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面回来之后，老徐就开始联络各种可以用得上的关系和朋友。虽然他的负债很多，但手头还有一些钱可以用来铺垫关系。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通过各种途径和说得上话的人接触，每天都会喝酒，但现在和以前喝酒的心情却完全不同。

老徐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攻关。凭他的经验，这样的方法会起到效果。他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小城市则表现得更突出。按照这种逻辑和做法，老徐的煤矿开采顺利，在2003年真正投资兴建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煤矿之后，他的资产和规模迅速飙升，到2009年末被收购前，他的资产已经超过2个亿。

现在，为了讨回自己应该得到的钱，他迅速地开展了自己的计划。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两个要好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合作人王京连，他说：“我们开始到处张罗朋友和曾经的关系，希望可以同负责煤改和收购的内部人接上话，多拿到一些补偿。”

2005年后，老徐的煤矿逐渐稳定和扩大，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少在场合上喝酒了，他说，越是事业做得顺利越会关心自己的身体，所以，通常情况下酒桌上的应酬他都会安排自己的人替他喝，他自己则最多喝一些红酒。

但现在状况似乎又回到了2004年之前，那个时候他刚开始投资煤矿，各种场合上的应酬非常多，可以说是逢酒必喝，目的都是为了事业可以顺利发展。现在，他又重新捡起了酒杯，和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官员打交道。“以前喝酒是为了赚钱，现在是为了讨债还钱。情况不同，心情也不同了。”老徐说。

现在老徐和朋友在市内的酒店开了房间，几乎每天都住在酒店，以方便了解随时可能出现的机会。

一段时间以来，老徐和朋友每天都会进出地方政府和煤矿收购集团，话里话外透露着他们损失惨重需要补偿的本意。老徐知道，现在是求人的时候，每次出现都不可以空手，但公共场合又并不方便。所以，通常情况下，老徐会安排人将“意思”准备在车内或者饭店，如果可以成功的约到要见的人，那么一切礼貌就在稍后的饭桌上进行。

老徐说，实际上，现在求人比当初更难。因为，当初是煤炭市场逐渐开放的时期，政府也是希望我们对煤矿进行投资开发，只是将煤矿批给谁的问题。即使我们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现在则完全不同，我们是身负上千万债务的人，会非常被动。

民间的朦胧期望

其实大多数负债的煤老板和老徐处在同样的人生岔路口。他们或选择以各种可能的、或“硬”或“软”的方式与官方交涉，或联合仍有经济实力的人群组成集团向官方提出参与收购的请求。

赵建新在负债近1000万的状态下没有选择与官方进行持续对话。在他眼中，这样行动只是在消耗时间，境况不会得到本质改变。他认为，也许会有一些补偿金额的增加，但事实上，增加的部分应该微不足道。

和老徐一样，赵建新在最初的阶段也曾使用同样的方式与官方交涉，他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对自己的三处煤矿进行评估，市场价值和设备投入总和超过2亿元。这和官方给出的不足3000万的补偿金额相距甚远。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赵放弃了之前的想法，转而思考通过新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希望。有来自温州的煤商已经成功融资，并向山西省政府提出参与并购，据说获得了批准。“我也希望用类似的方式，联合有能力的人抱成团参与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但这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赵建新说。

据了解，温州商人黄祥苗对外表示目前已经融资15亿元，并且经山西省政府的批准，回到山西昔阳兼并收购10家民企参与了激活晋煤重组。

尽管有朋友告诉赵，即使温州煤商成功融资参与了晋煤重组，并不等于山西煤商也可以成功融资参与重组。浙江煤商因出于外省，又和招商引资有直接的关系，迫于压力山西做出让步也是未尝不可的。听到友人的劝告，赵有些沮丧，但仍然坚持去试一试。

他说，现在大家几乎都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没有看出任何一方可能妥协。那么，他宁愿去尝试一下浙商的补救方式，毕竟目前山西民间散落和撤出的资金仍然很庞大，且死马当作活马医。

和赵建新相比，老徐的态度显得消极。

他说，兼并整合主体在向煤矿业主支付资产补偿款时，税务部门要向矿主征收25%的个人所得税，补偿款中有相当大的部分还将收归国有，这对原以负债数千万的矿主是雪上加霜。本来官方给出了过低的、不合市场形势的资源补偿价，这与各大矿主逐渐的心理价位相差往往以亿为单位。

“矿主本身已经亏损严重，在过低的资源补偿价上又需交纳25%的个人所得税。那矿主还有什么？既然已经从富翁变成负翁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定会坚持下去，直到得到公正的对待。”老徐加快语速，将烟盒猛地拍在桌子上说道。

在山西，矿主与官方的这种矛盾、对抗、僵持局面普遍存在。有官员认为，这对山西煤改之后的一系列跟进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影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建新属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