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后的钟南山

代表归来

“两会”结束当晚，钟南山就飞回了广州。医院有规定，周六上午要上半天班。

周一一大早，秘书孙宝清就接到电话，对方要落实钟院士能否如期参加第二天的一个活动。她的桌面上摆了一大叠资料，有各种信件、邀请函、会议通知等。“都是给他的，这只是一天的，积了十来天的都还没处理。”

照老规矩，一些与既定日程安排相冲突的会议、活动，孙宝清就自行推掉。一些来信，孙宝清能回复的就帮忙回复。但大部分资料还是由钟南山亲自处理。特别是关于医疗纠纷的来信，他往往以自己的名义转给中华医学会的相关部门办理。

资料一般集中起来送到钟南山办公室，为的是不打断他的工作思路，他手里时常还有几个全国性研究课题在进行。

“他太忙了，回来就让他工作一下吧。”孙宝清恳求似地婉拒记者的采访请求。

钟南山在京开会的助手、心内科医生陆冬晓听说记者是来“找老板的”，大摇其头，“他太累了”。“两会”期间，钟南山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多，早上6点多就起床，媒体狂轰滥炸，他也吃不消。

在孙宝清的笔记本上，“老板”本周的“档期”早已排满。周一他要参加创建无烟医院项目启动仪式，作为呼研所代表，钟南山认为自己应该出席。

笔记本上的相关记录还有：周二上午，几个会课；周三上午，例行查房，下午，广州市人大全国“两会”精神传达；周四下午，专家门诊；周五上午，19名博士生考生面试；下午，与日本公司联合会议；周六上午继续上班；周日，呼研所举办的继续教育课程开幕，讲课。下周一，广州医学院大一本科生《内科总论》课。

没有在笔记本上出现的琐碎事更多：上周六上午，查看重症病人病情；周一上午，在电梯口拦住一名年轻医生，询问一个正在进行的实验进展；下午，听取所里科室负责人 “两会”期间的情况汇报；此外还有备课、拟讲话稿、思考课题等等。

走出全国“两会”会场，他就不仅是一名人大代表，还是一名教师、一位领导，更是一名医生。

医生VS代表

单从他的日程安排看，他这个代表似乎并不“称职”。一周工作中，与代表相关的只有广州市人大的 “两会”精神传达。就是这个会，钟南山本也极力推辞。但他是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对方执意邀请，不去不行。

钟南山的本职工作是医生，许多病人千里迢迢来求治。他还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会长，是同事们信赖的“老板”。

但这并不妨碍他提出有质量的议案，成为媒体眼中的“言者”。这是一个认真的人，虽然有两个秘书，还自己拟讲话稿。时有惊人之言，但“每次都是思考之后才讲”。

他是医生，习惯在显微镜下看事物、查病因。因此，一些司空见惯的“歌功颂德”，他“感觉就不太好”。“非典”曾在他的显微镜下现形，最终成就他“大医”的声名。

相比之下，钟南山更愿意去为他的课题研究“找资金”。在周二上午进行的几个“会课”中，作为领衔人，他一方面要与国内其他单位沟通，讨论课题进展，一方面还要跟厂商沟通，想方设法争取到项目经费。

“人家不会看钟院士名头大就主动送钱过来，还是要看课题可行性，是否值得投入。”孙宝清说，“当然，他首先也要看对方的药是否真的有效。”

今年2月份，钟南山领衔完成的一篇论文获评英国《柳叶刀》杂志2008年得票最高的“年度论文”。这是一个全国多中心联合协作完成的课题，通过试验，将一种老药用于常见的“慢阻肺”治疗，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5%。

类似的临床科研，钟南山现在手里还有好几个，却一直面临科研经费紧张的难题。今年“两会”期间，他就此提出一份议案，建议设立“临床科研基金”。

“大量临床医生没有钱搞科研，但是他们日常很多临床工作和经验可以总结，只要给一些经费支持，就可以为国家创造很好的财富。”他说。

他的另一份议案是关于 “社区医疗”，同样跟他平时的工作息息相关。每周四下午的钟南山专家门诊，历年来都是医院的热门门诊。往年，钟南山从下午2点半开诊，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也停不下来。“头疼感冒的也来找他看。”陆冬晓说。尽管他的挂号费高达200元。

