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海南三亚发现的8名河南籍疑似被拐卖乞讨儿童，被送往当地的救助站，除“老板”为孟堂村人外，8名儿童中的4人也自称来自该村，分别为17岁的翟武帝、8岁的翟唱唱，8岁的徐乙超、7岁的徐乙凤。

但被当地政府接回该村后，这四人却又在第二天旋即蒸发。这也让当地政府官员措手不及。

被冒名的孩子

2月15日，4个孩子回村之前，众多媒体记者已开始在孟堂村守候。不过，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对于这一被政府高调宣扬的解救行动，村民们却是显得异常谨慎。没有人愿意提及这件事，对于外来者的提问，大多说“不知道”。

即便是关于这些孩子的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村民也以“不知道”来应对。据该村一位和翟唱唱同岁的孩子说，“爸爸说了，这两天不让跟外人说话。”

随后的相见还算温馨，翟武帝、翟唱唱兄妹被自称为其奶奶的李军兰老人领走，徐乙超、徐乙凤被其“爷爷”徐克俭带回家。两位老人看到孙子、孙女下车的一瞬间，均热烈的跑上前去，抱着各自的孙子、孙女，李军兰还激动的说，“感谢政府把孙子、孙女给送了回来。”并承诺以后不会再让他们出去。

与老人的热切相比，四位孩子则相对沉默，徐乙超、徐乙凤和“爷爷”相见后，忙着玩回来路上好心人送给他们的遥控电动车；翟武帝、翟唱唱则围在“奶奶”身边和一堆亲人闲聊。整个见面过程，孩子的父母始终未曾出现。

对于媒体的如影随形，年纪稍长的翟武帝已经开始不耐烦。谈起自己在三亚的经历，他开始闪烁其词，“说了你们也不知道。”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学杂技时，翟武帝回答说，“二年级被开除后。”有记者追问，是小学二年级还是初中二年级时，他开始显得不耐烦，“想写哪个就写哪个，都一样。”8岁的翟唱唱也很配合哥哥，对摄影记者挥着手说，“不要拍了，不要拍了，有啥好拍的。”其神态宛若成年人。

2月16日上午，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带领一帮干部及物品前去慰问时，却发现翟武帝、翟唱唱兄妹及其“奶奶”李秀兰已不知去向；徐乙凤、徐乙超家也同样是大门紧锁。

据孟堂村原村支书翟祥明介绍，该村确实有四个孩子叫翟武帝、翟唱唱、徐乙超、徐乙凤，但并不是昨天接回来的那四个。当记者调出昨天拍的照片让其再次辨认时，翟祥明表示，这四个孩子肯定不是他们村的。

冒名顶替是当地外出乞讨的杂技班中常用的一种手法——从外面找来的演员，在外出表演时，用自己孩子的名字，虚构成家庭成员关系。

17岁的翟满响曾跟随一杂技班外出卖艺乞讨，翟满响说，在外面，“演员”之间一般以兄弟姐妹相称，和老板一般以父子相称。他们会事先编好一套身份系统，“比如我带的小男孩就会用我亲弟的名字。”在遇到警察检查时，和户籍信息就能对上。

年龄稍大的在整个团队中充当“带头大哥”角色，负责管理、监督2-3个小孩。此次从海南解救回来的卖艺乞讨儿童，即由19岁的李卫芳负责管理。据其介绍，原本是和其姑姑一起去的，在其姑姑先回老家后，这些孩子就交给她一个人管理。最近三年，每年春节都会到三亚去卖艺乞讨。

一年给10万也不能让孩子去

与孟堂相邻的宋庄，八岁的宋佳，聪明、活泼、好动，在其奶奶看来，这个小孙子甚至还有点“赖皮”，看见别人有好吃的，不打招呼抓起来就吃。但这个孩子却有一项最怕的事情，那就是出去“玩把戏”（即杂技）。每当他不服管教时，奶奶就吓唬他说，“再捣蛋就把你送去玩把戏。”

三岁半的时候，宋佳就被父亲送给孟堂村一个杂技班的老板那里去学艺，并跟着到外地演出，他的父亲因此每个月可以从杂技班老板那里获得1000元左右的报酬。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连春节也没回过家，期间和家人的唯一联系就是定期的打电话报平安。

2009年下半年，听说宋佳在外面根本不是学杂技，而是在沿街乞讨后，家里人强烈要求杂技班老板把孩子送回来。多次交涉无果后，两家还为此打了一架，小宋佳才最终得以回家。

三年未见的儿子出现在眼前时，宋佳的妈妈冯亚丽心里充满了懊悔，她感觉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废了：目光呆滞、头上、身上到处是疙瘩，嘴里的牙也豁着。

据其介绍，外出期间，宋佳每天要为“老板”讨要回来不低于300元钱，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打的轻重要看老板的心情，“那四颗牙就是被打掉的，还有一次被放到冰箱里，冻的浑身是霜，差点死过去。”

