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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天，殷海光一家搬进了位于温州街的台大宿舍。这间小房子带了一个颇为宽敞的院子，但是里面没有一棵树，堆满垃圾。瘦小且跛脚的殷海光亲自花了三年多时间，把这片荒地改造成了一个花园。他沿着西边的墙挖了一条河，在里面种满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起名为“愚公河”。挖出来的泥土，则在院子中央堆成一座小山，此山名为“孤凤山”。山顶和山脚都做了水泥桌凳，甚至还挖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 

也许只有在这个花园里，看着“手植的杜鹃、石榴、九重葛、紫茉莉正在盛开。大地充满了春的气息”，一生蹇促的殷海光才能得到些许宁静。有一天，穷困潦倒的他坐在石凳上对妻子殷夏君璐说：“我们过的是百万富翁的日子。”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可是，殷海光毕竟是殷海光，他忽然笔锋一转：“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 

《中国文化的展望》这本50多万字的专著，是殷海光自1960年雷震《自由中国》案发后，从如日中天跌到谷底时开始动笔的，5年后完稿。那段期间，他不但被秘密警察监视（可他依然经常在家痛骂蒋介石，骂得连饭都吃不下。长期发怒，终于导致胃癌），还被取消“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这让不擅谋生的殷海光生活陷于困顿。更为致命的是，台湾各报刊此时都迫于政治压力，不愿发他的任何文章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出这本书呢？ 

恐怕全台湾只剩下他的弟子李敖了。但出版殷海光的书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书即使印出来了，也很有可能还没卖几本就被禁掉，结果让出版社血本无归，要知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李敖此时正主持文星书店的出版业务，他好说歹说，甚至私人拿出一部分钱作为稿酬，终于把老板萧孟能拉上了这条“通往杀头又赔钱之路”。果然，出版没多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下了查禁令，没卖完的书则被全部没收。 

2 

也许正是由于是在这种外面有人监视，家里无米下炊的情况下写作，所以殷海光才在书中给自由主义注入了一股激越的气质。在他看来，自由既不是君授的，也不是天赋的，而是个人自己争取来的。鸟在天空飞，鱼在水中游，原始人在荒野上跑，这只是未经意的（spontaneous），而不是自由的（free）。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乃是一件新事，是近代“个人”觉醒，要求自己不为别人强制而自作主张的结果。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殷海光的观点，则毋宁说是：“人生而陷于枷锁中，却无时而不向往着自由。” 

殷海光一再强调，自由主义只能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而绝不能建立在国家主义或其他任何集团主义的基础上。因为自由的报酬是自由本身，而大部分人随时有可能为更实际的需求而放弃自由。正如赫尔岑（A. Herzen）所说：“‘人民’并不渴望自由，只有文明化的个人才渴望它。自由从不是天赋的，或者可以轻易被得到的。”仰人鼻息或者面面相觑，都不如一个人奋起抗争，不管你有多孤立无援。但同时，自由主义者又坚信自由应该是普遍的，只要有人被排除在外，不管那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必须有人愿意牺牲自己来为所有人争自由，可是由谁来做这件事呢？ 

殷海光的回答是：知识分子。 

他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苛刻的、带有浓厚个人风格的定义。首先“一个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其次，“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正因为这样， “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比如苏格拉底。知识分子“只问是非，不管一切”，流行的意见、别人的好恶、个人的安危和荣辱，都不予考虑。恭维诽谤，皆不动心，“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3 

书名《中国文化的展望》其实并不准确，还是英文版名字《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再评价）更为切题。首先，殷海光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个人观念不发达，以家族为中心，价值取向为崇古而拒变，自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a self-sufficient system），认为什么都无需从“外夷”求得。这种心态会导致自我隔离，再加上天然的地理隔离，使中国文化长期没有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应变机能。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毫无弹性，而是说它弹性的适应极限（limit of adjustment）是很低的。 

自19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则明显超过了这个极限。西方人的“船坚炮利”逼着中国进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家庭迅速解体、孔制崩溃、各种群众运动高涨——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以个人自由主义、民主、科学为始，却最终呼唤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殷海光认为，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和平安定的大环境。他们明白启蒙的重要，可实际情况却是“外面有列强侵略，内有地方军豪混战。这种大情势使人感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政府。”于是，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投身到不太需要思考的群众运动中去，他们放弃了对西方精密的逻辑推理和复杂的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满足于“正反合”、“辩证法”之类的简单公式，且越来越急于求成。另一部分人退回书斋，但却再也无法对现实产生决定性影响。 

