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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五月，人们在议论是否要裁撤轮船制造。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人之一，他很愤慨国人的封闭和不思进取，进入第二轮讨论，他在一道奏折中带着悲愤的心情这样写道，“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一大变局，丑（错字）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 

李鸿章直指中国迂腐的士大夫，其言不可谓不真切，其心亦不可谓不忠诚，他是洋务运动中最活跃的倡导者和亲历者。 

历史的结果证明，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又一次失败的尝试。历史是残酷的，“李之受病，在于不学无术”，梁启超以这样一句近乎无情的话总结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改革者，李鸿章只知军事，不知民政；只知外交，不知内政；只知朝廷，不知国民。 

在今天，念过中国近代史的中学生都会背：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改革只涉及西方技术的引入，而没有涉及针对中国古旧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李鸿章作为统治阶层的人，所以他引领的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似乎这条已经成为教条的“历史规律”是这个民族在那场付出几代人心血的惨重失败中留下的最后遗产，而在彻底推翻清政府之前，似乎先前的所有改革、变法、开放、学习和引进都成为了一种“借口”，一种维护自身统治权威的手段。 

历史的结果总是人们总结历史的最好理由。我们经常用封闭、自大、无知和停滞来形容近代中国走向历史低谷时的状态，那是一个民族集体噩梦的开始。在历史的拐点，西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中国是否真的仅仅就是因为封闭、自大才走向衰落，而又仅仅只需要开放、谦卑就能重新找回走向富强的道路？ 

这是一次历史的“大分流”:在15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的新科学新技术层出不穷，并迅速摆脱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而亚洲此时陷入停滞，徘徊于传统权威的泥沼而无法自拔。这个结果在杰克·格德斯通看来，充满了戏剧性，是一次历史的偶然。在全球几乎所有古老的文明地区，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华帝国都陷入封闭的权威信仰时，欧洲尤其是英格兰地区却迎来它最开放、最包容的时代。 

在《为什么是欧洲？》中，杰克·格德斯通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培根的实验性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牛顿的伟大发现都在他们的时代得到最恰当的尊重，并大大地促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过在作者看来，“英国现代增长必须被看作是偶然性的进程，它并非一定要这样发生，也完全有可能根本不出现”。但无论如何，历史还是选择了欧洲，选择了英格兰，而不论我们如何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以及在1500年之前，甚至在1800年之前，欧洲以外的伊斯兰、印度或者中国有多么伟大的成就。 

为什么是欧洲？在弄清楚这个对中国人而言必然引来无数屈辱回忆和自尊情感的问题之前，其实有另外一个隐含的事实必须接受，那就是由欧洲引领我们进入的“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发展模式彻底决裂了，这一次由欧洲领秀的发展打破了任何一次人类历史发展的循环规律。 

正如杰克·格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19世纪及20世纪之前，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是呈现周期性变化的：人口、物价、城市化进程以及技术水平先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同步上升，而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渐下降或者是陷入停滞状态。相比之下，1800年以后的欧洲（以及1900年以后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出现了不断加速的增长，人口、城市和技术发明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上升期。” 

作为“现代化”视角的典型代表，R·R·帕尔默等人所编著的《现代世界史》也同样把“现代世界”（modern world）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世界来描述，这本书提醒我们，所谓的“现代化视角”并不能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同样，当杰克·格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强调，在欧洲出现并迅速膨胀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偶然”时，他其实也试图表达和R·R·帕尔默等人一样的观点，即努力使现代化“祛欧洲化”。 

“现代世界”的独特性超越了欧洲与亚洲的狭隘对立，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发展模式横行于全球。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发现，马克思也曾经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现代世界”是一个别开洞天的新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其中资产阶级的罪恶和技术革新是根本的动力源，从这点来看，马克思又不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因为它同样是过去阶级社会的延续。马克思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对于自尊受挫的中国人而言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它使得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以下的尴尬：中国曾经一度领先世界的那些先进文明与西方“突然”出现的现代文明比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但是无论自尊与否，似乎不断融入“现代世界”是我们唯一的路，它不再是“欧洲崛起”和“中国崛起”的问题，而是“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生命力极强，并且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而言尤其难以接受。在不断历经分裂与统一的循环返复中，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外界文明的入侵，但是就算是最强劲的大乘佛教的引入也未能阻断儒教、道教这些本土文明的延续。但是这一次“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A·汤因比认为，“我们无法断定，这种引进西方思想的做法不会给中国史带来一次决定性的中断，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转变”，“中国的未来是难以捉摸的”。 

中国的未来走向是否确定，取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这场“价值抽离”的现代化运动，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本土价值的延续。 

马克斯·韦伯认为，产生于西方独特的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某种“亲和性”，这是一个在实证逻辑里无法证明的结论。韦伯把现代化运动与西方的独特价值“彻底关联”起来是在他试图通过对于世界宗教的研究证明，现代资本主义不会诞生于任何一个非新教地区。在《儒教与道教》中，他没有否认中国与现代化能够“和睦相处”，“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但是，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尽管在上述的每一个地区里，同样具有其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 

我们很喜欢简单而粗暴地把韦伯的现代化视角与R·R·帕尔默或者杰克·格德斯通的现代化视角对立起来，只因为韦伯强调了现代性与欧洲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但这样很容易忽视两者之间本来存在的一致性。 

实际上，韦伯和R·R·帕尔默或者杰克·格德斯通一样，都传达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现代性的“价值抽离”性，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场和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存在“特殊排异反应”的运动，它是工具理性的，它会侵蚀掉任何人类所珍视的价值或意义，最终使得人类走向“价值荒漠”，如果非要说韦伯具有我们因为自尊受挫而痛斥的“西方中心论”，那就是因为韦伯认为，这场即将吞食掉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价值的“现代化癌症”首先爆发于欧洲。 

因为情感上无法接受欧洲在近代历史中超越中国的历史事实，在彻底拥抱或者被迫拥抱现代化的同时，我们总是喜欢通过各种历史考究或者实践经验来证明，中国传统的本土元素与现代化是何等的具有亲和性或者相似性。我们力图证明存在一种叫做“东亚现代性”的东西，正如一本叫做《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书中所言：“东亚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传统东亚与现代东亚之间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或者说传统东亚文化仍或多或少地存留于现代东亚社会中”。 

这是一种典型的“钱穆式论调”，为了证明中国过去的历史存在着现代性元素，甚至不惜通过扯谎来蒙蔽自己，一部充满琐碎和权术的中国古代史，被我们美化为充满了自由和富足。 

如果我们的“开放”不是一种借口，就别把“西方中心论”作为我们逃避现实和未来命运的理由，而是应该彻底接受现代性带给我们的福利，并同时坦然地面对现代性带给人类不确定的命运。 

黑暗的降临需要勇气来面对，而不是无谓的哀伤和酸楚，或许尼采能鼓舞我们：“这是我的早晨，我的日子开始了，现在上升吧，上升吧，你伟大的正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