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政策更有利于遏制人口过快增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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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杨光 1979年12月，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针对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在梁中堂的持续努力下，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终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山西翼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终得顺产。

24年的超长试验中，该县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全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平均下降近4个百分点，成为地区人口出生率、增长率、性别比比较健康的样本。

近日，梁中堂教授在他上海的书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想到做翼城试点的？

梁中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经过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极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都突出地显露出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由于我们囿于计划体制观察问题，就都把根源归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个不分城乡要求“只生一个”的政策开始形成。我当时刚从农村基层调到研究机关，感到让农民生一个孩子会给他们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搜集资料后，我对“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计算，发现“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龄构成和劳动力减少等社会问题。

当时，我也以为人口过快增长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在提倡城乡青年 “只生一个”和晚婚晚育的基础上，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城乡广泛推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的目标后，主张“一胎化”的人又提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表明，十二亿是一个可以让城乡妇女平均生育2个孩子的目标。1984年春节，我根据计算结果写信给胡耀邦，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将我的《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批转到国家计生委后，我的意见被否决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情报中心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张晓彤按照我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并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这一办法。时任的一些中央领导明确肯定这一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文件准备在全国推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有关部门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我于1985年春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两个县进行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当时做试点时计划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紧，主管部门把账算得相当精细，我们就只在农村普遍放开了二胎，而城镇人口一直都没有松动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当时的初衷是否想到这项试验将长达20多年，这些年的试验效果如何？

梁中堂：当时根本没有料到这个试验会历经20多年。

1985年7月试行“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农民生育二胎以来，该县每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在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另外，出生性别比也是人口学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人口统计学上，通常认为每生育48个女孩会对应有52个男孩出生，出生性别比如果处在103-107都属于正常。根据2000年普查资料，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全国为117.8，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经济观察报：人口指标效果这样好，是否与该县比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高，或者与政府投入多、管理能力强有关？

梁中堂：恰恰相反。我当时选择试点县的时候是为了在全国普遍实行，所以，就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地区。该县如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一定会完成“县改市”，现在就不叫翼城县了。事实上，该县的农业人口和农村经济一直低于全国、山西省和所在的临汾市的平均水平。2000年以前，比照其他的地方政府的投入情况，我常常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批评翼城县的计划生育投入不足。至于说到管理水平和能力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个很平常的县级政府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管理经验或能力可以保持20多年而又是其他的县市做不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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