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左右之间

《左右》于2月17日在第58届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编剧银熊奖，这时距离电影制作完成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电影没有立刻上映，也没有宣传，似乎悄无声息，直到柏林的消息传来。在三里屯的一家餐馆，导演王小帅一个下午的时间连续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不同于大片猛烈的宣传模式，投资500万的《左右》到了后期宣传时资金已经所剩了了。“没钱嘛，不可能说花一个大价钱砸一个活动来起到宣传的效果，所以电影节等于说是一个最大的首映，当然要借这个做宣传，四两拨千斤”，王小帅说。电影节的十天对于电影后期的销售至关重要，既是接触海外买家的机会，也是场面盛大的免费宣传。

《左右》的制片人黄斌说其实他们很早就得到了入围柏林电影节的消息，策略性压下了消息并且后延上映日期。现在海外市场的收益仍然占去了六成左右，而在电影节的获奖以及随后而来的媒体的关注也把《左右》推到了国内公众眼前，这对国内的票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黄斌说对于投资方，这一类的电影其实投入产出比并不低，投资大片可能获得的收益大，冒的风险也大，而王小帅这样的导演在国际上的声誉让电影的海外市场有所保障，制作前期签下的法国发行公司就已经可以保证收回成本，而片子在电影节上已经找到不少买家，国内市场所占的比重在数字的计算上其实很微弱，不过“国内市场”对于导演和制作方，也始终是一个放不下的心结，一个努力想要打开的僵局。

海外市场保底，争取国内市场，这种办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在“不规范”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运作。不过在讲到国内市场时，导演的言语间仍然不可避免有很多的“也许”，很多的“希望”，对于票房，也仍然很难非常笃定地叫出一个数字。去年采访在柏林拿到金熊的王全安时，他也讲到希望票房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希望是此类型电影的一个突破，可是结果既没有呈现出大片的铺天盖地，也没有像些更刁钻的小片子一样纵身杀出，我们姑且粗略归为“第六代”的创作之于国内市场，似乎还处在以非常平缓的速度寻找一个契合点和切入口的过程当中，几年前谈论的热点是审查和体制，现在说得更多的则是市场和观众。

作者电影·电影节·观众缘

虽然创作风格各异，但人们对“第六代”导演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印象和预设，频频得奖，票房不佳，也许还带了点怨气。这些“很自然会屏蔽掉一些观众，”王小帅说，“电影其实是多样化的，独立电影或者作者电影本身就有一定的观众限制量，再加上电影节的选片标准也非常苛刻，它代表了某些人的眼光，这些人的眼光覆盖出去在社会上的影响面可能也是有限的，但这些东西是个代表，有广告性质，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也慢慢在国内一个广泛的观众群里一点点去挑选这些未来的观众，我相信他们是存在的，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愚公移山一样。”

媒体一边在报道获奖消息，一边也在指出票房的失利，中间的断裂显而易见。王小帅说不过这也许能让这变成“一个话题，一个事儿”，观众也许会有好奇心去看看这些片子到底什么模样。不过这样的等待似乎有些过于被动，由话题变成真正的上座率，同样有“愚公移山”的艰难。王小帅说现在是人盯人地叫人来看电影，靠着人的传播和口碑。

不过即使票房成绩已经成为一个衡量电影的标准，作为一个创作者，他说做电影最大的乐趣是有感而发，大家都在谈论这个社会的变化，做导演的一点好处就是：掌握着机器，比别人多了点话语权，尤其作者电影，是导演在说话。

当然电影一定要好看，王小帅说，有些文艺片伤了观众是因为它确实不太好看，故事不通顺，观众得不到足够的东西。创作之于他，现在也越来越艰难，寻找着下一个有话可说又可以把握的故事，“始终不要偏离自己对做电影的一个本真的东西，就是你和电影的关系。导演也是希望把他最想做的东西拿出来，这是对电影的一种态度。商业片是另外一种态度，做商业片导演是个执行者，把可能很商业的一个东西做好，这个东西不是代表你个人，我这样做不一样，很多人内心里都很想拍他能掌握的东西，但电影太工业化了，大投资就会牵扯大问题，需要你一一排除，商业体制是不会变的，这时候就要看这个导演和体制的平衡在哪里，如果说导演的杠杆撬不起来就完了，如果磨合得好就好一点，这是一个互相转化的关系，如果给我一个特别大投资我也会考虑这个转化的关系——我能给这个电影什么，这个电影是不是完全异化了我，做一个平衡。”