投身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最后全体幻灭，无一例外。因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像一个大食魔。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致于生命。”殷海光把群众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宣传阶段、组织阶段、新权力形态出现阶段。会有三种人在不同的阶段起作用：狂热分子、观念之士、行动人物。知识分子一般扮演观念之士的角色，任务是写文章、演说、激励和煽动群众，为主义摇旗呐喊。在运动的头两个阶段，狂热分子和观念之士居于主要地位，行动人物此时则隐身于组织中，职位卑微，无人注意。群众运动初期，是知识分子最志得意满的时候。 

可是好景不长，一旦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行动人物就要登场了。他们往往是那些擅长权谋、头脑冷静、精于计算的人。他们不会被主义所束缚，却能随意把主义改造得适合自己的需要。对付竞争对手，他们则心狠手辣。耽于理想的观念之士，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最后知识分子就如同剥却果实的空壳般，被革命运动抛弃了，甚至还要被千万人的脚踩过，碾成碎末。最典型的莫过于陈独秀，这位中共早期的灵魂人物，最后孤独地客死四川江津。 

没有投入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殷海光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全盘西化”派、“中体西用”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他对“全盘西化”的反思是最出人意料的，代表着他晚年的重要转向。金耀基就称赞这一点“完全淘洗了他过去的偏执”。 

殷海光认为，中国半个世纪来的激进人物犯的一个普遍错误，是以为“一切旧的观念及制度破坏了，于是天国就出现。”实际上，旧观念和旧制度破坏了，好的观念和制度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文化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把旧文化一扫而光，再用强制力推行新文化，只会助长动乱。半个多世纪来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我们不能以“文化洗脑”的方式欢迎西方文化，而只能以旧文化为要素来整合新文化。 

对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论的分析，则更集中体现了殷海光的逻辑学水平。他认为：“体”与“用”的划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玄学的构想（a metaphysical fiction）。为什么呢？比如说，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的“体”，那么应用科学就是纯粹科学的“用”了。但同时，相对于治病救人这样的“用”而言，应用科学又是“体”了。由此可见，“体”、“用”之分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不论是西学还是中学，其体用都是一体且不可分的，更不可能把两者各取一部分，糅合在一起。同理可得，“西体中用”也行不通。 

殷海光认为：我们不能预设一个总路线或必须遵循的主义，因为它一旦被确定，就必将走向教条化；也不能期望一个包天盖地的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计划的出现，这只是个乌托邦幻想。我们能做的，只是用自由主义原理预设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诸如：权力必须有所限制、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人权、法治必须高于人治，等等。这一些底线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逾越的，不管是占少数的“寡头”、信奉某个主义的政党，或是占多数的“人民”。自由主义者从不描绘蓝图，它在本质上，只是一把供评判的标尺。 

4 

古留加曾说，康德一生的思索都以探讨“人的自由何以可能”为旨归，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殷海光。但对学究气的康德来说，这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对殷海光而言，这就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了。中国和西方不同：在古代，专制传统源远流长；近代引进“自由”这个词不久，左派的极权主义和右派的威权主义又迅速将其淹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针对这种情况，殷海光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清源”，把那些可疑的杂质剔除出去。更重要的是，他亲身示范了怎样用生命去保卫“本乎理性的认识而建立的信仰”。个人的尊严不在于钟鼎玉食，不在于一呼百应，而在于能在多惨淡的孤寂中坚持其道德自主性。在中国，自由往往稀少如珍珠，你必须独自承受千钧压力，一直泅到海底才能得到它。永远不要幻想任何一个权力集团会把自由赏赐给你，否则，都是还沉浸在国人已经做了两千多年的“明君”、“好官”迷梦里没有醒。 

“那些藉语言和幻想编制一幅图像来把自己躲藏在它里面的人实在是软弱的懦夫。”殷海光在译著《到奴隶之路》（即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序言中写道，“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现在，我像冰山上一支细微的蜡烛。这支蜡烛在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风吹灭以前，有许多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遍东方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