只要能要来钱，采用什么方式，老板并不在乎。小宋佳曾向她回忆说，有次老板带他去酒吧讨钱，别人让他喝啤酒，喝一瓶就给100元，他记不清那天喝了多少。

和宋佳不同，太康县张集镇王庄寨村村民王海英的女儿朱秋月，则是被其杂技老师推荐到了外出表演的“杂技班”。王海英声称，对于女儿外出表演一事，她和丈夫并不知情，当时他们在温州的一家企业打工，是杂技班“老板”和杂技老师跑到家里游说其公婆后，签订了《演员聘用协议》，每月付给500元工资，外出表演期间，发生任何意外，由老板负责赔偿一万元，但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一纸草签的协议、每月500元的报酬，7岁的朱秋月在2005年被送上了外出“表演”的道路。但这一去，却是至今未归。

刚走不到半个月，王海英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是其女儿在河南平顶山叶县表演的途中走丢了。

赶过去后，她才发现，所谓的表演也就是乞讨。演员们被分成两个一组，有时会做一些简单的表演，但更多的时候，是直接跟别人要钱。7岁的秋月由一个比他稍大的孩子带领，一来监视小孩偷懒不干活，其次是怕小孩走丢。

但这一天出去后，两人在街上碰到了别人吵架，负责带班的孩子只顾得看热闹，围观结束后，其负责看管的秋月却不见了踪影。

多方寻找无果后，最初在协议上签字的奶奶，在家中上吊自杀。女儿的走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王海英的愿望是能再见上女儿一眼，死也愿意。

相对幸运的宋佳回来后被送到了一所管理严格的私立学校，冯亚丽希望儿子能尽快从过去的影响中走出来。经过近一年的恢复，他已逐渐开始恢复往日的活泼天真，当有村民问他为什么有四颗牙没长出来时，他会调皮的回答，“刚长出来，就被打下去了。”

在宋庄，前后被送出去的孩子有四个，自从宋佳回来后，再没有家庭愿意送孩子到“杂技班”去。一位村民表示，“就是一年给10万也不能让孩子去。”

最多一天能挣1000多

张集镇是当地有名的杂技之乡，曾在2004年获得河南省文化厅授予的“河南省文化艺术（杂技）之乡”称号。外出跑江湖、耍把戏一度是很多人的谋生之道。而和孟堂村相距不到2公里的温良村，则是这个杂技之乡的发源地。

据68岁的王广亮老人说，温良村的杂技表演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不过当时外出“跑江湖”的很少，后来看到有人外出卖艺挣到了钱，村里学杂技的才逐渐多起来。

杂技的传承也从家庭式的传帮带向专业的杂技学校过渡，村里最多的时候一度有四所杂技学校并存，附近村庄的人也开始慕名前来。

和上学的漫长周期相比，杂技是一个投入小，见效快的行业。三四岁的小孩即可练习杂技，半年即可外出表演，每学会一种表演，每月能挣800元左右。在杂技最热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都纷纷去练习。有的孩子甚至会在寒暑假期间外出表演，挣外快。

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即便是现在，这种现象在张集镇的几个村庄也很普遍。

不过，表演的方式却在转变。据当地村民介绍，最早的时候，表演多在农村，走街串户演出后，挨家挨户要粮食，杂技班老板再拿粮食去卖钱。随着农村市场的萎缩，表演的阵地逐渐向城市转移。

但在城市，这种原始的表演方式，并没有太多市场。曾长期带领演员外出表演的翟雪峰说，在城市里，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想找到合适的表演场地并不容易。往往是还没表演几场，就会被驱赶出去。有的城管甚至警告说，不要再在这个城市出现。

大的杂技班开始被化整为零，三三两两一组。早上去菜市场，中午去步行街，晚上去广场或夜市摊、酒吧等地。一些不会表演的小孩，则直接去乞讨。

一位曾跟随过翟雪峰的演员透露，当时他们八个演员被分成3组，他负责带两个8岁以下的小孩，“有时候也会耍几下，有时候是直接抱着腿要钱。”不管是表演还是要钱，都有两个孩子冲在最前面，他则在不远处看管。最多的时候，他们一个小组每天能挣到1000多元，最少也有300-400元。不过，翟雪峰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据其说，每天总共也就挣100-200元，碰上阴天下雨，出不去，甚至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

不过，“演员”越来越难找，每当现有的演员走失或回家后，想要找到新的演员，不得不支付一笔不菲的中介费。向杂技班的“老板”介绍一个小孩，大概会有1500元的费用。

教杂技的老师也越来越少，分散在这个杂技之乡的杂技师傅们曾经是这些杂技班的人才基地，每输送一个演员，师傅们可以获得“演员”第一个月的工资。出去的演员，有表演，也有的乞讨。王海英的女儿朱秋月即是被其杂技老师送到杂技班，在外乞讨时走丢的。

王广亮觉得，现在生活好了，没有人愿意再让孩子吃这个苦，村里的杂技学校也散了。

2月17日，太康警方公布了外出乞讨儿童冒名顶替的调查结果，翟武帝、翟唱唱、、徐乙超、徐乙凤确属孟堂村人。四名冒名顶替者，除一人为周口淮阳县人外，其余三人均为太康县张集镇人。警方称，其中3名儿童的直系亲属为精神病人，这些外出乞讨儿童，均为本人父母自愿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其子女送给卖艺乞讨的组织者。

目前，类似以到外省耍杂技为名进行乞讨的儿童，该镇共有22人。在孟堂村，像翟雪峰一样的杂技班“老板”就有11人。

（文中宋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