现在，他不得不“限号”，看的都是由其他医生转来的疑难病症。即使如此，他现在看的病人也都是2005年就预约入院的。

因此，对于医改的迫切性，钟南山感同身受。他说：“只有大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少，医改才算成功，如果医院越搞越大，就说明改革是失败的。”他的建议是建立和健全社区医疗，并认为这是未来医改的要害。

他从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就可以感受到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端。

十几年前，钟南山的门诊一个下午的营业额是6万元。两三年后，他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减少用药，病人来院人次也日渐减少，他的营业额减少为3万元。又过几年，营业额减少到1万元。

这样一来，病人高兴，他也高兴。大医医病于未发，能尽量不让病人往医院跑，是医生的天职。但是，医院和药商不高兴了，因为堂堂钟院士业务量总上不去。

他的那个在《柳叶刀》好评如潮的研究成果，现实中却几乎难以推广。据统计，全国现有约3280万名慢支肺气肿病人，预计每年1千万人发病，每人每年花费4000元到5000元。按照钟南山的研究，可以把用药成本降低至现在的15%，将每年为社会节省财富近300亿元。

但是，对医院和药商来说，这节省下来的300亿元钱就是他们的损失。钟南山对此有清醒认识，只要医院靠收入来维持，就不可能实现医药分离。必须建立一种补偿机制，对技术改良、成本降低的医院给予资金返还。但这巨额补偿不可能完全靠政府，只有先从医保覆盖着手。

从去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开始，钟南山就利用他的这种专业优势，呼吁通过完善体制为医改铺路。

搞科研，在显微镜下观察，平心静气地思考，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他工作的态度，也是他当代表的态度。

“我要思考”

钟南山很忙，却似乎总能恰如其分地兼顾各方工作。

“他每天的时间分成十份都不够用。”孙宝清说，“但是一些他认为需要自己来做的事从来都不愿意放。”

譬如会议讲话，钟南山从来都是自己拟讲话稿。孙宝清等人只负责帮他收集相关资料，讲话内容由钟南山自己去思考、提炼。周二下午的那场无烟医院活动，孙宝清准备了几厘米厚的资料。当地主管部门的领导手持几页讲稿上台，钟南山脱稿讲了大约5分钟，掌声很盛。

每年给广州医学院大一本科生讲授《内科总论》，已经成为了广医的经典课程。

每周三，他亲自带队查房，面对一些“就是冲着你来的”疑难病人，他柔声细语地抚慰，亲自参与制定治疗方案。

他是一个极认真、极勤奋的人，这有他父亲钟世藩的影子。“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钟世藩是一位儿科专家，年近古稀之时，在图书馆泡了四年，整理出一部50多万字的《儿科诊断和鉴别诊断》。

钟南山也是“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36岁才真正开始医学事业。43岁公派出国，48岁担任行政职务。如今73岁了，还在出诊、教学和主持单位工作。

“他没有应酬，别人应酬的时候，他在工作。”孙宝清知道他的成绩是怎么来的。

他唯一的休闲或许就是健身。以往每个周五下午，他会和研究生一起打篮球。现在抛头露面不方便，他就买了健身器材在家锻炼。

73岁的老人了，身体还很结实。查房的时候，他跑步飞奔上楼，一步两个阶梯，将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一下子拉下老远。

他的思维也很敏捷。广州医疗线记者对钟南山的普遍评价是：思路开，敢说话，也说得深。他的“敢说”，在2003年“非典”时早已令人印象深刻。

但他也不是空口乱说，“很多东西都是他观察、思考之后才讲的。”陆冬晓很了解钟南山的风格。对 “歌功颂德”的指责，就来自钟南山平时对广州市“两会”的观察。

然而，一旦问题超出他思考的范围，他就不愿意再多说。在北京遭媒体狂轰滥炸时，钟南山私下里对陆冬晓发火了：“哎呀，我该讲的都讲了，没什么好讲的，我要思考啊！”

即使是现在，面对本报记者的追问，钟南山还是表示，有些问题“点到即止，不必多说”。

大医医国。媒体今年再次将他评为“两会十大言者”。人们对他也寄予厚望，有网友留言，当代表当如钟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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