去特征性，去导演化

从柏林机场出来，王小帅说同行的人都觉得其实柏林和北京的差别不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上已经趋同了，尤其在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去特征性的过程，北京的样子越来越模糊，人的面目也越来越不清晰，《左右》的拍摄地是北京，电影里的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无特征的、疏离的城市。其中的人物人到中年，孩子得了白血病，因为是独生子女，所以只好找前夫再生一个孩子救命。非常戏剧化的情节，“对于一个相对高级的电影观众来说，其实是比较怕煽情的东西”，如何把故事拍得清淡朴素，他说电影语言很节制，是一个去导演化的过程，摄影、美术、音响都一简再简，技术上不可能拿到任何一个单项的大奖。这样的尝试他在拍摄《二弟》的时候也试过，他称为“简约主义”或者“平淡主义”，导演和技术都如隐身了一般，去去腻，洗洗胃。

没有奇幻景观，没有特殊的风俗人情，没有对中国偏远地方视觉上的新奇感，王小帅说这是有意为之，其实也是个冒险，中国电影输出的成功例子大都是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左右》在技巧上又不炫目，如果不能做得触动人，很容易做成个难看的电影。在柏林，他接受了很多国外记者的访问，他们的问题集中在为什么拍了这样一个不太具有中国特色的片子。他说早先拍电影是生活在他乡，对别处的幻想，现在看最早的《冬春的日子》，那时无法去到别处，也没有条件制造一个影像上的奇观，只能面对周遭的状况——两个知识分子相对封闭的生活。如果那时是被动，现在则有了更多的主动意识。

生活在城市，面对的也是都市人的普遍困境，“我们这些人从读书到青春期，走过比较理想主义的时期，慢慢也在变成一个很实在的社会逻辑，结婚，生孩子，离婚等等。对生活另外一个层面的感受也在增加，它不在远处，就在你周边，所以想把这个感受放到电影里”。他说有人说他是从残酷青春到残酷中年，“我比较偏向用理性去克服”，电影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一切在镜头外继续，所有问题仍然存在，但人多少有些包容，不那么暴躁，比较坦然地接受命运。

“我们可能是最后一点尾巴”

王小帅说更年轻的导演的片子他也看过一些，有些不错，年轻导演对技术的领悟和发挥能力越来越游刃有余，“而且他们是在娱乐的环境长大的，越来越重视娱乐性，所谓的思想和问题已经压到平面了，不需要思考，正好也契合了年轻人娱乐化的倾向。对老一代人来说可能会有点担心，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利去评判或者指责这一变化，有了娱乐化之后也会有人提出更新的思考，年轻导演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他肯定也会用新的方式来探讨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开始做事情的时候，老一代就在批评我们，我们就在笑话老一代，所以我觉得老一代最好闭嘴，让不同代做他该做的事情。事情做的好坏整个社会要承担责任，消费者、创作者都要承担责任，创作出来的是低级的垃圾文化时，老百姓是全然接受的，如果有人站出来说不做，现在来说那是鸡蛋碰石头，因为整体的社会的意识推动是很可怕的，人很无力，所以清醒的人会显得可笑。”

他说年轻导演的片子大都快速、时尚、轻、薄，这跟整体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取向是一致的，就像网络的普及，发言权不再没有障碍，轻、薄的东西很容易就出来了，不需要承重。“我们可能是最后一点尾巴，已经被诟病和笑话了，对我自己来说，我想改也改不了，你的整个经历和受的教育让你突然泛娱乐化你做不到，也做不来。”

“你觉得你是个清醒的人吗？”

“也不能说清醒或者糊涂，但是我还是常常做一些违反集体规范和意识的事儿，也不怕被笑话，你看我又开始批判垃圾文化了。同盟者会越来越多吧，很多人看到弊病，看到快速膨胀的隐患，慢慢很多人会理解。”