云华认为，目前直补对农民种粮还是有促进作用，但要刺激农民积极性还是要靠市场。
聚在老汤家喝油麻茶的乡亲们说，粮价要是涨到1块5甚至2块就好了！现在，每斤优质稻在湖南售价约1.15元。听说乡亲们的这个愿望，卢青年哈哈大笑，他转眼间就算出他的“庄园农业”如此将产生怎样的利润率：恐怕得有70％到80％！
“农民种粮看粮价，但粮价关系到CPI，两难，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张云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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