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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诸国以萨米亚特之名的集体文学，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解为一种带有反抗性质的“地下文学”，在谈及萨米亚特这一文学集合时，人们会因为其出版背景的特殊，出版境遇的坎坷而将其与“革命”和“异见”相联系。这种看法的成形，一方面源于当时严苛而夸张的文学审查制度，在萨米亚特之名下的作者，或多或少都曾被这种制度夺走了公开发声的机会。因而在其作品中，其思想得不到有效而广泛传播的制擎之下，多少为其带来些许“神秘”的色彩，加之当权者的渲染，这份“神秘”长期被蒙上了“负面”的宣传效应；另一方面，在诸多萨米亚特作者中，有个别的作者在从事文艺创作后逐渐被世界关注，诸如众所周知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而在这些作者受到关注的作品中，对于各自国度的革命和政治都有所着笔，以至于提起他们曾经的萨米亚特身份，又都暧昧地与“政治”相连。 

事实上，萨米亚特远非仅仅是出于对那个时期东欧诸国集权的控诉而成形的文学社团，在针对萨米亚特的研究文献上，也一度出现了“将前苏联三十年代政治反对派著作纳入‘萨米亚特’体系中是否合理？”的质疑。因为实际上在理论界中早已发现：当这批曾经在各自国土的作家的作品被悉数解禁，公诸于世后，和人们所期待的还是有所出入。这出入并非仅是萨米亚特创作受到多么大的压制，这种被压制的声音是多么值得同情，而是在同情与压制之外，萨米亚特本身未被世人所知的文学力量，其多元和独特，前瞻性和反叛，无论是在哲学上，抑或文艺批判上，所具备的思维模式和开创性，放诸当时的时代是超前的，哪怕时至今日也不落伍。 

也因为这样的发现，单纯将萨米亚特定义为反对派作者的地下出版物集合，是一种有欠公允的定义。而公众、历史学家、文学界，也都陆续意识到萨米亚特的价值。曾寄宿于萨米亚特之名下的作家，不仅仅只应有伊凡·克里玛和米哈耶洛夫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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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声音，对于集权的控诉，身体力行的革命活动固然能为萨米亚特作家们带来些许壮烈的牺牲意味，但倘若因此也要将其文学和思想的活力和政治革命相互连接，甚至以一概全，这或许是另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审查。 

回溯萨米亚特的历史，更多的还是要和发生于上世纪东欧各国的种种运动相联系。无论是布拉格之春，抑或是匈牙利起义。在这些革命运动的背后，知识分子的声援因为审查制度而颇显脆弱，岌岌可危。在强权之压下，从匈牙利，至捷克，到南斯拉夫和波兰，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以“地下出版”的形式进行创作，努力与当权者持有的“一种声音”抗衡。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抗衡下，某种形式上的共性促成了“萨米亚特”这样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文学集合的诞生。萨米亚特是俄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同期创作下，“萨米亚特”这一词语成为他们良心的隐喻，成为对抗的隐喻，最后成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统一定义，成为他们的一个代名词。 

随着东欧此起彼伏的革命态势，文化、经济、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萨米亚特的创作也从最初单纯的质疑制度，转而呈现多维度的创作延伸。这种多维度的创作，大约是寄身萨米亚特之名下的作者们，于紧闭的文学钳制下，努力趋近自由的群体性智慧的体现。对自由的向往是萨米亚特脱离单纯反抗集权的后动力。在这种后动力的催促下，我们看到了尽管恐怖的审查时时刻刻激催着这些作家久经折磨的良心。但因为对自由存在的追求，他们克制住了纯粹感性的批判，极力避免让萨米亚特走向一个单纯围绕“意识形态”进行斡旋的政治性文学派系。 

3 

在萨米亚特诸多作家的自发意识下，萨米亚特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指向日益丰满。当我们多年后阅读萨米亚特作家群中极具才情的作家丹尼洛·契斯的散文，我们竟然没有看到革命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种种激烈和忤逆，反而于当时极其先锋地对“中东文化的自身的矛盾”这一问题提出了前瞻性解读，并且在当时主流呼吁“中东文化的归属统一”的大声流中，敏锐质疑“过度简单化地将一个具有如此多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宽广地域看作整体，其到底有多少价值呢？”倘若这些独到而先锋的声音在当时被极权的声浪和镣铐封闭显得荒谬，那么在针对萨德侯爵这一历经数百年解读的文学形象人，丹尼洛·契斯颇具实验性的见地将其与诺斯替教派的教旨相联系，进而又将萨德这个文学符号置于整个中东的文化浪潮之中，作以比喻，以讽刺顺从极权的虚假和谄媚。这一切是不是萨米亚特作者们高明又富有灼见的表现呢？只是这样令人惊喜的思考力，最终没能成为那个时期当权者眼中的宝石。 

