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Not Found

1989年，美国社会学年会在旧金山举行，一时风云际会，几千名来自不同地区的社会学家齐聚一堂，交流思想、老友叙旧、结识出版商、求职面试，无不热闹。这一年的主题叫做“宏观与微观的互相关系”，在一个叫做“从交换到结构”的分组会议中，人们发言的题目包括诸如，“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和“理性组织”之类。也就在同一年，美国爆发了自越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国性危机，当时艾滋病肆虐，病魔已经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而已经感染上的也以百万计。社会学家史蒂文·塞德曼当时正身处会场，他恍惚之间有些错愕，“这么多的社会学家汇聚危机的中心，为何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如此漠视”。他感到社会学正陷入一场不断走向狭隘和封闭的危机之中。 

实际上，早在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就曾经写过著名的《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痛斥社会学批判性思考的不断式微，社会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情苟合，缺乏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是这场危机的核心。但就在这场危机之前的大约二十年时间里，美国社会学正处于由塔尔科特·帕森斯理论范式统领的繁荣虚景之中。难以让人理解的是，这位曾经创造所谓“帕森斯王朝”的社会学家，其理论却以抽象和晦涩著称，大约在20世纪的40-60S，他的理论范式成为一个时代的社会学的唯一范式。但“危机时代”的不期而至，人们却开始把帕森斯“靶子化”，排山倒海的批判也随之而临。所以乌塔·格哈特在《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塔尔科特·帕森斯或许是20世纪真正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但这场危机和悲剧的源头其来有自，并非空穴来风，而它就根植于社会学不断深陷的“概念游戏”泥潭，以及社会学家不断枯萎的良心。 

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的一个乡村麦芽酒店，一群劳工叼着烟斗，正在议论议会应该如何控制正在蔓延的“口蹄疫”，人们七嘴八舌地表达从报纸、习俗、偏见或者流言中得来的各种不同的零散意见，每一个人都显得极其自信而武断。此时，最早提出“生存竞争”理论的赫伯特·斯宾塞却正在思考，这些没有根据的意见和谬论为何如此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人们又该如何对社会现象作出理性的判断呢？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需要社会学研究”，斯宾塞成为最早一批提出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家。其实早在1822年，孔德就宣布，他做出了“1822年最伟大的发明”，即所谓的“知识三阶段法则”，把科学实证研究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学被列为最高难度的科学，此时的孔德还是圣西门的助手。 

斯宾塞和孔德无疑都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但他们却是社会学界最受忽视和嘲笑的两位，他们没有给人“巨人肩膀”的崇高感，而是像两具拦路尸体。对刚刚接触社会学的大一新生，老师会带着鄙夷的口吻告诉他，孔德除了提出“社会学”这个名称外，没什么贡献。1937年，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引用布林顿嘲笑斯宾塞的话开篇，并骄傲地宣布，“斯宾塞死了”。这似乎成了社会学的“学科文化”，人们嘲讽、自大、封闭而狭隘，人们不顾前人的具体贡献，而是轻率地把前人的贡献抽象成一个个没有血肉的概念，继而鄙弃、忽视。于是，在帕森斯宣布“斯宾塞已死”近20年后的1959年，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以同样嘲讽和不屑的口吻宣布，“帕森斯死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荒诞悬疑小说家阿瑟·伯格也来凑热闹，他写了一本荒诞小说，题目就叫做“涂尔干死了”，而涂尔干被吉登斯誉为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尽管我们可以用“狗屁不通”来“赞美”阿瑟·伯格的荒诞小说，但他似乎很不识趣地点出了社会学思想史中一个核心的“文化特征”——社会学成为了文学概念的争论，而这也是一条死亡的不归路！ 

格哈特的《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却试图做一件完全违背“社会学文化传统”的事情：在“帕森斯死后”，让帕森斯“复活”。格哈特想让人们重新发现一个这样的帕 

森斯：他对时代充满热情，对现实和政治保持最清醒而准确的思考，祛除帕森斯作为“无可救药的理论家”的形象。格哈特的做法令人叫绝，他把帕森斯的理论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社会系统》解读成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比如，格哈特发现，《社会行动的结构》在1937年出版的时候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是到了1949年再版时，它却已经成为了社会学界热捧的经典。在格哈特看来，这是因为历史情景出现了转变：“那就是通过五十二个国家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的同盟作战，挫败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挫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据此，格哈特认为，“帕森斯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从科学的视角去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何以作为民主的社会行动结构的对立面”。 

一本纯理论的著作却被格哈特赋予其具备思考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解释，而这位传记作家的执拗也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格哈特的解释也坚持了一个立场，那就是社会学如果脱离了对现实和时代的思考并浪费精力于概念化思辨，将变得乏味而丧失其价值。在格哈特看来，帕森斯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在于他终其一生手持民主的大旗，以对抗极权主义。实际上，从古典时代以降，把现代性作为核心问题的社会学就是一门以反思和批判现实著称的学科，只是到了“帕森斯王朝”时代，人们才以发展艰涩的理论术语，思辨哲学概念为尚。格哈特“复活”帕森斯无论牵强与否，但意义重大。 

帕森斯的误解与被误解，类似于人们对马克思的误解或者曲解而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其背后是马克思首先喜欢误解前人，而对前人虔诚的阙如带来的“抽象的概念化”是这种误解的根源。从19世纪社会学草创之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滕尼斯便“浪漫”地把中世纪和现代工业社会对立起来，这种“浪漫”的危机基因就似乎已经形成，它被留学德国的帕森斯带回了美国，也形成了后来一系列的“反帕森斯”的潮流。格哈特的贡献在于，她指出了这些“反帕森斯者”的“假面”，这些人依然在延续他们所批判的思考习惯。这种缺乏历史血肉的“概念游戏”也最终酿成了塞德曼在1989年所遭遇的危机：人们热衷于概念思辨，而忽视现实，从而使得社会学退出了公共生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