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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郎咸平其人其作，是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中拥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在与顾雏军、赵勇的争论中显示出了过人的眼光与胆识，将两人的操作方法揭露得一览无遗；另一方面，他近年来到处巡讲，一遍又一遍发出“盛世危言”，在赢得大量拥趸的同时也引发了各方争议。 

与此同时，郎咸平每年都出好几本书，每本书都有几万册的稳定销量。在图书销售市场上，郎咸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只要有新作推出，大都能登上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这一点，还没有任何一位其他中国经济学家可与之相媲美。 

郎咸平今年出版的新书《产业链阴谋Ⅲ》、《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样如此。他在书中对于一些具体经济案例的分析让人触目惊心，读者对于导致这些经济案例的各级政府官员的痛恨会随着郎咸平的描述油然而生。 

如何看待郎咸平对各种经济危机的警告？郎咸平对于经济问题的言说方式和路径，是否存在问题？在郎咸平的言说中，有哪些根本与核心问题被他回避和屏蔽掉了？“新帝国主义”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是郎咸平的夸大其词？ 

危言耸听的“新帝国主义” 

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中，郎咸平重拾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描述，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 

在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指出，当时的帝国主义有如下的经济特征：(1)在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统治，是它的基本特征；(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一，形成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序言中，郎咸平用自己的材料，对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点进行了“论证”并指出，“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借尸还魂，以我们不知道的面目再度出现了。”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新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郎咸平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Ⅱ》中所列举的案例分析足以让人义愤填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政府政策的失误以及谈判代表的颟顸无能，一方面又仇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国予取予夺。 

作者重点分析了“力拓间谍门”、“汇源收购案”和“四大粮商”发动的粮食战争等，试图解释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内幕。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国际贸易纠纷，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系列并购动作，都是西方国家战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国主义”盘旋在我们的上空。 

郎咸平认为，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地配合。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的几个民族企业、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之路。在郎咸平针对新书的演讲中，他以“最可怕就是我们对危机的无知”为题，一再警告“危机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我们对危机低估甚至无知。” 

在引用列宁对帝国主义描述的同时，郎咸平显然有意忽视了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的世界局势及其时代背景。在列宁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帝国与塞尔维亚等组成的协约国，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等同盟国交战。俄国本身为农奴制的经济体系，经不起东线持续的战事，国内经济崩溃，工厂倒闭，失业率骤增，军火补给极度困难，士兵极度厌战。1916年冬，俄国内部各种矛盾加剧，首都莫斯科的罢工人数更达至百万人以上，结果在1917年3月(俄历2月) 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但新组成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仍然继续战争，但又再被德奥联军击败。在1917年11月(俄历10月)，俄国工人及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领导了，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其后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并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显然，列宁在当时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大的原因，恰恰是当时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而引起。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相对峙，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之后，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已经和列宁的时代有了天壤之别。连当下的俄罗斯，都早已抛弃了列宁主义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及其强烈的对抗性话语，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多的是通过规则与谈判等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势不两立。 

不难看出，在郎咸平引用列宁著作，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分析中，充满了冷战时期对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化”描摹和对抗意味。在这种单级思维之下，美国政府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都对中国充满了敌意，以完全彻底的损害中国为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和霸权。 

显然，郎咸平的言论既罔顾历史事实，又刻意曲解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现状，将以契约为主要方式缔结的经济关系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歪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颇为复杂，双方既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也有分歧所在。在相同的利益诉求中，双方必须通过合作来达到双赢；在分歧的地方，则必须视实际情形进行沟通和交涉。 

此外，美国的宪政体系决定了其权力运作的相对复杂，决非某一个政治人物，或某一个利益集团以一己之私就能忽视其他不同意见，为所欲为。美国当然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完全以掠夺和欺压别国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更不必说，在其主导的阵营之内，包括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国家本身也与美国发生着经济摩擦。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对中国而言，美国不是天使。但是，像郎咸平这样把美国看作魔鬼也有失公允。对美国进行“妖魔化化”的描述固然简单，但显然与事实不符。郎咸平重拾早就被抛弃的对抗、冲突、冷战的单一性思维，夸大中国与外国矛盾的一面，忽视了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要潮流。 

如果事实真的像郎咸平所说，“帝国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那么岂不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一直在被帝国主义所奴役和蹂躏？如果帝国主义在中国予取予夺，中国30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高增长又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要避免被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是否应当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闭关锁国的状态？ 

郎咸平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其生造的一个概念，它既不能准确描述外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它只是郎咸平用经济学的呜呜祖拉吹出的强劲噪音，为读者制造观念污染。 

事实与结论的背离 

在和平发展的年代，利益之争是国家关系中最常见的现象。《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Ⅰ》第一部分，郎咸平将轮胎特保案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徐文英，兰州市政府首席水务谈判代表，以及中国铁矿石首席谈判代表比作“现代琦善”。众所周知，琦善就是鸦片战争发生后，和英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钦差大臣。 

从郎咸平的个案研究和分析来看，这三位谈判代表被称作“现代琦善”并不能算冤枉。徐文英在轮胎特保案对起诉自己的对手的背景、原因，以及国际贸易的知识，美国的法律了解甚少，在谈判策略的制定和操作上更是进退失据，穷于应付，最后导致轮胎特保案彻底失败。不仅如此，还引发了一连串的贸易大战，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兰州市政府连事关百姓生活的水务都敢卖掉，而且被法国威立雅公司所算计，导致全国水价上涨。2008年第四季度的铁矿石谈判，中国钢协的首席谈判代表对于力拓的降价不满，认为应该得到更低降价，赌气不谈。最终，让国家损失了几千亿。 

这些事实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时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郎咸平分析的这些案例中显示，我们的谈判代表，以及从事国际贸易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对贸易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经济体制，文化等方面的了解，都远远不能承担贸易纠纷的重任。这不仅体现为知识上的不足，对西方国家经济体制和法律运行机制的懵懂，更是对法治国家“国情”的懵懂，对各种规则理解的肤浅。在对规则本身还没有真正理解和吃透的情况下，妄谈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只能是一厢情愿和痴人说梦。 

但同时，郎咸平所陈述的案例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三个案例中，中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其主要责任在于三位谈判代表，以及委派三位谈判代表的决策者（政府）。一个优秀的谈判代表，除了“知己”之外，更要“知彼”。对于对手所在国的国情、法律、文化，以及对方公司的背景，经历，利益诉求，商业声誉，盈利模式，商业手法，对方代表的个人经历，知识背景，性格、偏好、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有了详尽的了解，同时具备相应的谈判技巧和才能，以及出色的表达、交际能力，才能尽可能为己方谋得合理的利益。 

而从郎咸平所描述的情况来看，三位“现代琦善”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失误的恰恰是中国的谈判代表。选派这样的谈判代表，决策者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失误，郎咸平悉数归罪于外国人。可以想见，既是商业行为，外商理所当然想牟利。中国商人走出国门，不也是同样的动机吗？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难道郎咸平是想让外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舍利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