在萨米亚特诸多天才般的作家的激情驱使下，不仅没能让萨米亚特在与极权对抗的文学冒险中丧失了思考力，一味陷入乏味的“伤痛集体回忆录”式的迂腐之中，反而在他们自发营造的自由环境中，避免了语言这一珍宝被破损的命运。在另一位出自萨米亚特作者群中久负盛名的米哈耶洛夫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萨米亚特对极权之下语言命运的担忧。“虚构的历史取代了真实的历史。当然真实的历史不会因为人们不能掌握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而想废除就废除。但虚构的世界却足以导致精神奴役，这精神奴役会让我们的语言被破坏，甚至摧毁。” 

基于对语言天然的热忱，对其的保护也会自然滋生于每一位萨米亚特作家的内心。在伊凡·克里玛和乔治·康拉德的一系列回忆录与小说中，都尽可能还原他们各自内心原初的中东语言，无视在当权者利刃下的语言机制。而作为翻译家的兹德纳克·厄巴内克，则一直致力于翻译大量乔伊斯、艾略特等作者的作品，编辑兼小说家路德维克·瓦楚利克则时刻都在忧虑“语言”的命运。 他在创作的一篇名为《词语》的散文中如此哀叹：“我找到词语，然后又放弃它们。它们太危险，不能发出声来。我放弃了词语，因为它们不是新颖的，更不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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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在特殊时期下的中欧诸国，因为其语言权利的丧失，对于语言的沿袭传承，多少都是由萨米亚特作家们自发牢固和翻新的。对比有同样经历的一些极权国家，同样面对“语言”被破坏的历史前景，对语言的补救和使其重生的效果，与有萨米亚特这样的文学集合存在的中欧诸国相比多少显得逊色和疲惫。 

保持与极权语言机制对抗之外的文艺创作和思索的独立性，治愈极权语言机制下自我腐朽的语言，除此之外，萨米亚特作家们还力图保持着文艺评论的“纯粹性”。萨米亚特作家们试图恢复一个正常的文艺世界，在不正常的社会机制下，使用评论和剖析的方式，几乎展开了一场新时代的文艺复兴般的运动。从丹尼洛·契斯对萨德侯爵的先锋式解读到伊凡·克里玛对于卡夫卡灵感的精美剖析，再至米兰·简曼针对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悖论”主题的几乎是最早的评议。尽力保持没有色彩的文艺世界以正常态势存活的方式——萨米亚特作家们以单纯的心，在不安的世界中持续保持对文艺作品的思索和学习。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被限制，他们仍然不停歇地思索和学习，居然越过了极权时代思想的愚昧和落后，与外部世界的思想潮流保持了同样的步调，甚至还有所超越。基于这些作为，让萨米亚特这一颗小小的地下文学星球，终将不被恐惧、单调和血腥包围，终将脱离绝望和灰暗，尽管置身无光之所，也尽然如常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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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都归因于所有以萨米亚特为居所的作者们，其天性对自由的向往。虽然萨米亚特所倡导的自由创作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不自由”的观察和对抗之上。这种相对的自由，是否是他们所认为的真正自由还有待商榷，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在与“不自由”的逐步抗衡中，萨米亚特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真正的自由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一种全新思考，也为自由这一道持久纠缠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题目，奉献出了具有实验主义色彩的以自我经历为蓝图的文学探寻。 

是自由的丧失令所有萨米亚特作家们不得不委身隐匿于地下，忍受无人问津的折磨，忍受谎言的攻击与迫害，忍受无人倾听的孤独。但又因为有着重获自由的期许——他们才要艰难而富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虽居身地下，却一直践行他们各自的期许，以文学的力量。这或许就是萨米亚特最应被我们重新认识和观察的最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