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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爹”——秦晖，秦教授是也。我小时有一个动画片叫《蓝精灵》，那里面有一个智慧型的人物叫“蓝爸爸”，我就把秦晖叫“秦爸爸、秦爹爹、秦老爹”。关于“秦老爹”——秦晖与书的故事可以讲很多。

坐拥书城

父母曾说过，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1982年他们回广西结婚，沿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古旧书店搜罗买书。从现在他们保留下来的黑白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到之处留影旁边都有一捆书。妈妈说，他们在上海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秦老爹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茬子事，害得妈妈做好了头、化了装，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都不见秦老爹的身影，当时心想连结婚这样的事秦晖都能忘了，以后他还有什么不会忘，这婚不结也罢，让他和书结婚吧。

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学校分给他们一间宿舍，书除了堆在地上、放在桌上、就是码放在床上，所以他们的第一件家具是花33元买了一个书架。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放书的问题，我姥姥就用两张单人床板给他们做了两个2米高的书架，算是给我妈的嫁妆。因为书增加的速度太快，很快家中就四壁皆书。我出生以后因为半边床上堆放着书，秦老爹无处住，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了。

因为秦老爹翻看的书常常不放回原位，家里的地方又小，一摞摞的书只好摆在地下，经常半夜就会听到哗啦一声地震般的声音，我们都习以为常地说，“雷峰塔倒了！”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样的结果是家里很快就成了废品收购站，不但一捆捆、一袋袋、一摞摞的书籍胡乱摆放，一片片、一张张的烂纸头随处灰扑扑地散落着。很多在我看来毫无收藏价值的应景杂志和书籍完全可以淘汰掉，但秦老爹的座右铭是：“书到用处方恨少”，你怎么知道以后会用到什么书。

因为只进不出的结果，以及他们又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一批书籍，有限的空间很快就只能向上发展，房间里已经看到不到一寸白墙，阳台上、厕所里、厨房里的顶柜每一个边边角角都利用起来。结果是，家里的书越多越找不着，他们常说人生1/2的时间都用来找书了，有时候写文章写到一半，要查找什么资料，在家里大索貌阅上上下下翻了个掉底儿，两手灰灰愣是找不着，于是大发牢骚说以后一定要像组织部进人一样严格把关限制买书，家里有书找不着还不如去图书馆借书来得方便。

话是这样说，可是遇到自己心仪的书，一定又会急逅逅地赶快收入囊中。现在家中到底有几万册书，谁也没有统计过，只是知道1998年我们搬家，搬家公司光书就拉了几趟，每次把载重汽车的底盘都压得超过了底线。2000年搬家，300个纸箱子来回使用了四趟还不够用。后来有记者来过我们家，以《秦晖坐拥书城》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电脑时代他们的购书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别人赠书的数目仍不在少数。家中的地砖因为受重不均匀，已经左一块右一块的松动起翘了，我们在家中走动就像踩石头过河，既要绕着书堆又要避开坏地砖，颇需要点技巧才行。

买书如痴

在他们的工资都不高的时候，买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秦老爹至今念念不忘的是，1979年他在杭州清泰街的古旧书店，看到一本日文的仁井田陞著的《支那身份法史》爱不释手。但是7元的标价超出了心中预算，他在书店里看了很久，犹豫再三最后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放下了那本书，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得要命。1980年我妈妈做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时，在天津劝业场的一家古旧书店里结识了一位专门经营外文书的老店员。老人曾向她推荐了大量文革中抄家没收的外文书，也是因为囊中羞涩，与很多心仪的书籍失之交臂，现在每每想起还大呼可惜。在西安时，骑自行车去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是秦老爹的“经常节目”。有一次他碰到一本到处寻找的书，但偏偏所带的钱又不够，又怕第二天来已被别人挑走，只好把工作证抵押在书店带着书回来，第二天再去送钱，回来的时候又不忘再稍上几本书。

他们买的旧书中，有不少是流落在外的名人藏书，有他们的题记、眉批、签名，比如吴晗、陈翰笙、钱俊瑞等。以博学著称的史学家马雍去世后，秦老爹在旧书店买到了他的一些藏书，其中包括苏联出的两巨册《古希腊语俄语大辞典》，上面有马先生做的许多注记。马先生是搞中国史的，却对古希腊语如此有兴趣，这成了秦老爹教我要博览群书的一个例证。马先生的儿子也是学历史的，跟秦老爹还认识，有次见面秦老爹提到令尊的某某书如今在我这里，这位子承父业却把父亲藏书卖了的儿子“好像有点尴尬”。

1994年以前我们家住西安时，学校经常调整住房，我父母所任课的84、85、88级的学生都为他们搬过书，以至于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博导、硕导的学生聚在一起时还说，当时他们一个班的男生浩浩荡荡的拉车扛书为老师搬家，很多人还以为给图书馆或系资料室搬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